通过听报告、学文件、讨论、表态，最终有90％以上的毕业生服从了统一分配。按国家计划去往全国各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果然，我被分配到重庆大学电机系任助教。报到后，我担任了电讯实验室的工作并辅导三年级学生“无线电工程”一课。老的讲师们对我说，早就看出来学校会把我留下来做助教的。
在暑期学习团期间，办公室的秘书叫万士珍，她是西南行政委员会高教局局长的秘书，始终蹲在学习团，经常要通过电话给局长汇报消息。那时从沙坪坝向城里打电话都是长途电话，要挂号记名登记，经常听见她登记时的讲话“……万，千百万的万，士农工商的士，珍宝的珍……”士珍是个好女孩，工作认真、踏实，对人诚恳。当时我们在办公室接触不多，后来学习团结束了，她还专程来看我，主动接近我，我知道她对我好，后来她得知了我和孝惠的关系，就不再来了。
斗争中结缘
1951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大运动，那就是在工商界搞“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腐蚀国家干部），而在机关、学校、工矿、部队，则搞“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国家财产）。这个运动的声势很大，可以说是大张旗鼓。我们重庆大学也像所有开展运动的单位那样，把重点放在有物资、金钱流通的部门。
医学院附属沙磁医院，由于有药品、敷料大量流通，自然是重庆大学搞三反的一个重点。校务委员会向沙磁医院派出三反工作组，组长是电机系主任江泽佳教授。江主任是很信任我的，安排我去工作组工作，分配到门诊、药房检查组任组长，重点是查清药房和门诊治疗室的物资账目。而药房主任和治疗室主管是清查的主要对象。我们清查的主要手段就是核对收支账目。我们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去查药房的处方笺，将药品的使用总量与领取药品量对比，就可找出差额，发现贪污的线索。我们搬来成堆、成捆的处方笺，一张一张地统计，工作量大极了，需要很多劳动力，为此，我们找来了医学院的同学一起工作。
那时，王孝惠正在沙磁医院做实习医生，也抽出许多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查账工作。我们日日夜夜在一起，接触多了，彼此很亲近，无话不谈，成了知心知己的好友，实际上，我们坠入了爱河。那时运动很紧张，几乎没有可以个人支配的时间，我们总是把休息时间挤出来相聚。晚上12点以后，查账结束了，或者早上天刚亮别人还没起床时，我们就跑到嘉陵江边，坐在岩石上，相依偎在一起，虽然少睡觉，也丝毫不感到疲倦。当然，同志们也能看出我们是一对情侣，也极力促成我们。我那时住在助教宿舍区的行字斋，邻居是化学系助教李寅，她也给我开玩笑，说我和孝惠是烈火遇到干柴，必然烧得烈焰冲天。
1952年暑期，西南文教部高教局决定不再开办全地区范围内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暑期学习班。重庆地区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暑期学习团委托重庆大学来主办，何鲁教授任主任，不过他只是个名誉主任，办具体事还得靠一个办公室中的一帮人来操作。校委会决定让我来任秘书，仿照1951年的工作程序进行带领毕业生们学习，而最后的分配工作则由西南人事局调配科科长赵钰同志来具体操办。
经过一个来月的学习，关于毕业生的具体分配方案就要公布了。孝惠正好是这一届的毕业生，也在学习团学习。其间，她患急性阑尾炎，做了手术，我在百忙中还得去照料她，也因为此，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恋人关系了。赵钰老和我开玩笑，要我们经得起考验，能服从分配。后来，分配结果出来了，孝惠果真被分配去了云南。我向赵科长说：“我们能服从分配，但是总不能长期演‘牛郎织女’吧！咱们定个君子协定，以两年为期，两年后，你得把孝惠调回重庆。”赵科长保证一定兑现。
1952年，与王孝惠 摄于重庆沙坪坝
于是，孝惠于8月底动身去了昆明。她坐了7天的长途汽车，穿越了云贵高原的丛山峻岭，最后才到达昆明。她在工业厅卫生处报了到，坚持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后来，她去了离昆明100多公里的一平浪煤矿工作，在极其艰巨的条件下，担任起几百人大煤矿的医疗卫生工作，工作踏踏实实，认真负责，受到广大矿工的称许，后又成为了医务室主任，入了党。1954年11月，赵钰科长的承诺果然兑现了，他把孝惠调回重庆第二工人医院工作，我们这才结了婚。
1954年，王孝惠 摄于云南一平浪
上海的进修时光
1952年初，重大电机系收到高教部发来的苏联有线电信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即刻发现，我国过去一贯执行的教学计划有相当多的缺陷。于此同时，学校决定补此空缺。尤其“电信线路设备”和“电话交换机的安装与维护”这两门课程，是必需赶快培养师资和准备教材的。
系主任江泽佳教授决定抽调两位助教到上海进修，一方面在交通大学电讯系旁听与这两门课程相关的课程，并参加实验工作；另一方面在上海电信局的有关部门参加各项工程的施工和维护的实践工作。我分到了电信线路设备课程的进修任务，而做学生时四年一起学习、同时分配任助教的花栅则分到了有关于市内电话和长途电话交换设备的安装和维护的进修任务。
1952年9月底，我和花栅乘“夔门轮”离开重庆。当时正值仲秋时节，天气特别好，这是我第一次乘内河船舶长距离旅行，什么都感觉很新鲜。“夔门”是一艘新船，排水量不过几百吨，载客不过二百来人，四等舱就有床位了，比火车硬卧还舒服一些，给人留下特别好的印象。船上的伙食也很令人满意，买餐劵吃饭，8个人一桌，四菜（三荤一素）一汤，菜量足够吃饱，米饭不限量，比起“行字斋”的小食堂来，也差不了太多。
那时川江不能夜航，我们第一天到了巫山后就得停泊过夜。第二天晚上，客轮到了宜昌，从这里起，就可以夜航了。晚间，我正睡得舒舒服服，突然船身猛地一震，后来听说是碰到了沙洲，这也不能怪“领江”，因为沙洲常移动，不像暗礁那样好掌握，可以避开。第三天傍晚，我们到了汉口，那里的江面是那么开阔，远非朝天门一带能比了。白天，我看见江上船只往来，风帆飘逸，想起了李白的诗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第六天傍晚，我们到了上海。在吴淞口，轮船由长江转入黄浦江，最后停靠在了十六铺码头。岸上灯光昏黄，人声嘈杂，初到一个陌生地方，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我和花栅一商量，决定还是先找个旅馆住下再说，就向路旁的店铺打听哪里有旅馆。我们一口四川话，问谁都摇头，我们好不纳闷：这儿的人怎么不知道哪里有旅馆？
我们扛着行李走了一段路后，又向路旁一位三轮车夫打听。他在抗战时到过四川，听得懂四川话，马上答应把我们拉到旅馆去。我们坐上三轮车，好像走了很远才到旅馆，付了车钱，急急忙忙住进去，一宿睡得很香。次日早晨，我们出门溜达，才发现我们的住处就离下船码头不远，原来三轮车夫把我们捉弄了。吃过早饭，我们叫了一辆三轮车去华山路华东高教局报到，当看到办公室的小黑板上写有“欢迎重庆大学两位教授到交通大学进修”时，我们暗自觉得好笑：怎么小毛头助教成了教授了？其后，我们又拿着高教局的介绍信去交大报了到，被安排在了中院一间临时宿舍，和一位唐姓助教住在一起。他原就职于大同大学，后大同与交大合并，他也来了这里。此后，十个月的进修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