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的功课不算太紧，只有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微积分、大学英语、画法几何等课程，但即使这样，一年以后，往往还有一半的人留级。二年级功课就紧多了，有了专业基础课：电工基础、交流电路、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热工学、工程画、工厂管理、工厂实习等。哪门课都不轻松，这一年下来，留级的人更多，我也不知不觉地背部有点“小罗锅”了。可是，我在学习电工基础、交流电路、应用电子学这些专业基础课时，由于听课时全神贯注，接受得特别快。一堂课下来，主要内容在脑子里“历历在目”，可以毫无遗漏地复述一遍，往往可以帮助困难的同学们全面复习，考试时我也轻松自如，总能得到高的分数。
于是，我给同学们留下了两个印象，一是“高才生”，二是穷学生。那时除了奖学金以外，我毫无经济来源，奖学金那点钱除了吃饭外，每月还有少得可怜的一点“伙食尾子”，靠这点微薄的“伙食尾子”来买点纸、笔，衣服破了，自己东拼西凑地缝缝。一年到头，我多半是一双赤脚，我也顾不得别人笑不笑了。1948年暑期，各个大学招生，可是能招收的名额很有限，要考上大学很不容易。但是高中毕业后，谁都还想上大学，有两个永川同乡来找我帮他们代考，我居然混过监考人的检查，顺利地完成了考试。其中一个上了乡村建设学院，我代他报到，并把他送入学院，事后他为了酬谢我，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另一个“考上”了天津的北洋工学院，但是他不敢去上学，怕报到时露馅。为了酬谢我，他给我买了一本龙门书局影印的工程画，这是我在大学唯一一本属于自己的教科书，其他的书多半是在图书馆借的。
计算尺的故事
我上重庆大学时，经济状况十分窘困，没钱买书籍、文具，甚至衣不蔽体，好在有奖学金，不用交学费和伙食费，才不致辍学。可是到二年级后，技术基础课上来了，“交流电路”一课的作业有很多的计算需要计算尺。当时工学院办公室统一给大家买的计算尺是从美国进口的POST牌计算尺，质量比较差，尺面是照相纸面粘贴的，但还可以凑合用，价钱比较低，但也要10个银元，我实在是买不起。那时，我看到同班同学周景云有一把K&E的高级计算尺，真是羡慕死了。在他做完作业时，我不时向他借来用一用，有了计算尺，就比用对数表来手算要快捷多了。
由于我的成绩好，从二年级开始我就被当选为系学生会委员，管理从英美订购的英语电信技术杂志。刊物放在工学院三楼的一间屋子里，我在那儿值班，这屋子每周有两个下午对全系同学开放，我就守在那里负责办理同学们借阅系里的国外刊物的手续。在同一间屋里，还有一个玻璃橱柜，放有一些杂物，那是院长办公室事务员放的东西。这事务员叫司明修，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城府很深，老奸巨猾。橱柜里放有几支没卖出的POST计算尺，橱柜是用一把字锁锁上的。
一天下午，我怀着好奇心审视这把字锁，发现这字锁完全是骗人的把戏，由7节铜环组成，每个环有纵槽，当所有环的纵槽对齐时，就可打开锁。我想何不趁此时刻，拿把计算尺在值班室做作业用用，但又怕事务员发现少了尺着急。拿了尺后，我在空盒子里留了一张字条，让他来找我，然后把锁锁上了。
哪知司明修没过多久就来了，开锁时发现字锁的数字变了，他就说有人动了他的锁。我吓得要命，赶快去帮他清点，趁机拿出空盒，装入计算尺，取出字条。司明修看见了，一定要看字条，我说是我自己的字条，并撕成两半扔到窗外。司明修清点完，锁上橱柜走了，过一会儿又回来了，手里拿着我的那张字条。他讹上了我，非得说他丢了一把计算尺，凭着字条，要我赔他10个银元。
我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可是我哪里有10个银元来赔他呢？我急了，就去找院长冯简，可是院长根本不愿过问，我真是走投无路。后来，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好友覃昌荫，让他向他哥哥要10个银元救急。这笔钱还没到手，我就去找在财务科工作的老乡高明久，把这件事告诉他，本来想请他出面找司明修了却这件事，但是高先生又和司明修素无来往，那人根本不买账。后来，高先生就给了我10个银元，让我去把那张字条赎回来，才把这桩说不清的讹诈解决。后来，昌荫还是把10个银元给了我，我又不好退他，只好留下来买鞋，买文具。
高先生这个人为人忠厚，对人很诚恳，给老乡们帮了不少忙，大家都很敬重他。1952年学校搞清队，他因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很是害怕，我劝他不要怕，告诉他，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一般参加国民党的，说清楚了就会没事的，但后来他好像还是受到了冲击。
在我们老家永川，曾姓一族是个大族，有好多支系，其中有一个支系里出了一个知名的人物，叫曾伯康。他是留日的学生，回国后，在重庆开设纺织厂，赚了不少的钱，在永川很有名气。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41秋，日机轰炸永川以前有一种传言说，日本军的头头一定知道永川是曾伯康的家乡，必定给日本空军打过招呼，让他们不要轰炸永川。其实，这完全是胡猜乱想，哪有这种可能呢！除非曾伯康是个大汉奸，日本人要倚仗他来侵略中国，才会特别予以关照，而当时曾伯康的势力和地位还达不到这一水平。
那时，电机系里比我低两级的有一老乡叫罗兴伟，他的父亲是曾伯康的秘书，我父亲托罗兴伟通过他父亲给我引见曾伯康。记得是1948年的寒假，我去了重庆小十字曾伯康的办事处，罗伯伯让我在会客室里等着，过了好一阵，曾伯康才出来打了个照面，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过一会儿，有人送来一支很简陋的计算尺。说实在话，这把计算尺压根不能用，但也不好谢绝，留着权当纪念吧。
那时，我父亲还幻想曾伯康能在我大学毕业后收留我，在他的纺织厂安排给我一个工作，其实这完全是不可能的。看来曾伯康并不是那种开明的、重视人才的事业家，像我这样不起眼的人，他跟本看不上。尽管按家族的辈分，我该叫他叔公。
我们曾家属于三大家族（曾、孔、孟）中的一支，后由曾国藩统一了字辈。我记得这种辈分安排是 ：希毓传纪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幼……我祖父是祥字辈，我父亲是令字辈，我是德字辈，曾伯康看来就是祥字辈了。我在重大时，会统系有个同乡叫曾令涵，他和曾伯康是近亲，家里也是很有钱。正是这样的公子哥儿，上学都不好好念书，很多时间是在小沙坪的茶馆里打扑克。二年级时，他必修“微积分”这门课，这对他来说，学起来太困难了，所以考试时，他就让我去代他考，于是就轻轻松松拿到这门课的学分了。1948年寒假回永川，就是他给我买的汽车票。曾令涵在1949年就毕业了，后来我们一直没有联系。
我所经历的解放斗争
我一进入大学就赶上了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1948年，全国各大城市学生运动蓬勃展开，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风起云涌。重庆的学校多次罢课。在一次反内战大游行中，医学院的同学们还把他们的人体骨架标本支撑起来，举得高高的，骨架上写着“我要吃饭”，很形象地表达出了人民反内战、反饥饿的心情。
其间，沙坪坝的学生们徒步走进山城市内游行，往返六十多里，走得又累又饿，但是喊起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口号来，声音还是很宏亮。学生们走到林森路西南长官公署前静坐，抗议国民党打内战，要求头头朱绍良亲自出来接受我们的请愿书。朱绍良赖着不出来，一直拖到深夜，最后莫可奈何还是出来应付了一下，答应把学生们急切盼望蒋介石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的要求呈报上去，末了，派了几十辆军车把学生们送回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