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我很喜欢到松林坡环山路看广告牌上的小字报，看看那些解放区的同学们写来的书信，了解一下解放区的新事物。那时，我们最爱唱一首名为《山那边》的歌：“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种地呀，万担谷子堆满仓，大鲤鱼呀满池塘，织青布呀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呀，没人为你当牛羊。老百姓呀管村庄，讲民主呀爱地方，人人欢乐喜洋洋。”这实际上是歌颂解放区人民幸福生活的赞歌。我们多么企盼早一天过上这样的日子呀！我是一个穷人出身的大学生，从来没有做官发财的幻想，倒是有点想往徐訏在小说《荒谬的英法海峡》所描述的乌托邦。我的初中同学、好友覃昌荫就说我这个人倒是比别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49年4月，在蒋介石假隐退期间，地下党组织我们搞大游行，来配合促成当时的国共和谈。4月21日，学生们到市内举行大游行，哪知那时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已经开始渡长江了，蒋介石恼羞成怒，要对游行学生下毒手。化龙桥红岩村下的公路上，国民党军队修起工事，架起机枪，只要学生走近，就开枪扫射。地下党组织立即改变计划，为了保护同学们，决定只在沙坪坝地区游行。我们一边走一边高唱：“反动的政府就要垮！就要垮！……”在得知解放军渡江成功后，大家更是暗自欢喜。那天晚上，大家不敢在宿舍睡觉，都集中在工学院石头房子的各教室里过夜，把各个入口用课桌椅封堵起来，以防特务来抓人，气氛紧张，好在那天夜里大家都平安无事。
1949年10月1日那天，同班同学胡天禄的收音机收到了天津电台转播北平天安门游行的情况，我们模模糊糊地觉得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但还不知道是新中国成立了，因为那时重庆还没解放，当地报纸是不准登载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的。
1949年，一进11月，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有一天，我在学生公社的报纸上看到解放军已从湘西北部攻到秀山了，我回到宿舍将此情况一说，同房间的同学徐汉生马上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可能地下党已经有暂时撤离的布置。
当时，沙坪坝流传着国民党要对沙磁区的学生进行大屠杀的传闻，有的人就已陆续离开了，留下的人都纷纷做“应变”的安排。我这个穷学生既不想回家，也身无分文，无从“应变”。我在十六中读书时的女同学易元君从重庆市立二中毕业后，还没考上大学，住在松林坡女生宿舍复习功课，准备下次再考。此时，她看到我们一批穷学生没有能力应变，万一打起仗来，学生食堂关了门，就会饿肚子，于是她进城找到了购买她家涪陵榨菜的老客户，用预售期货的办法，得到几十个银元，除了支援地下党员甘三省离开重庆的旅费，还买来一袋（50斤）白面，在9宿舍门口支起一个小灶，生了火，为大家炒炒面，把炒好的炒面合上白糖，每人分一小袋，作为我们应变的干粮。
11月下旬，形势显得格外紧张。我们宿舍临近汉渝马路，马路上不停地有国民党罗广文的部队经过石门，向川北撤退。一到夜晚，国民党特务破坏兵工厂、电台的爆炸声和火光不时出现。学生会从校警队弄来一批拉不开栓的破枪，把同学们组织起来护校，我们扛着枪，昼夜不停地在学校四周巡逻，提防坏人混进学校来捣乱。
11月27日下午，我和易元君到四川省教育学院去看望另一个同学孟汇丽，走在一道山岗上，看见歌乐山脚下一处白色建筑物前升起一股浓烟。后来才知道，那里就是国民党和美国的特务机关和集中营——中美合作所，特务们准备撤退，在烧文件。
29日早上就传来新消息，说解放军侦察兵正经过沙坪坝正街，我们赶快跑去看，果然一小队穿着便服、全副武装的战士急匆匆地赶路，不知是到哪儿去。就是这一天，重庆解放了。
30日下午，很多同学都去中美合作所亲眼观看国民党特务屠杀烈士们的罪行现场，那儿已经有地下党的人在清理和挖掘烈士的遗体。渣滓洞监狱外到处都有烈士的尸体，这都是特务们撤退前屠杀暴行的罪证，现场惨不忍睹。
我所经历的解放斗争
过了几天，重庆市军管会派来军代表，开始接收重庆大学，地下党组织、地下社成员和进步同学协助军代表展开工作。由于解放军来得快，打乱了国民党特务的安排，重庆市的学生们才免遭大屠杀的劫难。为了加强对重庆大学的管理，重大很快组成校务委员会，数学家何鲁教授任主任委员，物理学教授谢立惠任副主任委员。
何鲁曾经解答了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闻名世界，传说德国有一个医学研究机构认为他的大脑一定有特别之处，于是向何鲁预付一笔定金，约定在他死后，取走头部作科研用。何鲁确实有些特别，虽是数学家，但笃信佛教，在养身方面有他的实践经验，他认为要长寿就要少吃。他一天只吃两餐，早上到重庆大学来上课，10点吃一根油条，喝碗豆浆，下午四五点钟再吃个半饱的素食，可是总是很有精神。记得1950年斯大林70寿辰，重庆大学在校内团结广场开庆祝大会，他在大会上讲话，一本正经地说 ：“我给斯大林大元帅提个合理化建议，要长寿，就要少吃饭……”下面群众窃窃私语，认为老头有点不够严肃。
解放初期，我在学生会做些工作。工作之一是担任学生会广播站的编辑，组织和编写稿件，每天午饭向各个食堂广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表扬好人好事。每逢开大会、开晚会，我就参加布置会场，安装扩音系统，安装照明灯具，常挑着一担器材，光着一双脚，像工人一样到处奔忙，不怕苦，不怕累，给老师们留下的印象是我很进步。
那期间，重庆市军管会在经济上还是很紧张的，不可能把各个高等学校的费用都包揽下来。重庆大学有几百个像我这样靠奖学金吃饭的学生，怎么办？学生会发动大家勤俭节约、劳动互助，为了减少食堂的开支，我们学生自己到嘉陵江边给食堂挑运大米、煤炭，从江边到学校有一二百级石梯阶。我挑着120斤的重担，一步一步向上爬，下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于是引起双腿静脉曲张。后来从1964年到1968年参加我国首批核武器的试验，较长时间受到核爆炸后剩余核辐射的照射，使得静脉曲张加重。年纪不大时不太觉得难受，可是到了晚年，问题就来了，静脉曲张越来越厉害，不但疼痛加重，甚至走路也很困难。后来不得不在2001、2003年两次住院动手术，把双腿表层静脉抽取并结扎了。
解放不久，地下党就公开了，其实原来我们多少也知道哪些人是地下党员，电机系就有印天纵、徐汉生等人。老印马上就任重庆大学学生会主席，接着任重庆市学联主席。毕业后，就任重庆市大溪沟发电厂副厂长。很快，地下社的社员也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我后来也在1951年五四青年节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7月1日晚上还到大坪西南军区大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纪念大会和烟火晚会。
与爱人结识的前与后
暑期学习团
1951年6月，学校对我们班学生进行了毕业鉴定。工学院院长王际强教授和电机系主任江泽佳教授都对我的学业成绩、政治思想予以十分肯定。当时虽没明说，实际上把我留校做助教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了。
接着7月中，西南行政委员会文教部高教局和西南人事局就在重庆大学组织了全西南地区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暑期学习团，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便实行毕业生全国统一分配。学习团办公室把我抽调出来，安排我在办公室秘书组工作，主管全团的大会扩音和日常的有线广播。秘书组组长是军区调来的军队干部邸庆丰，而副组长则是四川省教育学院的地下党员谭厚兰（女）。在这一个多月的政治学习中，西南行政委员会的各级有关领导多次来团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