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音从天降，欣喜若狂。尝够了流离滋味，准备还故乡。八年阔别，故乡该无恙。那小桥流水，那江南草长，那庭院绿茵，那田舍风光，那家乡的父老，那慈祥的高堂。我已思念了千遍万遍，我已思念了千遍万遍，如今快见面了，怎不欣喜若狂？怎不欣喜若狂？卷诗书整行装，上征途意气扬，江流似箭，观山退两旁，怎比我归心更急，恨不得插翅飞翔。待看，重整家园，天伦欢聚一堂，重建新中国，富乐安康。”
我也买了一个楠竹笔筒，在上面用雕刀刻了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以此作为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
抗日胜利了，我们国立中学学生的生活来了一个突变，吃碛米、水萝卜的半饥半饱的日子，一下子像梦一样地消失了。教育部拨来一大笔钱，将我们的膳食级别提高了若干个等级。每天吃饭时，桌上都摆满了鸡、鱼、鸭、肉做成的十来个高档菜和美味汤，主食是白米饭、大白馒头，任你吃，任你喝。最初，我们狼吞虎咽，放开怀大吃大喝。可是，过不多久似乎有点“脑满肠肥”了，过去闻到菜香就馋涎欲滴，腹中雷鸣，渐渐地反倒嫌弃油腻了。到高三了，功课也不似低年级那么紧了。这时开始忙于复原的事，各省的同学都筹组各自的同乡会，筹划返乡、转学。1946年5月中，国立十六中正式宣布解散。我们四川同学和那些暂时不离川的同学，听说都要集中到青木关中学或重庆市立第二中学。到底怎么安排，只好等正式的通知。这期间有的人在树荫下打扑克，有的人坐茶馆，真的很悠闲。
我还得提一提一件不大不小的闹剧。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控制我国东北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是苏联红军。日本在我国东北的关东军是被苏联红军打败了的，关东军投降了，苏军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镇。蒋介石来不及把军队运进东北，在东北的八路军也一时没有那么强大的武装从苏军手里接过东北所有城镇；另一方面，说实在话，当时斯大林是怎么想的，谁也说不清，反正苏军占着不走。
蒋介石一看军队进不去，就改变了手法，派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试探着到东北去接收厂矿。有一个好像叫张辛夫的煤矿工程师，到抚顺煤矿去，不知怎么死了。于是，国民党就借题发挥，说是苏军杀害了中方的技术人员，想强占东北，说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一时间在蒋管区煽动起狭隘的爱国主义。学生们刚体会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涨激情，经这一煽动，马上火冒三丈，于是好多城市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我们十六中也不例外，高中部和女生部联合起来，举起“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横幅，走上永川的街头。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东北同学——我们班上的王钢和女生部的一个女同学，我们绕着永川的主要街道游行一圈回到学校。后来慢慢体会到，这是蒋介石利用了学生运动。
入学之前
1947年7月，重庆大学招生，我同其他一些考生从永川乘长途客车走了四五个小时，到了重庆市小龙坎。好在有永川的同乡照顾，我们被带到了重大松林坡的一栋四壁无墙、仅剩屋顶的房子里。还好，地面是光溜溜的水泥地板，大家把带来的简单被褥打开，安排好自己的铺位就放了心，心想：还不错，住几天免费“旅馆”。
报名后第二天，我们到南开中学受彤楼参加入学考试。第一场考数学，没想到在第一场考试中我就吃了当头棒，考题相当难，4道题我大约就做完3道多题，心里很不痛快。从考场出来，我看见东一群西一群的“考客”，都在说数学太难了，好像还没人说考得满意的，我心里才稍稍稳定一点。
两天考试结束后，我赶紧回了永川，要不连吃饭都没钱了。回家后等待放榜时，我心中并不泰然，虽不是完全没有把握，但总没有充分的把握。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正躺在街边地面的竹席上乘凉，八九点钟的时候，有一群同学从城里回来，快到我家时，有一个同学就高声呼喊：“曾德汲，你考取了重庆大学电机系第三名！”我这才算吃了定心汤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小跑步进城，在中山路中华书局门口报栏上看榜，果然，的确是考取了电机系第三名，名字前有一个星号，表示可以申请奖学金，但必须有当地县政府的家庭清寒证明。
我急匆匆赶回家，按照办家庭清寒证明的程序，先找甲长签字盖章，再找保长签字盖章，然后去找永昌镇镇长签字。甲长、保长都住在本街上，人也熟，找起来也容易。可是镇长马纯武住在英井路，我从来没和他打过交到，好在他是我在永川中学高中部读书时同班女同学马维璋的父亲，马维璋和我还是挺熟的。
我跑到英井路马家住宅外，也不敢去敲大门，而是走到他家临街的厨房前。恰好厨房门开着，我看见马维璋正在门内摘菜，我就把要办证明的事告诉她，她就拿了签字单去找她父亲，约摸几分钟就签好字盖好章拿给我了，真是再顺利不过了。我立刻跑到县政府，找到办事的人，他们都说考上大学是好事，县里一定支持，大印也盖上了。
第二天我就乘车到了重庆，这是我第二趟到重庆大学，路自然是熟的，我很快到了理学院办公的地方，打算办理申请奖学金的手续。可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申请奖学金需要一个担保人，而我在沙坪坝•举目无亲，找谁作担保人呢？正一筹莫展之时，我忽然记起在四川省立重庆中学念过高中的好友覃昌荫说过，我们在英井中学念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李明忠的哥哥在四川省立重庆中学作训导主任。我思量着不妨去求求他，只是那时已快天黑了，先得找个过夜的地方。好在8月底还很暖和，只要有个能躺下的地方就可以过夜。
经别人指点，我在理学院礼堂三层楼上找到了这样一个好地方，这儿还是木地板，不用铺，也不用盖，躺下就可睡觉，真是天助我也！一躺下，就看见房顶的大梁上写有理学院新建时的上梁纪念：“民国十八年×月×日糓旦（即谷旦，表良辰）”。真巧，我和重庆大学还是同龄的，所以重大校庆对我来说，实在是好记的。第二天早晨，我就到工学院西北侧不远处的四川省立重庆中学找到了李主任的家，向他说明来意，他立即给我签了字。感谢之后，我快快回到了理学院，把申请奖学金的事办妥了。
重大时光
重大开学后，我到理学院礼堂报到，接见新生的是兼任重大电机系系主任吴大榕教授（中央大学电机系主任），而面试我们的人是赵孝荣老师，他拿出一本英语教科书，让我念一段，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防止有顶替代考的事。
面试后，我到教务处注册组注册，再到总务处登记，之后，学校把我分配到了柏树林9宿舍住，我这才真正地成为重庆大学的学生了。柏树林宿舍区有4栋简易平房，分别为9、10、11、12宿舍，都是抗日战争时原来中央大学的简易学生宿舍。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后，这些宿舍便都移交给重大使用了。以前修建时，估计最多凑合三五年，没想到抗日战争竟长达8年，这批房子早已超期服役了，可重大接收下来仍然继续用，可以想见这4栋平房的破损有多么严重了。
柏树林还有D组学生食堂和学生公社。重庆大学有四个学生食堂，分别为A组、B组、C组、D组，依次属于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一年级，伙食水平也依次下降，D组吃得最差。因为新生最能吃，主食消耗很大，自然菜品就很差了。但是和我当年在十六中时相比，又好多了，基本上能吃饱，而且每天中饭总有一碗“水炖膀”，香得馋人，我总能吃到一块不大的带瘦肉的“肥坨坨”，很香很好吃。学生公社是基督教教会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教徒做礼拜和牧师传教，但平时也为学生们做点好事。在这儿，学生可以看报，阅览杂志，借点一般的图书，每周周末还有唱片音乐会，听音乐之前，有音乐行家作介绍。从那时起，我才知道那些西方古典音乐大师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