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7年报考大学时，谢发迹听信了他亲戚的主张，报考了当时的“中央警官学校”，蒋介石是那个学校的挂名校长。毕业后，他于1949年曾任重庆市南岸区的警官，也因此背上了历史的包袱。解放后，他又重新考上了重庆铁路学校。毕业后，先是在永川临江场火车站工作，后来被调到永川工务段工作，直到退休。他现在都八十多岁了，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右手震颤不停，不能写字，和我们通信都靠他女儿代笔。
第二个是林长治，长治在北山时，少年英俊，风流倜傥，韵事多多，现在说起来我们还是会哈哈大笑的。他后来在成都上了“中央军官学校”（也可以说是黄埔军校的后身吧），毕业后成了“国军”军官。1949年，他到了台湾，曾是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成员，后与一美国女子结婚，生有一子。后来，这位美国妻子因车祸去世了，儿子跟着他的舅父不知去了何处。1992年，长治回大陆探亲，几经周折找到了老同学张颂甲。在颂甲帮助下，与吉竹珍结了婚，虽是老夫少妻，但他们感情甚笃，家庭温暖。
长治记忆力强，关于在桂溪、北山发生的那些往事，他能历历叙述。此外，一口四川话说得地地道道，还写了不少的回忆录。
第三个是文叔和，当年在北山时，他矮而胖，我们叫他小胖子。他有一股蛮劲，有一次他和我闹着玩，双手卡住我的脖子，那时由于营养差，晚上往往又睡眠不足，一下子我就晕厥倒下了，把他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好在过了一阵子，我又苏醒了，从此他再也不敢蛮脚蛮手捉弄人了。
在教室里，我们几个小矮个的同学坐在第一排，我身后坐的是戴新炳。他是湖北房县人，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留下了一些麻子，有很强的自卑心理，学习不怎么好，但脾气怪，爱发火，不爱说话，不爱理人。最初，我对他的确很怵头，后来他常向我问数学题，我也耐心帮助他，于是他的态度转变了，有时还和我聊聊天。湖北房县离神农架很近，他就给我讲起神农架野人的故事。他说：有一次，日本飞机在神农架附近飞过，飞机的轰鸣声把野人吓得跑出森林，匆匆躲在一户农家茅屋的屋檐下。野人相当高，躬着背，头还能顶住屋檐，飞机飞过去了，他才离开。屋中的农民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我头一次知道神农架有野人。
我的同班同学中，工作后住在北京的只有一人，即张颂甲。我来北京后，虽然我们同在北京住，但40多年互不相知。后来王克明同学告诉了我他的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去，可是接电话的是他儿子，说他已迁住顺义的天竺花园。我从他儿子处得到新电话号码，按新号码拨通电话，接电话的正是颂甲，我一提我是某某，他马上叫出了我的绰号“耗子”。因为我在北山时又矮又小，又是四川人，所以就管我叫耗子。
几十年不通信息，原来我们还都在北京，多么令人高兴呀！我们马上约好时间到天竺花园相会。更难得的是，十六中同学林长治、邬惠乐也来了，四对夫妇欢聚一堂，那高兴劲真非同一般。为了加强联系，我们商定把京津两地十六中的同学都联络起来，编出通信录和简介，不定期举办聚会，过年时给大家寄发贺年片，让老同学们在晚年更欢欣。
学校的文娱活动
在北山，不但同学们学得热火朝天，各种文娱活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清晨，北山北边城墙上嘹亮的歌声比英语朗读声更高亢激昂，这些歌曲我们至今不曾忘。王克明于2002年汇编了《老歌共吟唱》，我每翻开一页，每唱起一首歌，都勾起对当年北山生活的回忆。
当年我在北山时，是一个读“死书”的人，全心全意都沉浸在数理化的书本中，我没参加歌咏队，但是年轻人谁不喜欢唱歌呀！同学们唱，我也跟着唱，也唱会了不少的歌。翻翻《老歌共吟唱》，我还能唱出《主人翁进行曲》、《枪口对外》、《游击队员之歌》、《歌唱八百壮士》、《玉门出塞曲》、《工农兵团结起来》、《故乡》、《多好的月亮》、《毕业歌》、《梦里花儿落多少》、《叫我如何不想他》、《My Heart Right There》、《北山之歌》、《嘉陵江上》、《松花江上》、《太行山上》、《黄河颂》、《黄水谣》、《飞花曲》、《忆江南》、《救亡歌》、《棠棣之花插曲》、《还乡行》……
十六中同学们的话剧演出也是著名的。在那困难的日子里，北山公园没有电，操场边那个小土台也显得很寒碜，而同学们高超的演技却弥补了这些致命的不足。十六中一要演话剧，不但本校的北山高中部、万寿宫女生部、茶店场的初中部都争相告知，就是英井中学甚至永川的市民都传遍了，都想前来一饱眼福。要不是校门口的校警把门把得紧，外边的人潮准会涌进来。由于那操场根本就容不了那么多的观众，校方也只能那么做。那时舞台的照明也很简陋，就靠两盏“煤气灯”（加压煤油灯和喷燃口的釷丝罩）来照明，但是亮度也赶得上今天那种新技术的大功率碘钨灯。而且操作人员巧妙地利用木制的灯箱改变灯光的方向，使灯光在演出期间照在舞台上，闭幕时又照在观众席一边，操纵起来还十分便当。
从1941年到1946年的5年间，十六中先后演出了诸如《雷雨》、《万世师表》、《桃李春风》、《此恨绵绵》、《杏花春雨江南》、《棠棣之花》、《落日悲歌》等大大小小的著名话剧。同学们自己组建起来的“北山话剧社”成为学校最有吸引力的社团，受到广大同学观众的欢迎和爱戴。
抗战胜利的前与后
1944年秋，蒋经国发起十万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的运动，组建了青年军，使广大青年走向抗日前线。北山的同学们也有一些报了名去参军，我们班蔡建华同学便是其一。
过不久，参军的人就要去荣昌县集中了，一辆军用大卡车满载着参军的学生开出永川城西门，沿着成渝公路缓缓西行，数以百计的送行同学跟在车后。我们唱起了正在重庆上演的郭沫若名剧《棠棣之花》的插曲 ：“去吧！兄弟呀！去吧！兄弟呀！要用你鲜红的血液，鲜红的血液，浇灌出自由之花，开遍了中华！开遍了中华！兄弟呀！去吧！兄弟呀！去吧！”热泪沿着我们的两颊流个不停，同时，人群中发出一阵阵的抽泣声。送行的人们跟了十多里，车上的同学劝大家回去，于是车停下来，车上的同学下车和大家拥抱、告别，然后汽车疾驰而去。我们带着一双泪眼，默默走回北山。
过了一两个月，有同学回北山来，谈起荣昌那边的情况，言谈间有些后悔，说军训生活不是大家想象那样好，尤其是国民党的特务作威作福，讨厌极了。我们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格外难受。抗日救国哟！怎么这样难呀？
1945年8月，正值暑假，我离开学校回到西外老街的家里。15日那天傍晚，忽然听见永川城里有鞭炮声，我有些纳闷：又不是节日，也非婚礼，谁会放鞭炮呢？过了不多久，我听见有一群欢声笑语的人沿着大街从东边走来，离我家不远时，他们高声呼唤我的名字，我听出来了，是我们班上的一群同学。他们掩盖不住内心的狂喜，高声喊道：“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我从地面的凉席上一跃而起，想：“老天啊！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了！”我们拥抱、跳跃，声嘶力竭地欢呼。大家簇拥着在大街上且唱且跳地行进，从大巷子走上成渝公路，再沿着公路走回城里，回到学校后，大家兴奋得不能入睡。
宿舍里，从沦陷区来的同学们都在扎成堆讨论着，向往着早日回到故乡，他们匆匆忙忙地收拾东西，好像第二天就要顺江东下似的。其实战后复原的过程比我们所想象的要长得多。假期过后，我们仍然恢复上课，但是总难恢复到以往的平静了。不时会听见《还乡行》的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