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家中吃的用的爸爸都要我让着伯父家的姐姐和弟弟。当时我们是5口之家，没有土地——农村没有土地就没有生活来源。大约在一起过了一年，奶奶就让我们一家人另起灶火了。这里边当然有伯父伯母的意思，父母无奈地答应了。
分家的安排是：奶奶住两间正房，剩下的那三间厢房是一家住一间半，我们还是在一个院住。至于分给大伯的牛、车，我们家也可以用，但没有拥有权。这相当于我们家除了那一间半的厢房，别的什么都没有，所以父亲伤心了一阵子。
因为回老家是父亲的意思，母亲便埋怨他。而父亲更是觉得委屈，他在东北经商挣的钱都寄回了家里，五间带院的房子和牛都是他出钱买的，用牲口拉着运送粮食的木结构“铁瓦车”也是他买的。伯父前妻死后继娶伯母，结婚都是我父亲花的钱，最后却什么也都没有得到。本以为回到老家，一家人能融洽地生活，结果在一起只过了一年，就把他分了出来。父母的争论，我在一旁听着，只觉大人们太复杂了，有些事我也不太理解。
可现实没有给他们更多争论的机会，毕竟一家人的吃喝还全靠父亲。这以后，父亲用他过去的积蓄买了四亩地，打的粮食刚够全家维持生活，平时再做些小生意。
农村组织建立了农业合作社，土地农具都入了社，大家凭劳动工分吃饭。父亲因是买卖人出身，做农活“不巧”，只能是八成劳力，人家挣10个工分，他才挣8个。可那时我们已是8口之家，我下面已有了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他们都小，除上学的，两个小的还需大人照顾。所以，父亲挣的工分一年下来分的粮食只能勉强度日。
冬天，我们吃一冬的地瓜（白薯），因为比粮食便宜；春天到处挖野菜充饥；到了夏天，吃的自不必说，所穿的也只有一个背心一个裤头。孩子们一年也见不着零花钱，零食更谈不上了，饿了有吃剩下的菜饼子充充饥就不错了。只有到了春节，亲友拜年时带些糕点，才能给我们每人分点解解馋。凡这种事，还得大的让着小的，小的让老的。
父亲虽不是好庄稼人，教育子女却比一般庄稼人强多了。他常常用所学的孔孟之道里做人的道理教育我们。他常对我们说，做人要“仁、义、礼、智、信”。见了熟人要打招呼问候；家里来了客人，先要站起来让座，垂手站立；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能插嘴；别人有困难多帮忙；和小朋友一起玩，不能打架，要忍让。“孔融让梨”、“曹丕七步成诗”等小故事他也常拿来教育我们。我们兄弟四个的乳名中带有“信、义、忠”，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父亲一生忙忙碌碌，为了这群儿女，早晚不停地干活。冬天，在别人还没起来的时候他就去拾一捆柴；春天，他要去割一筐喂猪的野菜。不管怎样，日子还是艰难，父母有时候也后悔，当初不应该带着我们回老家尽那份孝心，结果不但没尽孝，反而受到排斥。看得出来，父亲只能“打掉门牙往肚里咽”。
这时，我已不是小孩子了，而是戴了几年红领巾的大孩子了。见到家里如此贫困，主要是家中没有劳力，工分挣得少，不如人家过得好，我也要跟父亲挣工分。由于家庭贫困，我的学习也受到干扰，除帮父母下地劳作，闲下来还要割草拾柴，结果初中都没考上。
至此，我便不想再继续上学了，想帮着家里到生产队干活。开始，家里是不允许的，因那时我个子长得矮。“生产队又没有你这样的孩子上班，让你干什么呢？复习一年再考。”父亲说。他认为，人要有出息，唯有念好书。可是陷入困境的家也真的需要有个帮忙的，何况我没有念好书，落到了别人的后边，我还能有造就吗？到这时，我觉得活泼、天真、浪漫的童年完结了，充满幻想和激情的少年时光也接近了尾声。这时，我就想着怎么帮家人跟上别人家的生活水平，如何面对社会上这些人和事。我觉得自己成人了。
年少做工的苦与乐
夏天，酷暑又多雨。嫩绿的芦苇苗，容易被阳光灼伤，也时而被漫过头顶的雨水淹没，透不过气来。但我还是一节一节地长高了，挣脱了浑水，继续呼吸着周围清新的空气。这一节节的成长是疼痛的，而我感谢这些疼痛。因为它们，我的成长才不会如此平淡无味；因为它们，才让我更真实地感受到了生命的不易。
出工“狼窝口”
大约是在1958年，“整社一体”，农业社转变成人民公社，村子被分成了4个生产队。我天天下地劳动，队长嫌我个子小干不了庄稼活，责备我在春播时牵不好牲口。后来，各队出河工，我就被派出去顶人充数了。
到工地后，我被安排干抬筐的活。两个人使一个扁担一个筐，筐里装满泥土后抬着走，用于叠河坝。而我年纪小个子矮，二人抬起筐自然向我这边滑，腰都挺不起来，更别说走了。这之前我肩膀从来也没有放过这么重的东西，顶多偶尔挑过两桶水，也不是整天干。
一天下来，肩上红肿起了一个包，火辣辣地痛。我一夜没有睡觉，早上起来就想回家。工地的领导知道了，批评我：“你回家，你们队上缺人怎么办？”“我干不了，非干不可么？”当时我很气愤。
经大家劝说，我留下来不用抬筐了，改用铁锹装筐。吃过早饭，集合上工地，那时是军事化管理，扛扁担的、背筐的、扛铁锹的一起排好队，宛如上战场的大军。由好几个乡社组成的挖河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前行进着，很有气魄。我们这是去挖河兴修水利，“引入滦河水，灌溉百万田”。比我稍大的、比我壮实的，一路上有说有笑，还互相打逗，好像干活的事都无所谓。我原以为这活不错，可这一天干下来两只手全都磨出了水泡，回去后用针把水放出去，疼痛难忍。
第二天，我一摸锹把，手都攥不死，更别说挖土了。这时，本村一个大叔走过来，他叫王建平，虽然只长我两岁，辈分却比我大。他说：“怎么样？干不了了吧？”我也不出声。“回家吧，”他接着说，“我也是，这个工地太累，上下顿总吃窝头，我吃不下。人家身强力壮的，一顿五六个窝头，还喝两大海碗粥，可我只能吃一个窝头、半碗稀粥。一样摊粮食，却让他们多吃了。”
“我也想走，可是来时是坐牛车送来的，离家八十里，怎么个走法？”
这位大叔说：“你别管，我认识。”
早饭后集合，大队人马又浩浩荡荡出发了，离干活的工地还有十七八里路，我俩约好去厕所，等队伍走远了，我们就朝家的方向走了。
当时，我们还嘎嘎地笑，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当了逃兵！
他却说：“什么逃兵？到家找队长，给换个地方。”
“谁愿来这个鬼地方，你知道咱住得都是什么地方么？”我说不知道。
他说：“狼窝。”
“啊！还有叫这名的？”
后来我找人一问，这里确实叫“狼窝口”。早年间，滦河从此流过入海，这里是一个入海口，每年洪水暴发，滦河时常改道，渐渐往东移。这里居住的人多了，变了村庄。传说这个名字还是清朝康熙微服私访时来到这里给起的，原名叫“野猪口”，康熙一听，心想：我的名字有“康”字，猪吃“糠”是天经地义的事了，到这里太不吉利。皇帝心中不悦，让侍从把下海的渔民找来说：这个野猪口的名字以后不要叫了，要叫“狼窝口”。康熙认为：狼把猪吃了，就没猪吃糠了，化凶为吉。“狼窝口”这个名字从此叫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