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每天都有新的玩耍项目，我玩得很开心。春天到了，野外一片新绿，其间有一片片黄的花、蓝的花、红的花，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鸟也一天天地多起来，鹦鹉、黄雀、画眉、串鸡，此外还有“瞎妞”。“瞎妞”是一种很小的鸟，比麻雀小，羽毛是黄绿色，眼的周围带个白圈，很好看，它们往往是一群一群聚在一起。
大人们白天在自家地里忙碌，尤其是春种秋收，一时也不得清闲。到了夏日阴雨天，听见南面轰轰的雷声，奶奶说那不是雷声，是海水涨潮的声音。我好奇地问：“怎么像打雷的声音呢？海，什么叫海？是什么样子呢？”
奶奶说：“海很大很宽，都是水，无边无岸。而且海水是咸的，不能喝，千万不能去海边玩，掉下去会淹死的。”听奶奶说了以后，我真的不敢去远处玩了，因为据说十几里外就是大海，不能去，去了会淹死的。
可后来见到街上有卖鱼虾、红牡蛎、贝类，蛤蜊、蛤子、蛏子，很多很多。我发现一个问题：奶奶说海水是咸的，不能喝，那这些鱼和贝类怎么在海里生活呢？我去问奶奶，奶奶想了半天才告诉我：海水，人不能喝，鱼是海里生海里长，它们能喝。我似懂非懂，但总觉得是个迷。
到了秋天，高粱红了，谷子黄了，瓜果也熟了，除了家里有的，买也便宜，比城里丰富多了。当然，住城里也有好处：房子高大、有马路，下雨可以不沾一鞋泥；有电灯，夜间可以走路不摸黑。这些农村是没有的。乡村的土坯房有时还要在房子顶上抹上一层泥，为了下雨不漏；用白纸糊起来的窗户，不像城里房子的玻璃窗那么明亮。天黑了，点起用小玻璃瓶盖盛的煤油灯，有的人家用个瓷盘，里面倒点菜油或棉子油，上面再放一条棉花条（稔子），用火柴点起来照亮。村里街道没有水泥和石头，下雨满地泥泞。
新识一家人
从东北回来，对老家的家人我很陌生。直到后来，我才渐渐地熟悉了他们，并且听说了他们的往事。
爷爷早逝，可能是在二十多岁就去了，留下三个孩子——伯父、父亲，还有大姑。奶奶从二十多岁守寡，还得带着三个孩子。
奶奶常给我讲那个时候的苦。她说，那个时候起早贪黑在家纺线、织布，然后卖布或者是给别人家做衣服，以此为生。在父亲小的时候，我奶奶就那么生活。她说：那时候不讲钱，卖布时，给人家一匹布，人家便给你几斗粮食，高粱、玉米或者是小麦。农村都是这么交换的。
奶奶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她说那时候她在家纺线织布挣了一大部分粮食，堆满了厢房。然后父亲、伯父他们问：“咱们有的是粮食，为什么还老吃糠咽菜的？”奶奶对他们说：“你们小，过日子不容易，这个粮食咱们将来到过年了卖钱，给你们添衣服，还得过日子，这个粮食不能吃。”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过年要包饺子，家中缺白面，奶奶便将玉米搁在热水里头烫，烫好后再用碾子碾，然后用碾好的面包饺子。奶奶吩咐父亲他们说：“出去别说吃的是玉米面的，要说吃的是白面的饺子。要不人家会笑话咱家过年吃不起白面的。”
忆我的伯母
因我很小便同母亲去了东北，所以对于伯母并无印象。这次跟随伯父回到老家，才使得我初识了这位善良的长辈。下边我要讲述的便是她的故事，在那段日子里，她给了我无限的安慰。
伯母幼年丧母，她的父亲以前在东北经商，她自小和爷爷奶奶一块生活。那时她的家境很好，可以称得上是大家闺秀。上溯乾隆年间，他们的祖宗还是武状元。这都是后来伯母和我讲的。
伯母叫李芝兰，大约是在1944年左右和伯父结婚，也就是在我国人民抗日即将胜利的时候。那时，日本人占领县城，组织“清乡团”，经常下乡骚扰百姓，实行“三光”政策，打击组织人民抗日的八路军，或攻击武装工队以及地下党组织。共产党的抗日工作人员组织老百姓“坚壁清野”（指采用使敌人既攻不下据点，又得不到任何东西的措施，是对付敌人入侵的一种困死、饿死敌人的作战方法）反扫荡，把东西藏起来，人都跑光，等日本鬼子进村，让他们什么也扫荡不着。若是跑不掉，被日本鬼子抓住则会受刑，灌辣椒水、挨打，甚至毙命。
回老家小住
伯母上过6年小学，结婚前是小学教师。日本鬼子认为当老师的虽然不是八路，但可算“七路九点九”——差一点就是八路军了。因为老师中支援抗日的人居多，所以一旦抓住老师，他们是不会轻饶的。女老师的遭遇则更加悲惨，抓住会被糟蹋。所以女老师一听说有敌情，马上就都躲起来了。躲鬼子扫荡，那时就叫“跑敌情”。
有一次，为躲鬼子扫荡，伯母与其他老师跑到了渤海边，可鬼子兵还在穷追不舍。他们就上了渔船划到海里去了，一连三天也没回来。后来，伯母的父亲说：“这样也不是个事，万一哪一天追上怎么得了？不如找个人家结婚，也省得当老师整天担惊受怕。”伯母那时候岁数也不小了，后来她与我伯父结了婚。就这么着，一个老师嫁了一个庄稼汉。
我8岁才和伯母见面，那是爸爸从东北带我回老家看奶奶的时候。爸爸回东北了，把我留在了奶奶身边，那次我在家里住了一年。无论怎么说，那时尚小，经常想爸爸妈妈。于是伯母便哄我，找好吃的，给我讲故事。她的故事太多了，怎么也讲不完，有时我玩得没有兴趣，便求伯母道：“大妈（家乡的称谓）给我讲个故事吧！”伯母总是一笑：“好，讲一个，不过你得记住，以后给我讲。”
记得第一次她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从前，有这么一家人，哥俩都结了婚，住在一个大院里。弟弟满堂儿女，哥哥和嫂子都三十多岁了没有儿女。经家族商议决定从弟弟家过继一个男孩给哥哥做儿子，将来作养老用。这儿子长大后取了媳妇，过了一年生了一个大胖娃娃，一家喜欢得不得了。但是这胖娃娃的爸爸在孩子没出生之前就死了。孩子出生不到一年，妈妈也相继去世了。
我那时不懂，问：什么叫去世呢？
伯母说：就是死了。抛下的胖娃娃就苦了，因为没有奶吃，饿了几天变成了瘦娃娃。爷爷奶奶这家那家地到处给孩子找奶吃，又找了羊奶。这样，千难万苦地把孩子养活了。后来奶奶也死了，剩下爷孙俩相依为命。这孩子可聪明啦！很懂事，很听爷爷的话，爷爷也特别喜欢他。孩子长大了，取个什么名字呢？爷爷也是有知识的人，费了一番心思，他想这孩子这么聪明，得起个愚蠢的名字好养、壮实、好活！
因为就这么一根独苗，像宝贝似的，手捧着怕丢了，嘴里含着怕牙咯了。爷爷想来想去给他孙子起了一个什么名字呢？叫“憨头”，憨头憨脑。
当时把我逗笑了，我说：“这名字太不好听了，憨头憨头，呆头呆脑。”
伯母继续说：“可是人家这憨头六七岁就会背《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这些书，都是爷爷教的，你说憨不憨？”
我说：“不憨呐！”
“你会背《百家姓》么？”伯母突然问道。
“我会背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