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府每到年终要向县政府做一次书面汇报，乡秘书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此。一个乡，在这一年中，各行各业、人民生活中所发生的突出的事及发展变化、成绩，多记于此。这需要平常的记录和积累。
秘书的工作确实轻松。每天骑自行车去乡里上班，离家约九华里，几十分钟就到了。为了图安静，便于我写东西，乡里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室。上班时间，我不受限制。不过乡里领导有安排也要执行，如有会议帮助安排或写发言稿之类的。平常没事，上班只是看看报纸，时间长了，我觉得很无聊。于是我向乡书记提出：“我这样上班看报纸没事做，这样挣你的钱，我怪不好意思的。能找点事做吗？”
他说：“现在乡里的工作都是各管一摊，没啥可干的，你天天来就行啦。”
我说：“成人教育那摊只有一个人，我看他挺忙的，我帮帮他吧。以前我在公社就是干那摊子活。”
他说：“那敢情好。”
我总觉得：人活着这一天要是太轻松逍遥自在，那就太平淡无味了。找点事做，心里充实点，这一天也没白过。
从政难处多
秘书工作既要繁又要简，不但要分好层次，还要突出重点。
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书记从县里开会回来对我说：“咱们的年报写得好，县里的领导说咱这年报写得有事实，有理有据，简直就是篇报告文学。我就说你是干这个的料……”
他不说尚可，这样一说我这苦水也上来了，我这块料还真的不适应干这个。这一年下来，我比在建筑队少挣了一千多块钱。在这里花费还多，常有饭局，一月的工资剩不了多少。有的人找我开证明信、介绍信，合法的人家不找我；有人找我开条子，想从乡里多拿些柴油、化肥，而这类东西都是按政策供给的，我不能做主。结果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一来二去，我也呆懒吃馋了，家里的活不愿做了，妻子也不满意了。这一年，我突然意识到：两个儿子长大了，要给孩子们盖房娶媳妇了。我这样下去，莫说两个儿子，一个儿子的事也办不下来。按村里边的风俗，儿子大了，若是不能给他盖新房娶上媳妇，是遭人笑话的。我是个要皮要脸的人，怎么能让他人笑话呢？
我找到老同学李书记，说出了我心里的话。他说：“这也是个实际问题，不过给你涨工资，我是办不到的。想想别的办法吧！要不这样，我替你向信用社说一下，贷款弄个虾苗孵化室。”改革开放以后，县里搞沿海开发，渤海边建了不少对虾池。那交粮大户苗树会，投资搞了一个虾苗孵化室，育对虾苗卖给虾农，前一年挣了一大笔钱。但也有赔钱的，投资是要冒风险的。我这人从来不愿干冒险的事，没把握的事不干，我当时谢绝了。
过了两天，老同学对我说：“要不这样，养殖业挺挣钱，你可以上两组貂，早晚喂喂，有事我招呼你。”
我说：“这样不好吧，对其他同事也存在影响。”
他说：“我和乡长商量过了，你算个特殊情况，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就试试吧！”
当年，我从以往的一位朋友那赊了两组貂，4只母2只公，共合3000元，每只500元。因为那年是养貂热，县里号召家家养，所以貂种价特别高。
这回我可有事做了，编笼，支棚，饲养，有时还需要做熟食、配料。饲养小貂，到了冬季打皮，打皮是在“小雪”以后、“小雪”到“大雪”之间。养殖除了按书本上的介绍，再就是向有技术的请教。结果一年下来，我生产的小貂不值钱了，每只才能卖40元，共繁育了11只，加上引进作种的6只，才能卖七八百元。
忙了半天，非但没挣钱，还倒赔了钱，还费了妻子许多汗水，我很难受。妻子安慰我说：“做买卖有赔有挣，还算幸运，这你要是投资虾育苗室赔的更多。邻居投了一万打了水漂。今年虾苗孵化，因水质出了问题，也赔了钱。”那年头四五千元差不多能盖三间平房。后来，我想这种账是没法算的，物价涨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正应了那句富于哲理的话：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看来这条路我是走不通了。秋后我卖了粮食，把赊欠的钱还了。
这件事后，我想了良久：赔了这么多钱，还能生活，若是不赔钱，生活得不更好吗？反正改革开放了，家里承包的土地妻子能经营，孩子上学，我上班，挺好的，为啥要去冒风险换那种冤枉累呢？我和妻子说：“从今年开始，凡是张嘴的东西，咱再不养了。”后来十多年我们都不养家禽。
记乡办企业
虽家中常有事要处理，但我上班很少迟到或早退，往往在忙完家中的事后，我还抓时间去乡里问书记、乡长他们有什么任务没有，有时也列席参加乡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会议。
1989年秋收的时候，乡里开会讨论乡办企业的事，我也参加了。张永成乡长发言说：“县领导几次开会督促让办乡镇企业，这是咱以前没办过的事。最近，乡里准备办个衬衣厂，这是和天津一家衬衣厂合资的，由他们出原料、机器，咱们建厂、出人工，盈利均分。”
以前我对这些事不甚了解，经历过养貂的事后，凡是想挣钱的事，我都走一下脑子。我想，办衬衣厂，天津衬衣厂是妈，咱们乡是孩子，妈给点奶，孩子吃点，不给就得把孩子饿死。它能常年供料么？一旦衣服滞销，厂就要停产。这样，工人没有活干，工资谁发？厂里的水费、杂物、人工费等开支谁付？……一切都没有保证。
我把想法和书记谈了，书记说有道理，决定再和乡长研究一下。乡长是大队会计出身的，很会算账。他算了一下，也觉得这个厂投资不少，大约得30万，而且盈利也只能挣人工费。我心中充满了疑问：挣了钱只能分得一半，除了给工人发工资，挣不着钱，那还办它干什么？
没成想过了大概一个月，河边桥头处便建了几间平房，我过去一问，才知道那是衬衣厂的厂房。我觉得纳闷：不挣钱的企业还办它做什么？于是我找到了乡长。他说：“我也想找你去看看。咱乡办企业不是有行动了么？先办起来再说，挣不挣的全在经营管理上。上级老催，不办也不是个事。再说，联系人已经和甲方签了合同。”
后来我和书记谈了此事。他说：“你的说法对一半，乡办企业形势所迫，上级号召必须响应，不单纯是盈利问题，应用长远眼光看问题。”
我说：“你这个观点也是对了一半，办企业也是为了盈利，增加公共积累，改善群众生活质量。赔了钱，企业还能办下去么？还有什么长远眼光可言？就像我养貂，如果是挣了钱我下一年还养。如今赔了钱，还有什么长远眼光可看？我觉得大家和小家是一个道理。”那次，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
衬衣厂建好了，乡里的青年男女纷纷到厂里上班，开始确实红火了一阵子。由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以后，很多青年农闲之余都无事干，见乡里办了工厂都踊跃报名。这个衬衣厂火了几个月后，因甲方供料不足停工了。衬衣厂停工，乡长着急，忙得不得了，找措施、想办法，让负责人与甲方交涉。确实，乡镇企业应该办，而且应该多办，不过项目选好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