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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草的冬春夏秋--王育民回忆录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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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伙食比家里好很多。每天都能吃到鱼和肉,每顿都有白米饭、炒菜,每周包一次饺子,工作几个月下来我们都吃得又白又胖。工作之余,可以看电视、电影,读书,或做体育锻炼。在那里的几个月,干了不少活,增长了不少见识,也得到了一些享受。

我觉得,那是一生中最有意义、最美满的一段生活。虽然只有几个月,却是前几十年和后几十年都无法媲美的。有人以为离开建筑队是一种损失,而我在这里却意外地得到了更大的收获。坏事变成了好事。

与高考擦肩

1977年还有另外一番特别的含义——高考恢复了。团长为人和气,对我们没有一点架子。团长妻子是我村的姑娘,因是同乡,她待我很亲切,因此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加之他那里有书,军事的、文学的、历史的,摆满了书架和橱柜,所以我经常去找书看。

一天晚上,我去团长家串门。他说:“有一个高考复习提纲你看看。”我拿过来一看,两张八开纸上面印着一些初、高中课本的提纲。数理化有的生疏,有的根本不懂。文史方面的题,我感觉比较容易。因为初中毕业后,无论是当业余校长还是参加农活,即使是做木工,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也曾立志,将来参加高考一试高低。十几年后机会终于来了,这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高兴极了。他说:“连队里有的战士想高考,我找人从学校找来的。‘文革’结束以来这是第一次招生,机会难得啊。如果你想试试回去抄一份,离考期还有两个月,抓紧复习。”

这件事不同儿戏,关系到将来的前途和命运。而那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回家和妻子一说,她沉思良久,说:“是个好事,你也可能考上。可上大学四五年,学费从哪里来?现在咱家还欠生产队的钱,你上学去了,我们娘儿仨就得饿死!你看着办吧!”她的话像一盆冷水,一下子让我冷静下来。我自己仔细地想了两天,之前只顾盲目地高兴,没想家里的这些事。“会做木工活,比一般人已经强多了,县委书记才挣90多块钱,你在部队给75元,队上给记30个工,也顶个县长的工资,人得知足。”妻子的一番话让我更加清醒,心里清楚地意识到,上学已经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此,一切成为泡影。

后来,听说在高各庄当了小学教师的张振明考上了大学,交白卷的张铁生也上了报纸。我沉思好久,人生,能不相信命运吗?从部队回去以后,我默默地干活,想如何把木工技术学精。希望通过更加纯熟的技术为家庭也为自己换取一丝安慰。那之后我又去了建筑队。而这一干就是10年。

事件之缘起

1987年,我在给乡政府建房。一天我正在设计房子的正面图时,忽然一个巴掌拍在我肩膀上,回头一看,是老同学李志强。中午,他请我吃饭,我这才知道他当乡里的书记。以前我听说他曾在别的公社当助理,还当过乡长,却不知道已经调到这里当了书记。我们上学时感情很好,是前后桌,这次见面更是分外激动,有着叙不完的往事和现实的生活。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有个想法,不知你同意不?”

“你说。”

“你别干木匠活了,来给我当秘书吧。”

“拉倒吧!我都二十年没摸过笔了,当啥秘书呀!”

“不对。你也知道,‘寡妇生孩子——有老底儿’。”

我一摇头,告诉他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干这木工活。

过了几天,他又来找我说:“年龄越来越大了,整天起早贪黑,风风雨雨的不容易。当乡秘书,无非是写发言稿、整理材料、到年底写个年报,一年挺轻松。”这一席话让我体会到了老同学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但我已经干了这么多年木工,技艺虽不算高超,但也得心应手,而且收入也很不错,所以我还是婉言谢绝了。

乡政府的房子没盖完,我去了海边的林场做一个“跃进”门楼。正在干活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封信,打开一看又是我的老同学李志强,让我第二天去县里开会。建筑队去县里开会是从来没有的事,我安排了工作去了乡里。

到乡里后,老同学对我说:“让你到县里开4天会,管吃管住,不用拿行李,建筑队照常给你记工发工资。”

“什么会呀,让我去?”

“我也不知道内容,但我考虑你去比较合适。”

既然书记这么说了,那就去吧。

到了县里我才知道,原来是县委文化部召开的会议。会议厅坐满了各乡秘书、县各局秘书,约六十多人。会上,先是县文化部领导做报告,再是市领导及市《劳动日报》记者分别发言,主要内容是如何培训通讯报导员。两天的会议即将结束时,领导布置了任务,让每人写一篇新闻报道。写稿子这活我觉得比木工活难,虽然我有时也看看报纸,但有20年没写稿子了,而且乡里的新鲜事也只是耳闻。

从县里回来,我去乡里找到了老李,向他汇报了会议精神和所下达的任务。

他说:“那就写呗。”

我说:“写什么呀?我又不知道咱乡有什么新鲜事或先进人物。”

“那就写计划生育,这工作咱抓得好,在县里是挂了名的。”

我想了想,说:“听说过,不过这计划生育年年搞,常年搞,报纸上也常有,成了老生常‘读’,也就不新鲜了。”

“那写什么呀?”

我又想了想,说:“现在正值秋粮入库,目前这应该是热点,咱乡有没有交粮模范什么的?”

“有哇,明天我派人带着你访问两家。”

第二天,我和乡助理员去了一家。那家主人是大苗庄村党支部书记苗树会,他约四十岁年纪,为人热情,谈话也爽快。从谈话中我知道了他是一个交粮模范,在完成征购任务以外还多交了四千多斤,但我却觉得不够震撼。

我想了想,说:“苗书记,你的爱国思想真值得赞扬,我想给你写篇稿子投上去。登与不登我没把握,不过你的事迹对国家秋粮入库肯定影响很大。如果都像你这样,秋粮入库任务很快会完成。不过我建议你把原先的四千斤变成四吨,你看怎样?”

他稍微考虑了一下,说:“没问题,明天一早我就开车把稻子交到粮库。”

因心情好,我一晚上便写完了稿子,第二天交了稿。下午开会时,唐山的记者李春甫将我的稿子读给大家听,并说:“明天见报”。果然,第二天报纸出来后,我的文章位于头版头条,标题是“乐亭县新开口乡苗树会多交余粮四吨”。

完成了任务,我又回到建筑队上班,李书记又找人把我传了去。见面后,他开门见山地说:“咱那篇报导发表以后,对咱乡征购秋粮入库影响很大,又出现了几家交粮大户,其中有一家比苗树会多交两吨。今天找你来,我是想让你到乡里上班,工资方面我和乡长研究一下,每月120元,再从建筑队给你补60元,共180元。这个院就你工资最高,你看怎么样?”我没出声,他又说:“当然比你在建筑队挣的钱少,还差120元,这个差距我不好解决,革命工作光考虑个人得失不行,差不多就可以。我若不当书记,干点别的比你挣得还多。我不干行吗?”我只好答应:“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