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勇在学校的学习成绩比较出色，只有语文是他的“大难题”，特别是写作文，这是他的软肋。魏勇喜欢猎奇，凡是没接触过的都想尝试一番。从小看书，小人书、故事书，甚至是有关天文地理的科技书，只要他认为有意思的都会一一阅读，可语文却一直被他认为是枯燥无趣的，完全提不起精神。任课的语文老师对他教育、提醒，外加请家长。每次老师请家长，魏勇回家后都会遭到一顿臭揍，但都没能改变他在语文方面的“一窍不通”。
后来上中学时遇上“文革”，魏勇只正经上了一年多的课，接触到了一些基础物理知识，学习到的东西不是很多。
调皮的魏勇
魏勇从小就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在幼儿园时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在幼儿园时，小朋友们吃完午饭必须睡午觉。魏勇调皮，看到所有小朋友都睡着以后，耐心等到老师走出去，把其他睡着的小朋友逐个捅醒。听到老师要回来了，他再急忙跑回床上，“哧溜”一下钻进被窝，假装睡觉。老师责问不睡觉的小朋友：“你们怎么都不睡觉啊？”那些小朋友特别委屈地向老师告状：“魏勇他捅我。”可是魏勇呢？一个人躺在小床上，蒙头“呼呼大睡”，偶尔还打几声呼噜，“睡”得可香了。
四五岁时，幼儿园里开始学画画。魏勇头脑聪明，画得比别人快。自己的作品完成后他就四处给别人捣乱。一会儿这抹一笔，一会儿那描一下，惹得大家“怨声载道”，告状声接连不断。魏勇见状，更是神采飞扬。
后来进入小学读书，魏勇最初面对学校这一全新陌生的环境时还稍微老实一点，到后来他的调皮就逐渐显现出来了。
文化局幼儿园的教育是很到位的，小小年纪的魏勇在幼儿园就已经学过了汉语拼音、10以内的简单运算。进入小学最初也是基础教育，再学一次魏勇就有些不耐烦，仗着自己事先学过四处炫耀。一二年级时的魏勇绝对是班级里的“领头羊”，各项表现都很出色，和同学的关系也十分融洽。虽然克制着自己淘气的性子，但有时还是有些“本性难移”。
当时老师可以坐着讲课，有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题目，之后转过身来再翻开书本给同学们讲课。有一次，教魏勇的算术老师在黑板上写好问题准备提问时，底下学生忽然哄堂大笑。老师不明所以，回身一看，惊奇了——这题哪里去了？再回身看底下的学生，魏勇去哪儿了？原来，调皮的魏勇偷偷藏在了老师的讲桌底下，趁着老师回身要讲题的功夫偷偷把黑板上的题目都擦掉了，实在是太调皮了！
那时候，学校一星期要上6天课，每天都有语文课。这一周里，魏勇至少得请3次假，就这么在学校“出名”了。平时在班里，魏勇更是有名的淘气孩子。20世纪60年代，排座位也很有特色，老师安排横着坐一排女生，后面一排男生，如此交替着坐。坐在魏勇前边的是一名姓伍的女同学，梳着两条大长辫子，魏勇没事就总揪她的小辫玩儿。
上下课时师生都会起立互相问好，魏勇突发奇想，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当时学生坐的椅子的椅背是一棱一棱的，中间有间隙。魏勇从家拿来了缝扣子的线，在某天快下课的时候悄悄把女同学的长辫子绑在了椅子背上。下课时，班长照常宣布“起立”，只见那女生猛地站起来，又“啪”地摔在了地上，其他同学哈哈大笑，只那可怜的小女生坐在地上哭。后来，魏勇还因为这件事情被老师请了家长。
青年教会教堂里原来有房间是半地下的，三年级时，魏勇的班级搬到了那里，进出都要上下台阶了。魏勇所在班级正好紧挨楼梯口，他有时淘气不走门，还专从窗户处进出，特别顽皮。后来上初中后，教他的物理老师江可端是位文质彬彬的女老师，被魏勇气哭过。
魏勇调皮，但成绩又很优秀，老师们提起他常常是又爱又恨。
三年困难时期
“大跃进”给全国造成的巨大伤害以及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了当时人民的生活，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是每一个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人都难以忘怀的。
20世纪60年代，北京种植的树木以榆树、槐树、柳树为主，迫于生计，饿极了的人们连树上的叶子也采下来食用。每年春天，绿色的榆钱就一串串地缀满了枝头，春风吹过，淅淅沥沥地从树上掉下来。那时，魏勇就会把这些榆钱捡回家，洗干净，与玉米面混合在一起蒸窝头吃。其他还有白菜帮子、萝卜缨子，这些东西魏勇都会捡回家腌起来做咸菜。那段时间里，魏家的主要食物就是白菜、萝卜、土豆和咸菜疙瘩。
那时不仅食物上匮乏，生活中也有很大影响。三年困难时期，魏家穷困到有灯不敢点，只勉强用些蜡烛。家中梳妆台上有镜子，魏勇就拿来放在蜡烛的两侧，借此多反射出些光亮，用这点微弱的光看书学习。
年少的小孩对穿新衣服有种莫名的喜爱，但在困难时期，小魏勇一年也只有两次体验的机会，一次是在每年过春节的时候，一次是在每年的9月1日开学升班的时候。当时魏勇就读的米市大街小学每个新学年都要定制一套新校服——蓝裤子、白衬衫和红领巾。
提起红领巾，这又不得不说。别看魏勇平日在学校调皮捣蛋，可他还在小学二年级时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带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这绝对是魏家父母对孩子的“因材施教”起的好作用。魏勇从小就有十分强烈的荣誉感，看到周围有同学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他心里特别羡慕：“他们戴，我也要戴！”魏勇的父母知道后，教育他说：“你要想戴，在学校就要听老师的话。只有听老师话的好学生才可以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
别看魏勇小，人可不好“糊弄”，只听他说：“我们老师说了，得做三好学生才能戴。”
魏父继续教育他：“三好学生就要学习好，劳动好，纪律好啊！你不听老师的话，成天调皮捣蛋怎么能当三好学生呢？”
小魏勇想想也是，大发宏愿：“好，我要当三好学生！我就是装，也得把红领巾装到我脖子上！”
魏勇言出必行，之后还真是“痛改前非”，生生改掉了他以往的许多坏习惯。有时情不自禁想要做些小动作，魏勇会强迫自己把手放在裤兜中，克服自己的坏习惯。如此一来，二年级的下半学期，魏勇真的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红领巾。
刚刚成为少先队员的那段时间，魏勇的表现十分积极。每日早上校门还没开，他就扛着笤帚从家出门了。等到传达室里负责开门的老爷爷戴着老花镜打开校门后，魏勇就飞速冲进去，争做第一个进教室的学生，主动打扫卫生，表现十分积极。
可这样的时间并不长久，一段时间后，魏勇的坏毛病又显现出来了，时常搞出些乱子。每每这时，学校的老师就威胁道：“你再不听话，我就摘你那红领巾了。”这才能稍微管住魏勇，可没多久他依然还会再捣乱。时间就在魏勇不断地变化中悄然度过了。
经历“文革”，自力更生
1965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化大革命”奏响了暴风雨的前奏。当时已经升入五年级的魏勇开始懂得学习，也想要学习了，可偏偏遭遇了这场历史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