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家父母工作的新华书店属于我国文化系统，由文化局管理。“文革”正式开始之前，像新华书店这样的文化行业以及大学等就已经成为了“重灾区”，魏勇家也因此在“文革”初期就受到了牵连。
之后的某一天，学校的老师突然向学生们宣布：“你们不用上课了，都赶紧回家，不要在外面乱跑。”学生们不知所以，就一脸茫然地停课回家了。后来魏勇升入六年级，因为家离学校很近，他常被叫到学校帮老师贴大字报。大字报都是学校老师写好的，魏勇连同班上的另外两名同学一起，提着糊桶，按照老师的要求贴到相应的地方。
及至1966年“文革”全面开始，学校也彻底停课了。当时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成为了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红卫兵小将”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当时魏勇一家搬到了磁器口居住，母亲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只有4岁的女儿。父亲在“文革”开始时就参与到了运动中，不幸卷入是非，魏勇兄弟二人无人看管，就出去参加了红卫兵兵团，也帮忙发传单。那个时期有许多报纸，其中有个名叫《井冈山》的报刊每日在如今鼓楼附近发放。清晨起床，魏家两兄弟早早地跑去领报纸。当时的报纸1分钱1份，大点的孩子分100份，小点的给50份，众人领报纸出去卖。卖报纸所得钱财归个人所有，卖完之后还可以继续去领，魏家兄弟就做这个。
卖报纸很辛苦，不像如今还有固定的书报亭，魏勇只能带着弟弟边走边卖。有一次，魏家兄弟卖完手中的报纸已经走出了好远，再原路返回更是艰难。50份报纸全卖出去也才只有5角钱，还不够兄弟俩沿途买汽水的，二人回家倒成了困难。即便身无分文也要回家呀！于是，魏家兄弟只能继续踏上了返家的路。沿途实在渴得不行，俩人就会仔细张望四周的人家。看到谁家开着大门，院里又没有人的，就三步并作两步快速跑上前去，舀起水“咕咚咕咚”猛灌几口，再急忙跑走。
卖报走了一天，实在是太疲惫了，再见西方逐渐沉下去的太阳、擦黑了的天际，更让人惶惶不安。兄弟二人互相扶持着、鼓励着慢慢前行，忽然看到路边有个卖馒头、烧饼的小摊儿，魏勇上前和主人客套：“我们俩人跑出来玩儿，结果跑丢了，身上也没有钱，有点饿了。您能给我们点吃的吗？”店家看两个孩子可怜巴巴的样子也很同情，问了问大概情况，又给了点馒头、烧饼，两人这才坚持走回了家。
后来魏勇也曾有一次外出回不去家，不认识路又没有钱，请求路边偶遇的阿姨，说：“阿姨，我回不去家了。脚走疼了，肚子也饿了，您能不能给我1毛钱，让我坐车回家？”好心的阿姨十分痛快地把钱给了魏勇。
魏勇生活中遇到的这些人都让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性的善良和社会的温暖。任何时候，只要遇到了困难，张口寻求帮助，就一定会有好心人向他伸出援手。这些经历对魏勇后来乐于助人、热心善良的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帮助。
再说“文革”，后来斗争愈发激烈，大字报贴得满街都是，有的居然覆盖了十多层。许多孩子都去捡掉落在地上的大字报，有时也会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撕下来，卖给废品收购站。当时父亲身陷斗争漩涡中，母亲独自一人承担起全家生活的负担，魏家兄弟二人无人看管，只有同院的薄奶奶稍微照顾他们一些。
魏勇和他弟弟都是闲不住的人，两人找来了3个小铁轱辘、2根棍、3块木板，叮叮咣咣地打出了一辆小推车，上面搁着一个用来盛水果蔬菜的大筐，就出门去捡大字报了。捡来的大字报打成捆，再卖废品换钱。卖纸得来钱，魏勇就和弟弟二人买根冰棍，或是来瓶1角5分钱的北冰洋汽水，兄弟俩人一起分。若是卖的钱多，俩人也体谅母亲持家的不易，把钱交给母亲支配。有时累了一天回到家里，长身体的孩子容易饿，可母亲又不在家，薄奶奶就会好心地为他们送去几碗棒子面粥。粥虽普通，但那份心意最难得。
“文革”斗争激烈的时候，派性斗争很严重。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可能因为分处的派系不同而斗得你死我活，可一旦谁家孩子出了事，相识的人都会搭把手，帮个忙，绝不会袖手旁观，落井下石。
“文革”10年发生了许多残酷、令人悲痛的事情，但在魏勇心里，他更感激那些在危难时刻向他伸出友好之手的人们。周围叔叔阿姨带给他的两三块水果糖、邻居奶奶送给他的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还有好心人在他落魄时给予他的1角钱……这些很简单、很普通的事情被魏勇牢牢地烙印在了心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素昧谋面的陌生人，人和人之间都存在着最真诚的情谊，所有的帮助都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想法，是本性的表达和体现。
这些至善至美的人性让魏勇更加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羁绊，相信能够让他依赖、信任的社会。这种对人生的思考与理解更影响了他以后的路，得以使更多的人从魏勇身上继续感受、传递着这种人间温情。
下乡劳动情谊真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魏勇也只能辍学在家。及至1968年，国家提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口号，魏勇又重新回到了学校。当时已经搬到磁器口生活的魏勇被就近分配到了第49中学。
初中的学习比小学要深入许多，开始有物理、化学等新学科了。魏勇的物理学习得非常好。有时老师上课讲到电学原理、光学原理，魏勇回家后就会结合老师讲课的内容和自己的想象亲手实践。他会自己用木头板钉成小盒子，盒子里面按照老师讲述的原理放入镜片，靠镜面反射出的光照在墙上，一个简易投影仪就做好了！魏勇对于知识的探索和善于探索的学习精神很受老师的喜爱。
安定的学习生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半年后，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天地去施展自己的才能，还提出了“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诸如此类的宣传口号。到了1969年，大批学生离校，上山下乡去了。魏勇短暂的学习生活又被迫暂停了。
魏勇被分配到了大兴县南各庄前漕生产队劳动。当时一个老乡家分配有五六个学生帮忙，主要负责商品入库工作。
魏勇被分到的老乡赵岳光家。赵岳光年纪不足30岁，为人憨厚、朴实，对待他们这些学生像是自己的孩子一般，十分让人难忘。南各庄整个一片都是产梨的。当地盛产的酒梨十分奇特，个儿大不说，还有神奇的酒味。酒梨的颜色逐渐变红，它的梨味就越浓。待到完全成熟后，人们离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清新的酒味，这是梨自己散发出来的，十分神奇。
第一次从城市来到农村，看到了广阔的田野，阡陌的小路，这一切都让魏勇感到欣喜。没有老师和家长整日的唠叨声，魏勇过上了自由自在的集体生活，总算是放开了。每天晚上，精神亢奋的魏勇都会联系周围宿舍的同学，大家一起到田地里面逮田鸡（青蛙），捉到以后就在院子里剥皮，让老乡赵岳光做给他们吃。
赵岳光对这些城市里来的孩子真是好得没话说，知道他们嘴馋，也主动帮他们改善生活，为他们做好吃的田鸡。将心比心，魏勇也实心实意地帮助老乡做活。当时赵家有5间房，没有砖瓦院墙，只房前有堵篱笆墙，院里有个猪圈。来到赵家，魏勇连同学校的一帮学生一起帮助老赵做砖坯，垒院墙，还重新砌了一个更好的猪圈。直到1970年学生返城前，魏勇一直都尽心尽力地帮助老赵处理家中的各种农务。为了感谢魏勇等人的付出，朴实的老赵在他们离去后的3年间，每年11月份果实成熟的时候，都会坐着长途车，专程为他们送去最好的一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