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好友 陈道达
2011年6月
2007年,五十年后来相聚（右一为陈道达）
附录2
一个永不知愁的人
——林恢勇印象
初识林恢勇是1960年秋天，我刚从华中工学院（现在叫华中科技大学）毕业，从武汉千里迢迢分配到哈工大做助教，林恢勇则是苏联留学生，从基辅工学院毕业，也是刚分配来哈工大。我们同在六系，但不同教研室，那时同系的单身教师住在同一集体宿舍，我们做了“邻居”，很快就熟络起来，平时大家就叫他老恢。后来才知道我们居然还是校友，但他比我高两届，是我学长， 他1953年入学华工电机专业，只念了一年就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到北京学了一年俄语，1955年就去苏联念书了。我1955年入学，是电力专业，虽是同系同学，却未曾有缘谋面。
“文革”之前，我们这些小助教在高校立足未稳，大家都很忙。白天要上课、蹲实验室，还要开会；晚上要看书学习、钻研业务、批改作业和实验报告，一般都要熬到午夜才入睡。因而虽同为青年教师，同住单身宿舍，因属不同教研室，工作上并无多大联系，彼此交往也不很多。我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文革开始之后。那时“停课闹革命”，不上课了，业务书也不能看了，成天不是写些言之无物的大字报，就是跟着打小旗、呼口号、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或者游行庆祝什么伟大胜利之类，都无需动什么脑筋。我们既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又无所事事，交往便多了起来。
“文革”开始不久，因为不满所谓造反派动枪动炮搞打砸抢的行为，还要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和老恢，以及住单身宿舍的几乎所有同事（清一色助教和实验员），都成了某个派性组织的成员，这个派性组织因“炮轰×××”而出名，于是我们互称“炮友”。不过没过多久，造反派掌了权，我们被宣布“犯了路线错误”，便成了逍遥派；又因我们被归属为“臭老九”之列，所以又互称“九爷”；还因为我们多已结婚，但都夫妻分居两地，是“伪光棍”，故又称“光棍爷”（还搞笑选了个“爷长”来张罗穷聚餐之类的事情）。老恢是个性格开朗、异常乐观、语言幽默、脾气直爽、待人真诚的人，是我们中间的活跃分子，人缘极好，朋友很多。我们之间经常开玩笑，逗乐子，倒也不显寂寞。
有一天，我和同事小冯在去食堂的路上碰见老恢急匆匆而来，便随口问了一句：“干嘛呢？”不料他神色凝重地低声说：“别跟我说话，我是反革命。”那样子绝对不像是开玩笑。平时有说有笑、经常插科打诨的哥们突然变成这样，我们真有点愣住了，他立即匆匆走开。当晚我们就看到了勒令他“老实交代”之类的大字报，这本是那个年代司空见惯的事情，但“现行反革命”和“苏修特务”的大帽子还是有点吓人，不过我们谁也不相信老恢真有这事，只是被当权者抓住小辫子而已。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老恢有留苏经历，又不幸“站错队”，还可能不小心说错了什么话，只好去触这个霉头了。他被关进了“牛棚”，这帮所谓的“牛鬼蛇神”排着队被红卫兵们押着去食堂吃饭。老恢排在队伍里，穿着破棉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但一见我们就挤眉弄眼，我们之间自然不能也不敢跟他打招呼。我的感觉是，老恢是个不知愁的人，心态不错，关了进去，整天挨批斗，遭受皮肉之苦，但还是没有灰心丧气；不像有些人，蹲“牛棚”蹲得成天唉声叹气，灰头土脸。
后来形势稍有缓和，大概也实在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吧，周末老恢可以离开“牛棚”回集体宿舍拿点东西了，还被允许上街去买些零碎生活用品。大概是秋天吧，他穿上一身呢料中山装出门，在我们这些成天穿套破旧工作服的“老九”之中颇显突兀，不料又被那些绝对左派指为“贼心不死”、“阶级斗争新动向”之类批斗了一通，不禁令人哑然失笑。我曾听说，50年代在哈工大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出门时莫不衣冠楚楚，以示对旁人的尊重。我的感觉是，老恢在苏联生活了5年，应该有“出门穿正装”的习惯，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意思，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令人无语。这话后来也被我们经常用来相互打趣：“小心点，你这是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附录2
再后来，他被允许回到“革命群众”中间参加活动，但仍被视为“另类”，不允许他回北京探亲。其时老恢夫人祖美大姐在北京国防科委情报所工作，我老伴（当时不老）在七机部二院，他们相隔不远。于是老恢托我回北京探亲时带些布料和棉花去（那是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布料和棉花都是按人头供应，凭票购买），让祖美大姐给他做条棉裤，我自然义不容辞。回京后不久，即如约去祖美大姐处，除了交付东西外，自然还简单说了些老恢的近况，其实我也只可能简单说说，因为我并未蹲过“牛棚”，并不清楚老恢在“里面”的情况，我自己也因“站错队”挨过批，刚蒙宽大，凡事小心，老恢出来后我们接触并不太多，当时对他所知有限，不过报个平安而已。但祖美大姐显得很高兴，说是好久都不知他的消息了，现在总算放下心来。过了许多年，她还一再提到这事，其实惭愧，我只不过受老恢之托，并未带去多少实质性的信息。
大概到1970年左右，“文革”高潮已过，运动渐显疲沓，大家都不知道未来走向何方，也没有钻研业务的氛围和兴趣，而对我们这些“光棍爷”来说，“两地分居”问题便突出起来。由于有共同语言，“光棍爷”们的活动渐多，白天去应卯上班，晚上没什么娱乐，就打家具（学工的，动手能力强，又穷，自力更生，个个是好手）、吹牛皮、交换有关工作调动的消息、打桥牌或“升级”，周末则打麻将到半夜，有时还结伴出去“搓一顿”。如有哪位“爷”终得夫妻团聚，则必由“爷长”出面主持，大家自己动手，做一大盆凉菜，买些肉罐头之类，当然还需到处搜寻啤酒（那时啤酒可是紧俏商品，并非唾手可得），为之饯行或接风。老恢爱玩，兴趣广泛，又是热心人，虽非“爷长”，却是众多活动的策划者和积极参与者之一。这时候老恢已经尽扫遭遇种种不公和厄运的阴霾之气，尽显乐观幽默本色。对于那些曾经“整”过他的人，他也置宽容之心，不计前嫌。有一次老恢去财务科报销探亲旅费，因为每年都要办报销手续，和会计也熟了，会计和老恢开玩笑：“哎呀，怎么还两地分居啦？多少年啦？”老恢在会计室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腔调高声回答：“八年了，别提它啦！”弄得大伙哄堂大笑，真是苦中作乐。老恢要出差去上海，有位女同胞托他带两双丝袜，还说“没重量的，不增加你的负担。”老恢故作认真状，连声问“说，究竟有没有重量？有没有重量？”她只好笑着承认“有重量”。他就是这样一个爱开玩笑的人。
老恢夫人许祖美是上海人，也是留苏学生（他们是同班同学），却是个十分温婉忠厚的大姐，全然没有一般人对上海人所具有的印象。1972年下半年，我老伴从北京调到哈工大，祖美大姐带着儿子小铭来哈尔滨和老恢团聚，我们做了一段时间的隔壁邻居，混得很熟。这年年底，他们夫妻便双双调入天津海仪所，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牛郎织女生活。此后我如出差天津或路过天津，必去看望他们，或在他们的蜗居中小住一两日。那时哈尔滨物资供应紧张，京津两地稍好，他们经常为我准备些挂面、肥皂之类的东西。我还有幸得见老恢的二老高堂，可惜语言不通（他们说潮汕话，我一句也不懂，他们也听不懂普通话，需老恢做翻译），但我听说祖美大姐和婆婆连说带比划，居然相互理解，相处十分融洽，可见祖美大姐为人之一斑。后来我们调到杭州，他经常有机会来杭州出差，仍常有见面机会。近年来，祖美大姐身体不太好，老恢经常陪着她一起出去旅游，甚至不止一次用轮椅把老伴推到国外（欧洲、澳洲等地），真是呵护有加。老恢平日工作繁忙，生活全由祖美大姐照顾，任劳任怨，全心全意。我觉得他们真是和睦亲热、其乐融融的一家。老恢是个幽默风趣、待人随和的人，即使对子女也是如此。我听他说过，有一次吃饭时，他命儿子小铭替他添饭：“添一百粒！”儿子领命添了小半碗，然后回复：“一百粒，你自己数，多了归我！”显然耳濡目染，颇得乃父真传。有一次在天津，老恢全家在饭店宴请我们老两口，当时儿子刚结婚，儿媳娶进门不久，有些拘谨。席间闲聊，听说儿媳正准备去美国公干，老恢居然敢和她开玩笑：“我没美元，你借点给我哦！”使新媳妇逐渐适应这种家庭和谐气氛；老恢和老伴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他也常拿老伴开玩笑，但祖美大姐经常只回应一句“神经病！”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