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治疗多康复，全部病人能下床；治愈病人都说好，念念不忘医生忙。
病人治愈感上苍，医生救治来承当；灾区病人志气昂，千辛万苦复家乡。
一不怕苦不怕死，恢复家园整夜忙；房倒屋塌全不怕，八方支援精神爽。
平房屋顶土重厚，全顶下压难逃亡；地震时空人起立，弯腰压缩颈椎伤。
严重病人当场死，幸运活命待救伤；挖土抢救第一线，急救病人到病房。
地震之后有余震，日有百次人心慌；户外搭棚来抢救，日夜抢救保健康。
户外救灾三月后，逐渐户内来治伤；受伤病人多感谢，救死扶伤保健康。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于美国千湖州
十年“文革”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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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邮电系统有一千多人被一辆疾驰的专列从北京下放到了湖北的各个农村，而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目的地是湖北九江市的阳新县，那是一个血吸虫重灾区。血吸虫寄生在陆地的草水珠里，人一碰极其容易感染，传染性很强。得了血吸虫病之后人会大肚皮，得病之后要把脾割掉，有时候割掉也不行。很多人得病后引发并发症，治疗不及时往往就会导致死亡，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血吸虫上了。
当地的老百姓本来有一百多家，后来剩的连五十家都没有了，死的死，跑的跑。和我同去的人很多在那里也感染了血吸虫。血吸虫病是靠钉螺传染的，它们可以迅速地繁殖血吸虫，越来越多，那是日本人早先放在长江一带的。即便是现在，也还有人得这病。
我被下放了两年多，并没有遭受过多的非人的折磨，还是主要负责看病。我去过当地很多县城，几乎每个礼拜我都出去做手术，也在不少大医院做过手术，比如黄石市医院，阳新县医院。因为我是从北京去的大夫，那里的大夫有什么做不了或者不敢做的手术都来找我，有不少是危险的大手术，庆幸的是我也都顺利完成了。
有一个病人让我至今难忘。她是阳新县乡下一个村子小队长的老婆，刚刚二十岁，得了骨结核，病得很严重。每天发烧到三十九、四十度，肚子里都化了脓，脊椎有四节全烂掉了。这个手术很危险，不做的话她很可能会死，而且手术时间拖得越长对病人越有害。当地的医生都不敢给她治，听说北京来了大夫，他们就派人来请我。
手术安排在晚上，整整做了六个钟头。我先排掉肚子里的脓，然后从脊椎第一胸椎开始，到四个胸椎都烂掉了，我又帮她去掉烂的骨头。之后是给她植骨，取了四块髂骨，相当于脊椎似的，然后又把肋骨拿出一块，像穿糖葫芦似的穿在里头，代替四个脊椎。手术做完后我不敢离开她一步，一直到第二天这个病人变得好点了才去休息。之后两个月她恢复得很快，不到半年就能下地行走了。
和我同在当地下放的一个同事的孩子，那时候大概十几岁，不幸被电刨子甩起来的木板打中了，当时穿破了肺脏，脊椎也弄坏了，情况非常严重。邮电部的几百号人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自发排队给他捐血。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做手术，因为他胸腔里有块木板必须要通过手术取出来。这个手术是我跟一个外科大夫合作做的。那次手术也很顺利，之后恢复得也都挺好的。
另外一次比较成功的手术是在黄石市立医院做的。病人是邮电系统的技工，腿骨折治疗以后骨头变大，并且错开四分之三长上了，这样下去对他将来很危险。当地的大夫没办法，请我去看。我给他先拉，打上钉子牵引，拽开后让病人恢复，恢复以后给他对位。对上以后我在那看着，用X光看骨头有没有移动，这次对位非常成功，百分之百对上了。病人非常感激我，也让我在当地小有名气。
从那以后有好多乡下人来找我看病，坐着马车，大车推来的，手推车推来的，什么样的都有。有的病人得了羊角风，发作的时候抽搐不已。别人没办法，我给他掐一掐人中，不到五分钟就好了。还有的人肩关节脱臼了，送到我们医务室，恰巧我们没在，其他大夫也没经验，等我回来一看说这挺简单，病人躺下后一托一拽立马就好了。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乡下人不懂，觉得这个大夫太神了，跟神医似的。等我下放结束要回北京的时候，当地党委书记挽留我，让我留在当地工作。但我还是回了北京，因为我的家人都在这。
重返北京城
林彪死了，红卫兵也没了，“文化大革命”基本上结束了。“文革”完全结束是在1976年，那时候国家已经开始恢复元气。不幸的是，就在那一年，周总理跟毛主席相继去世了。
1972年打倒“四人帮”之后，我们这些下放的人可以回京了。回北京之前，我先到东北看了我大儿子。那时候他是学生，在东北建设兵团下乡。我一看，他那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件旧的军衣，破得跟要饭的似的。他们十几个人住在一间破屋子里，床上连被子都没有，只铺了一个凉席。我去的时候，他冻得哆嗦，正在那烤火。那时他们下地劳动，干整整一天，每天只发一两个窝头，生活很苦，当时我很心疼。从重庆到东北，我大儿子已经在那待了八年。
回到北京，我想尽办法，终于先把他调到大庆，在大庆待了一年多，才又调回了北京。那时候调动很不容易，当年下放的许多女知青，就因为想调回城里，不知道吃了多少亏。
回到单位恢复正式工作后，一切也都在慢慢步入正轨，我的整个状态很好。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开始恢复，到处都是万物回春之景，人们工作起来也特别卖力。那时候我已经是属于主任级医师了，整个骨科都由我负责管理。
当时邮电总医院病人很多，各种各样的病例都有。有一个比较困难的病例，是颈椎结核瘫痪。这个手术是我跟北京三院的院长合作做的，我做，他在旁边看着。这个手术用了五六个小时，对我们大夫体力要求很大。病人后来恢复效果很好。
记得我最长的一个手术做了一晚上，从前一天吃完晚饭做到第二天吃早饭，整整十一个钟头。累的时候就喝一袋牛奶补充体力，喝了以后继续做，不能停。一般的手术两三个钟头就做好了，但是每月也总会有这么一两个时间比较长的大手术。
除了做手术，我还要过一两天就查查房，看看大夫们工作的情况，有时候也给他们讲讲生物力学方面的研究。这些都源于我回京后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成果。当然，科研只能是在工作之余做，经常是每天看资料看书到夜里十二点，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那段时期天天这样，不过因为我身体素质好，也坚持锻炼，所以并没有什么问题。我有段时间在北京市冬泳队搞科研，也每天坚持冬泳，坚持了十几年时间。1989年去美国之前我都快七十岁了，那时还在坚持冬泳。
因为工作时的积累为我奠定了一定的科研基础，我在生物力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