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我丈夫也被打成了“走资派”，被罢了官。那些“造反派”的人为了整他，半夜三更地到家里砸门来找所谓的“黑材料”，他们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那时我的孩子们都还小，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把他们吓得哇哇大哭。这些人没有找到所谓的“黑材料”，就把我丈夫拉到工厂里去批斗，前后斗了好几回。后来我丈夫被下放到车间去干铁工活，手都磨出好多茧子，幸好他还留了一条命（我们的厂长因为受不了批斗的折磨都跳楼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厂的生产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我丈夫复出任工会主席，我也复职了。为了失去的岁月，我和同事一起到北京市第六医院进修将近1年，学习中西医结合专业知识。还邀请北京市中医院关幼波等著名专家下基层来传授知识。我向厂领导建议，从每个车间抽调一个人上来到卫生科，作为赤脚医生培养，集中接受医疗常识的培训。这一系列的做法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好评，卫生科也被评为区卫生局的先进单位，还召开了现场会。为此，我还作为先进代表到天安门参加国庆节庆祝活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当时感到非常荣幸。
我和丈夫在一个工厂工作，经常会因为一些事情相互受牵连。为了能够安心工作，同时我也怕“二次运动”再挨批斗，我就找了个恰当的机会从曙光电机厂调到中央气象局卫科。
【工作生涯的结束】
1973年7月我调到中央气象局卫生科工作。一到新单位后我就明确表态，我不再担当行政干部，只是当一个普通医生，发挥余热就可以了。当时卫生科的医务人员只有六个人，24小时值班，夜班还得去出诊，气象局的职工和家属又比较多。
在气象局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单位派往四川工作，这一去就是3个月。那是个叫做二郎庙的小山沟，有100余人的保密单位。我就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为干部、职工以及家属们看病取药，很快我就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了，大家一致挽留我。可是当时家里困难，孩子小、需要照顾，我丈夫还得上班。最后还是单位领导出面把我调回气象局工作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们门诊部也迁到抗震棚里，气候闷热、蚊虫叮咬，我们坚持为大家服务。遇上活动不便的病人，我们还亲自到病人的抗震棚里去出诊看病。
1976年，单位派我参加海淀区卫生局举办的中医培训班，学习理论半年，临床实习半年。后来又去海淀医院进修学习了一年，大大地提高了我的业务水平。在实际工作中，我运用中西医结合理论，治疗脑中风后遗症，临床效果显著。1982年我就是凭借《中西医结合治疗脑中风效果分析》晋升了中级职称。
1980年气象局成立了老干部活动室，我被调去负责医疗保健工作。有的老同志离休下来不太适应，心情不好，很容易生病。他们当中有的是老局长，有的是老红军，我十分敬重他们，经常给他们做一些心理疏导工作。只要是老同志们需要，不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我都去上门出诊；遇到病情严重、需要住院治疗的，我亲自为他们联系床位，护送到医院；住院期间还到医院去探望，进一步了解他们诊疗和恢复的情况。老干部办公室组织老干部去外地疗养，我一步不离地陪同保健。
原气象局局长姚兴是个长征老干部，解放前曾在五台山做过地下工作。他经常去五台山，总是点名让我一同前往，做医疗保健。姚局长平常身体健壮，爬山不在话下，我就紧咬牙关、忍着膝关节病痛，随后紧跟。有一次，他感冒发烧，体温38°以上，我心里很担心，生怕有个闪失，打针、喂药，第二天终于退烧了，我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还有一次，在回京的路上遇上发大水，我劝局长等等再走，他说：“我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这点儿水有什么可怕的”，就这样我们从大同市一直开车往回赶。
1983年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照片张贴在南楼机关门前的光荣榜上将近1年。
我心脏一直不太好，经常犯心绞痛，一不舒服我就含片药，吸吸氧气，坚持工作着，直到1985年5月我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
【发挥余热】
离休后在家休整了一段时间，身体恢复的还不错。后来经人介绍，我到北下关街道下属的红医站工作。当地居民多、流动人口多；环境脏乱差，红医站药品品种少，就是在那么一个艰苦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站里就我一个人，什么都得自己亲自去干，又当大夫、又当护士。不仅坐诊看病、上门出诊，还下社区去讲课，防病治病，深得街道领导和小区居民的欢迎，后因道路扩宽，红医站停诊。
1990年春天，我被海淀区伤残儿医院聘请去工作。刚进医院，就被眼前的患儿惊呆了，那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脑瘫患儿。有的智力低下，不会说话或者言语不清；有的肢体活动障碍，不能独立行走；甚至还有的癫痫发作。好在马院长待人亲切，他原是西苑中医院的儿科主任，还是个老党员，他讲到：脑瘫是小儿神经科很常见的病，我们国家6岁以下的儿童患病人数，平均每年4.6万人的速度递增，但是约七成的患儿经过及早的治疗，是可以有自理能力的，损伤程度轻的患儿还能完全恢复。他的一席话很快就打消了我的顾虑。针灸、按摩、导平…样样都干过。尤其做按摩治疗，是很需要体力的，对于我一个退休的、又有心脏病的人来讲，确实是有些吃不消。但每当我看到家长们期盼的眼神，看到经我的手治疗，不会讲话的孩子说出了话、强直的肌肉松弛下来，看到抽搐的频率越来越低的时候，再苦再累都无怨无悔，就这样我的病人越来越多，都是慕名而来的。
第二年，马院长让我分管门诊工作，还管理药房的工作。门诊科室多，那儿的医务人员又都是来自不同的医院，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承担思想工作的任务。工作忙忙碌碌，经常不能按时吃饭。
随着病人的增多，住院床位已经不能满足病人的需求，加之医院是个民营医院，我就回单位去回收一些旧家具，还自己找车拉家具。看到临床医生人手不够，我还介绍同事来医院工作。总之，我把医院的事视为自己的事，全部身心都扑在工作之中。
1994年因我丈夫患病，我就回家照顾他。后又在一个咨询台做了医疗咨询工作，主要是医学方面的咨询。为了帮助咨询者，提供满意的服务，我利用休息时间，查阅医学资料，尤其是中医药方面的。半年后因骨折回家休养，至此我离开了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医疗事业。
【工作中难忘的事情】
记得在空军第三航校卫生所工作时，有一名警卫战士膝关节肿痛，考虑急性膝关节炎，我给他关节腔抽液并腔内注射药物治疗，由于我的疏忽，没有告诉他不要洗澡，防止感染。他回去后就洗澡了，事隔4、5天因下肢感染，他又来找我看病，至今我都愧疚不已。
还记得刚调到中央气象局工作不久，有一天值夜班时，某一研究所所长的外孙玩耍时不慎摔倒，上眼睑破口，流血不止，孩子哭闹不止。我未加思考就立刻取出外科缝合包，进行局部消毒、伤口处理，一针针地缝合、包扎完毕才松了一口气…可是孩子的家长却心存顾虑，我一个初来乍到的内科医生，能处理好儿科的外伤吗？他们抱着孩子找到了卫生科主任，邢主任查看伤口，确认伤口既无感染、对口缝合好后才放下心来。7天后孩子来卫生科拆线，果然伤口愈合得非常满意，几乎看不到缝合线。事隔十余年，一次偶遇孩子的家长时，还称道不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