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我们经常去问候他们，问问他们哪儿不舒服，给他们简单诊治一下，换换药什么的。
到1951年的冬天，我们离开南京调到了江苏苏北农场工作，在那里工作将近两年时间。农场的生活条件很差，住在用泥巴堆起来的屋子，整天吃一些萝卜和汤什么的，肉根本就没有。
苏北农场成立了卫生科，下设有医务室，我还是负责医务工作。农场有国民党的军医，领导提醒我们要保持警惕，注意他们的言行举止。工作期间，从他们那儿还是能学到不少的知识，我们称他们为老师，后来我就开始从事外科专业了。
【锦州第三航校，爱情开始的地方】
1951年，在南京我和老伴儿相遇。那时他在干部科任干事，我们的卫生室与干部科相隔不远，出出进进经常碰面。他给人的印象忠厚老实，我们又是同乡，经常在一起聊天，很谈得来，他还主动把我提升为助理军医。
有一天，我们一起到山坡上摘酸枣吃，后来下起雨来，当我们浑身湿透地跑回单位时，被同志们发现了，我们的恋爱关系被公开了。
不久，组织上调动工作，准备派他去给陈毅司令员当生活参谋。后因机构整编，老伴儿调到空军锦州第三航校。从此我们一直书信往来。
1953年他向组织提出申请，我由苏北农场调到空军第三航校卫生所（部队代号0一一），由一名陆军变成空军军官，穿着大盖帽，黄上衣、蓝裤子，很有威风。因我有战伤医院工作经历，就被分配在外科工作，只有我一个人，一般的外伤和门诊小手术，都能给予处置。
1953年底我们结的婚，是在部队的食堂里举办婚礼的。婚礼非常简单，准备了一些花生和糖果，领导讲讲话，让我们谈谈恋爱经过，就结束了。
婚后我们住在集体宿舍，只有到周六晚上才能回到我们的新房，周日晚上就得赶回单位，否则就得挨批评。
部队纪律严格，每天出操训练，排队集体就餐。婚后三个月我就怀孕了，反应厉害，恶心呕吐，不能闻油腥味。别人进食堂去吃饭，我就在门口，等大家都吃完了饭再列队回来。自己随便找点儿吃的东西填填肚子。
1954年在我大女儿出生前，全军进行整顿，所有的女兵一律转业，当时我是个副排级干部。
即将转业之时，卫生处的领导安排我们4位女同志（校长、团长、参谋长的夫人）到学校去学习。当时我们轻信了小道消息，说如果上学期间生小孩儿，学期就要延长一年。所以我们在入学考试时，都拒绝答卷，失去了一个学习的良机，至今想起都遗憾不已。
【锦州棉纺织厂的难忘记忆】
从空军转业到锦州棉纺织厂职工医院，纺织厂是解放前老厂，机器设备、厂房、宿舍都是日本人建立的。职工医院设有内外妇儿等科室，医务人员20余名，我在职工医院当儿科大夫。
对我而言，儿科是个比较陌生的专业。当时科里的张淑杰是个科班出身的儿科大夫，我就向她虚心求教，慢慢地掌握了儿童的生理特征和用药剂量。在那个年代虽然是儿科大夫，但工作起来是没有科室之分的，值夜班的时候，哪科的病都得处理。
后来又调到车间的医务室工作，每天背着药箱下车间，送医送药。那时在一线工作的工人是非常光荣和自豪的，我们的工作重点也是要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
在工作期间，因为自己是部队的转业干部，所以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要起带头作用，凡事辛苦的工作争取多干一些，得到了车间领导和工人们的一致好评。
记得1957年发了一次洪水，工厂被冲了，我们大家都到车间去抢救物资。有一个工人在抢救物资中受伤了，躺在水里动弹不得，当时水很深，要下去救人是很危险的。在那危险的时刻，我也没想太多，虽然不会游泳还是跳了下去把受伤的工人给救了上来。
到了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国家号召要大炼钢铁。那时候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家每户的锅碗瓢盆（凡是金属的）都得拿出来去炼钢铁。我把家里所有的金属物品都贡献出去了，就连家里做饭的锅盆都献出去了，家里也没有办法做饭吃了，就只好去厂食堂去吃饭。
为了多炼一些钢铁，我们到处寻找能炼钢铁的东西，工厂有个旧锅炉房（锅炉已经拿去炼钢铁了），但锅炉房的水泥座里还有一些钢筋，为了能拿到这些钢筋我们就用小锤子一锤一锤地敲，手被震裂了，膝盖磨破了，但我们无怨无悔。
我晚上在医院值夜班，白天还得去大炼钢铁，没法休息，24小时连轴转。经常是没时间回家给孩子喂奶，孩子的爷爷只好抱到工地来给孩子喂奶。
由于我的工作出色，被评为纺织厂的劳动模范，上了光荣榜，还出席省里的劳模表彰大会。
1958年我开始上夜大，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之年，生活日用品都得凭票供应。家里有老人、还有孩子，我丈夫又在部队，经常回不了家，家里的一切我都得照顾。我公公帮我带孩子，他老人家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有些贫血。那时候根本就买不到鸡蛋，我就自己养了几只鸡，每天就用新下的蛋给老人冲着吃。在那五年漫长的学习期间，晚上6点到9点钟上课，休息日还得上课。我边学习边工作，我怀孕又生了二儿子，还得带孩子。二儿子生性好动，把课本当成纸撕着玩。每天要把他哄睡了，才能安心学习。有时看着书就睡着了，醒来才发现课本已经被儿子的尿浸湿了，晒干了再用，就这样坚持把夜大的课程都学完了。
【曙光电机厂——文革那些事儿】
1964年，我丈夫所在的部队要转业一批领导干部到地方，去支援地方的国防建设。领导找他谈话，问他对转业有什么想法，他说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部队就安排他转业到北京曙光电机厂（当时为了保密内部称为125厂）工作。那时候我已经怀有7个月的身孕了，一家人坐着火车来到了北京。
125厂报到，我丈夫任保卫部部长，我也被安排到厂里的卫生科（实际就是厂里的门诊部）上班。卫生科一共有20多名大夫，设有内外妇儿、针灸科，还有检验科、放射科，我在内科工作，不久领导就让我做行政主任，管理卫生科的行政工作。
当时的卫生科医疗条件较差，医务人员缺乏、医疗水平不高，就想尽一切办法“走出去请进来”。一方面把医务人员送出去进修，同时还创新的和其他医院搞合作，遇到疑难杂症还请专家来会诊。短短的时间，卫生科的医疗水平整体有了提高。我还经常组织大夫轮流下车间去给工人看病，工人有什么病都能很快地得到解决，保证了第一线的生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段时间，工厂的生产秩序被打乱，一批人自称为“造反派”，一批人被称作“保皇派”。工厂工人分两派，干部也分两派，由于观点不一样，互相搞斗争，工厂停产被闹得乱七八糟。由于我反对他们这样闹，“造反派”的人就说我是“保皇派”，批斗我，不让我做行政主任了。后因厂里没人给看病，就又把我叫回去到卫生科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