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的玩伴】
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很好的玩伴儿，叫黄金英，她现在云南。她父亲是个看山的，家里比较富裕。她姐姐，就是我的三嫂。我们一起上学，经常去她家，跑到山里去挖菜。她父亲还是个地下党。我和黄金英还一起帮她爸爸给共产党送过信儿呢。
那时候，国民党人住在我们村里，他们一般只注意大人的一举一动。一次他们经过我们住的房子，我哥哥去上厕所，回头看了看国民党编队、执勤，结果被国民党人发现了，他们就把我哥哥拉出去就打，打的死去活来。
国民党人对小孩子不太在意，加上我小时候生性活跃，踩高跷、扭秧歌。所以我们在送信的过程中从没有被国民党发现。
后来黄金英的父亲被国民党抓到，枪杀了。
【梦魇般的日军大扫荡】
1942年日本鬼子大扫荡，我的哥哥们都是村里的干部，三哥还是民兵队队长，二哥、三哥和五哥都是正式的党员。
那时候我们家染上了伤寒病，就是现在的瘟病，所有人都发高烧，我二哥没办法带领部队和村里的老百姓转移，他就让我另外的两个哥哥分两路，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带着老百姓赶快撤退。
剩下的我们一家人向北边撤出，还没出村庄就听到鬼子开枪了。趁着枪稍微停顿，我们悄悄逃出去。
逃到车道村时，结果一些人在山上被日本鬼子抓到了，他们投降了。当时二哥气愤地骂道：“看你们这帮人，等日本鬼子走了，回去怎么整治你们。”就在我哥哥说这句话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就冲着我们过来，我哥哥站起来，鬼子就用枪托打了我哥哥的头。他们把从村里抢来的粮食让我哥哥扛着，我看的是挺大的一个包，起码也有五、六十斤。当时我哥哥还发着烧，好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我哥哥咬着牙，艰难地背着走。日本鬼子一边走还一边打我哥，我母亲就上去追，追出去老远，日本鬼子用枪托打我母亲，打的血流满面。后来还是路上的老百姓劝说“大娘你回去吧，你追不上的”。我母亲一想是啊，还有我和我父亲在等着她呢，一个瞎子还有一个小孩，很危险的，我母亲就赶回来找我们，却只看到我父亲在那里，不知道我跑哪里去了。
原来日本鬼子带走我哥哥后，又来拉我，那年我13岁了，我就抱着棵儿小树，他们没有拉动，继续拉我，我就抱着我父亲，他看我父亲是一个瞎子，也觉得一个小孩拉走也没有什么用，就用那个枪托打我，我父亲就趴在我的身上掩护我。那时候母亲已经追赶哥哥去了，我当时怕日本人再来抓人，就跑到南面一个埋死人的地方，那里刚好有一个挖好的坑，我就趴在里头，那个坑很小，我的腿还露在外头。
后来听到母亲到处喊着我的小名，还边喊边说：“鬼子走了，你快出来吧。”我才从那个死人坑爬出来，这样我才没有被抓去。
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强奸妇女。要是谁家有牲口，鬼子就宰了吃了，无所不为。只要鬼子一来，老百姓生怕被抓走，都不敢在家里住，就跑到山上去。当时中国人都恨死日本鬼子了。我们在山上没有水喝、没有饭吃，都是民兵们上山来给我们送点粮食吃。
我哥哥是民兵队长，带着村民们去埋地雷，设路障。我也跟着他们去挖坑，把地雷埋在里头，线露在外面，用土埋一下，然后在用树叶遮盖起来，把线拴在树上。只有鬼子一来，一拉就响了，这件事挺好玩的。
我童年的时候，学会了织花，在一个大大的台布上织；用手工纺线；还用头发做发网，把那个网戴在头上，头发就不会被风吹散，这个工作我干了很长的时间。每个礼拜来交一次活儿，可以挣几毛钱来补贴家用。后来听说发网是给日本人做的，我就不做了。
【我的哥哥姐姐】
大哥孙景仁：大哥孙景仁是个地下党。当年他把我们送到山东乳山县小疃村后，就返回老家去了，给共产党送送信，运运粮食，或者是给他们带带路。后来被国民党发现了，就挖了一个坑，准备把我嫂子活埋，大嫂前面抱着我侄子，后面背着我侄女。土都埋到半截了，国民党质问我嫂子，我哥干嘛去了，是不是给共产党送信去了，还是给共产党运粮食去了。我嫂子确实是不知道事实真相。后来还是村长站出来担保，他说我们家境困难，父母逃荒在外，他们只是做点小买卖，弄点粮食回家维持生活，保证不会去做坏事的。国民党这才把我嫂子放了。
二哥孙景云：我二哥也是地下党员。1942年鬼子大扫荡的时候，他得了伤寒病，被鬼子抓去给日本鬼子扛粮食，他们一边走还一边用枪托打我哥。当走到玉林村河边，他趴下去喝水，背着那么多粮食，累得起不来了，就被鬼子当桥踩、活活地踩死，最后被狗吃掉了。死的时候，谁也不敢过去，我们家人也不知道。后来我到那儿去工作，当地老百姓提及曾经有一个穿着黑棉袄、长的什么样子的人，那个人应该就是我的二哥。
三哥孙景礼：1946年我去当兵，我三哥、五哥也报了名，村里干部要求留下一个人来照顾老母亲。加上村子里面没有干部了，我三哥当时是村长，就留下继续工作了。
他当民兵队长时候就带人埋地雷，设障碍。记得有一回手榴弹不响了，黄金安就在我们家门口的石头上凿，突然“蹦”的一声，我哥哥被炸倒了，把黄金安的手整个指头都炸掉了。就连院里的小鸡，都被炸死了，多大的力量啊！很幸运的是我哥哥没受伤。
四哥孙景发：我四哥孙景发大概是1944年以后当的兵，在山东东海训练了半年，就拉到南面去打国民党。后来他牺牲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我们不知道，一直认为他还在当兵打仗呢。后来才听说是在平原打仗，去了一个团，只回来一个排。
从我们兄妹关系来讲，四哥对我非常好，就像姐姐一样照顾我，还给我买过小梳子。
他是偷着走的。队伍走到我们村庄，他回家看看家人，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只有母亲和弟弟、妹妹。我问四哥什么时候走，他说我住两天，你出去玩吧，等我走时再告诉你。我玩去了，他就出发了。那是我们最后的一面，好几年没有他的消息。直到我当兵以后，村干部才告诉我，部队来信了，你家的老四已经牺牲了。我一直也没敢告诉我母亲。
(景财兄和战友的合影)
五哥孙景财：我五哥孙景财，1946年我和他一块当的兵，我是到区省，他是到部队去的。他打过仗，当过饲养员。工作中一不小心弄断了指头。后来又有血尿，就转业回家了，在村子里当村干部，后担任村长，工作有声有色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受到批斗。
1976年他急性尿血来北京看病。我为他联系北医三院，医生说他有冠心病，等养好了再来做手术。后来又联系友谊医院，当时周总理刚去世，又赶上地震，医院大夫说先出院，等大家心情好一好，再来做手术吧。结果手术没有做成。
他回到山东，被结石折磨得要死、只想撞墙，直至病故。
姐姐：我姐姐十几岁的时候就去做童养媳了，1948年病故了，连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我对姐姐的印象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