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习生涯】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政府在村子里建了所学校——小仝小学。我上学那年已经14岁了。上学前，我一高兴把长辫子剪掉了，气的父亲一天都没有吃东西。
当时我是个插班生，学习比较吃力。但是我一门心思的就是想学文化，上课认真听讲，课间也不休息，晚上回到家里就抓紧时间复习功课，点着个煤油灯学习到深夜。在短短的4年学习期间，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语文考试几乎每次都得满分。
上学期间，我还得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到周围村子去做宣传工作。有的时候上课就得请假，否则无故旷课就得受处罚挨打。我的班主任是村干部，校长也是个党员。只要跟班主任请假说“有什么活动”，他就明白了。
那时候，于一心（后来我的入党介绍人）还带我们去离我们村有70里地的桃村，那儿有个军工厂，领一些活儿，做一些简单的衣服。多了做不完的时候，就分给村里面的人帮忙一起做，做完了我们再想办法用车子运回桃村去。
【青涩青春里的好友】
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叫刘素玉，她现在北京。她和我不是一个村儿的，我们俩一边上学，一边搞地下活动，她1944年入的党，她哥哥也是地下党员。我1946年入的党，那年我18岁，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一个叫于一心的老党员。
“潜伏”育林区医联社
入党不久，区党委领导郑云良同志亲自找我谈话，调我俩到了区里的医联社当学徒，医联社是国民党的活动据点。我们名义上是当学徒，做饭、打扫卫生；学习打针、换药、抓中药，实际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摸清内部人的活动，了解哪些人经常来，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他们在里面密谈，我们就在外面佯装和大夫聊聊天，给老百姓换换药，晚上我们俩就跑到区政府，把白天摸到的情况向领导做汇报。
当时，我们俩住在一间草房，冬天很冷，我们就自己拾柴火，生火取暖。当年刘素玉人长的个子矮，我在生活中照顾她，晚上让她睡在热炕那头，袜子破了就替她补好。
后来，医联社的人发现我们俩总是往区政府跑，似乎觉察出不正常。一天，区党委领导提醒我俩，你们两个小鬼被人家发现了，你们的处境很危险，吃饭喝水都得要当心，小心敌人下毒。我们俩就自己做饭吃，绝不吃他们送来的饭；就连喝水杯我们也要保存好。那时我们才只有18、19岁。
【得到机会进入华东医科大学】
1947年3月我考取了华东医科大学，不久就穿上了军装，我的医学生涯便由此开始。
1947年华东医科大学招生，学业三年，管吃、管住，毕业后当地分配工作。区政府领导经过考虑，同意我和刘素玉报考的申请，并亲自送我俩去考试，结果被录取了，编在第九队。
当年华东医科大学的学员现在北京的还有郑翠玉、姜明、王文芝等人。
入学后学校对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要我们团结互助、遵守纪律，要好好学习，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学前教育不到一月余，新四军就接收了我们学校的学员，南下行军。当时一天要走上百十里路，大家脚都磨出了血泡，累得两条腿像木棍似的。渴了就喝口河水。饿了就嚼片树叶儿充饥。到了宿营地，向老乡买些高粱米做饭，没有菜就用盐水泡饭吃。有的时候夜间行军，看不清路，趟着烂泥塘，大家穿着被浸湿的军装行军赶路。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要进攻山东，我们日夜兼程撤退。有时能和国民党军走个对头，幸好没有被发现；更为危险的那就是国民党的飞机在空中盘旋、扫射。当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有时就在老百姓家的牛棚里过夜。记得那时拾到国民党空投下来的压缩饼干和牛奶，有的学员不习惯牛奶的膻味儿，就送给老乡们。我们是白天学文化，夜间行军，经常是边行军、边瞌睡。记得有一次，我实在是困了，走着走着就把后面的学员带离了队伍，幸好被战友们发现了。
经过几个月的翻山越岭、艰苦行军，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华东第五野战医院。
【难忘的军营实践】
1947年下半年，我们学员被分配在华东第五野战医院，我在手术室实习。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一病人需要截肢，术中大夫叫我扛着大腿，截下来的那条腿依然沉甸甸的。
我们也开始正式上生理解剖课，让我们辨认骨骼结构，肌肉、血管、神经走形，心里十分紧张。
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上海战役，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孟良崮战役，我军伤亡惨重。我们除了做手术，还得去护理伤员，打针、发药。那时候我护理的一个病房，全是破伤风抽搐的病人，而我也患上了疟疾，病人抽搐，我也打摆子。当时由于人手不够，即使生了病也不能休息，都得坚持工作。
1949年，我们接受新的任务（据说是解放台湾），一边学习，一边军训。爬障碍物、走独木桥，训练中我不慎将右踝关节扭伤，拄着拐棍，行走困难。由于腿伤，我被留在后方的卫生部卫校。更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的腿伤会导致我的终身骨关节病痛。
卫生部卫校的学员都是因为身体有病下来的。我在那里学习不到一年，就被调到干休所工作去了。
【疗养院结实好友——王彦桂】
干休所里主要是部队的一些老同志下来疗养的，我们的任务就是给他们做医疗保健工作。
干休所有6名医务人员，王彦桂就是所里的一名医生。她也是个山东人，也许是老乡的缘故吧，没过多久，我们俩就相处的特别好。那时候，她开药方，我发药；干什么事我都是陪着她，就连吃住都在一起。
1949年渡江，我们是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开始渡江的。当时情况很危险，我们乘坐老乡的小船，没走出多远，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轰炸了，船夫让我们躲在船舱里面不要动。当时船帮都灌进水了，我心想完了，不被国民党打死，也得被淹死，幸好最后我们还是安全过江了。
渡江后我和彦桂曾经分开过一段时间，我到常熟市工作，她上了南京军政大学。后来我也到了南京，我们又相聚在一起了。她父亲从老家探望女儿来，当听说我俩的关系后，老人家就让我做他的干女儿。分别的时候，我们父女三个还合影留念，这幅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我还穿过干娘亲手为我缝制的布鞋呢。
1951年我离开南京，调到江苏苏北农场工作，我们俩又分开了。一直到1966年通过我的同学姜明，又联系到了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王彦桂。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从此每逢节假日，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聚在一起，无比幸福快乐。
文革后王彦桂随丈夫调到南方，分配在镇江市交通局工作，从此我们天各一方，书信往来。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会相聚在一起，回首那些共同渡过的幸福美好时光。
【由华东军大调到苏北农场】
1950年，我调到了华东军大卫生科工作。我们一方面负责给学员看病，另一方面还得给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军官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