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首先是定床，尔后是动床，这就要求先放清水，后放浑水，试验的组次变化相当多，是一项内容诸多的工作，因此让我倍感辛苦。但是每次想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祖国托付的责任，想到妻子在国内的工作和生活比我更加艰苦，手握着家人的照片，心中的意志即刻坚定万分，这点苦又算什么呢！
在我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时，我的导师D.索科洛夫教授也为我能取得这样可喜的研究成果非常高兴，同时也了解了有关弯道变形河床的泥沙运动轨迹，与矩形断面的（定床）河床的泥沙运动轨迹是完全不同的。导师D.索科洛夫教授认为我的这一研究有了重大的进展，本可以继续深入，但是考虑到我的学习期限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尽早结束试验而转入论文的编写工作中去。我的论文先由导师的助手（时任教研组副教授）O.L.尤斯曼诺夫审查，然后交由导师亲自把关。我们的导师对待论文的工作很是认真，即便在他暑期休假时，也要求我们到他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去见他。
但万分不幸的是，在论文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时，导师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住进了医院。他老人家当时年龄已经很大，而且这次病得十分严重，我们即刻赶往医院去看望他，老人深情地望着我和师兄王明甫说：“我病了，我很遗憾，不一定等得到你们毕业，你们是非常优秀的，你们放心，我已经委托O.L.尤斯曼诺夫帮助你们完成论文工作。”我们含着泪水安慰着老师，让他安心养病，并且保证会努力完成论文工作。老师用手指着我们给他买来的水果，还虚弱地念叨：“你们买那么多，我怎么吃得完。”当时我的心中有股酸楚流过，波涛汹涌地侵满了我的内心，久久不想放开老师的手，但为了让他老人家安心养病，我只得闭眼不舍地放开。
最终，我们敬爱的导师，D.索科洛夫教授与世长辞了。他是苏联老一辈的科学家，生前受到学院全体师生们的敬爱与尊敬。老师的追悼仪式在院长卡瓦连柯的主持下，庄严而肃穆地在导师身上盖上了苏联的国旗，我和师兄王明甫参加了守灵仪式，我代表中国留苏学生向我们敬爱的老师致悼词，尔后我们跟随老师的亲人们，把他的遗体送往莫斯科郊外的名人公墓中安葬，愿老师就此安息。
因为导师的突然去世，我们水能利用教研组的老师和工作人员受到了学院上下加倍的关心与爱护。O.L.尤斯曼诺夫教授为人非常谦和，对我们的论文总是认真细致地审阅批改。他的副博士论文选题也是弯道环流，同时也已在很多年前被出版并译成中文。在我进行试验时，他将自己试验用过的相机和自动摄像装置传授给我，所以在我的试验过程中，可以得到相当珍贵的图像资料。我们教研组的工作人员，尼娜和瓦丽亚主动帮助我们录入文字，并处理一些平常事务，成为强大的后盾，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在论文答辩前，学校论文评审委员会收到了十几位同行专家的评审意见，他们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最终我和师兄王明甫的论文均得到了全票通过的优异成绩，并被授予了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留苏生涯
1960年，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全体中国留学生和外国老师在校门前合影（三排右三为曾庆华）
在苏联这几年期间，我不仅学到了专业方面的知识，而且还增长了许多见识。目睹了二战后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崛起，在那样发展良好的时代，苏联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人民的生活幸福美满，这个国家当时在重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处于世界的前列。它生产的机器设备、武器装备出口到许多国家，并且还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兄弟国家培养了众多科学技术人才。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苏联在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方面有其薄弱的环节，在他们的商店中绝大部分的纺织品和农副产品都来自中国，随处可以见到中国生产的罐头食品、中国的大米，还有来自保加利亚的蔬菜和水果等。
苏联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而且他们国家的文化普及率很高，人民的日常行为都有高素质。在莫斯科坐地铁时，经常可以看到人们手捧着书籍在阅读和学习。苏联是一个很讲礼貌的国家，对于妇女和老人很是尊重和谦让，平时是不会出现不文明的行为的。
在莫斯科读书时，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列宁图书馆，一般都是早上进去，到了闭馆时才会出来。这个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是一个十足的知识的海洋。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知道的任何方面的知识，只要你进入这个“圣地”，就会自然迸发出“一问到底”的精神。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年事已高的学者，他们都在聚精会神地读书，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在这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知识的磨练，知识的宝贵，就如列宁曾经说过的“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尽管我们在苏联学习期间中苏关系异常紧张，但是我们却时刻都能感受到中苏两国人民间永恒不变的友谊，我们这些留学生得到了苏联科学家和人民真诚地关心与爱护，而我们作为肩负祖国重任的留学生，自然会在苏联的土地上播下友好的种子。在苏联，人民普遍对我们有着很好的印象，认为我们这些留学生勤奋好学，懂得礼貌，遵守纪律。
1962年十月革命节时，曾庆华（左）与第二导师尤斯曼诺夫、王明甫在莫斯科合影
1989年11月9日，曾庆华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去拜访留苏时在同一房间住的研究生哥达·拉斯拉，他回国后曾任国际多瑙河管理局局长、匈牙利水文研究院院长。这是曾庆华在布达佩斯郊外哥达·拉斯拉的别墅拍摄的哥达·拉斯拉与家人的照片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我于1989年再次来到莫斯科这片土地上时，我曾经的副导师阿列克·列昂尼多维奇·尤斯曼诺夫已是八十多岁的白发老人，却还坚持站在火车的月台上迎接我，我们见面时抱头痛哭，曾经相识的种种，瞬间交织于脑海中。
1991年在伊列娜家，曾庆华（右一）和夫人倪承瑞（右三）与斯尼申柯夫妇、伊列娜夫妇合影
老人把我接到自己家中，他的全家（师母、他的女儿、女婿、外孙和外孙女）早早就在家中等候我的到来，见到我后热情地向我问好。老人拉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坚持让我住到他家，并且专门为我腾出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供我居住。师母还特意为我准备了美味的食物。以后的几年里，我时常率团出访苏联，每次都必定会来到老师家看望他们一家人。
倾尽一生为水利
1963年，在论文顺利通过答辩之后，我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并被分配到中国水科院泥沙所[2]，开始了让我倾尽一生的工作。
1963年回国后，曾庆华（右一）与妻子和女儿们合影于北京大北照相馆
回国之后，我把我的论文交给了我在国内的导师方岱宗先生（当时老师任泥沙所第一负责人），我的导师非常高兴，把我的论文送到了水科院图书馆。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要求我们将论文译成中文，由他们送到国家图书馆进行保存和借阅。时至今日，在国家图书馆还可以查到我的论文（中文和俄文两个版本）。
一、三门峡水库的改建
到了泥沙所后，钱宁先生带我赶到了钱塘江。本想让我进行河口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不久之后，三门峡水库改建的问题被提上了议程，所以方岱宗先生提出让我参加到三门峡水库改建问题的研究工作中。当时我所进行的具体题目是：“三门峡水库建成前后水库上下游的河床演变特点及水库增建泄流排沙设施后情况的预估。”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钱宁、范家骅、徐明权、曾庆华，其中钱宁先生为总的项目主管，参与项目的还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水科所。当时我被指派为渭河下游研究组组长（由黄河委员会水科所、西北水科所、陕西三门峡库区管理局、水科院泥沙所共二十余人组成），我负责潼关以上、渭河部分，研究三门峡水库修建后，泥沙淤积对渭河和西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