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河床演变学术讨论会对我们这些年轻的水利工作者来说，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维里康诺夫院士，在陪护人员的搀扶下缓慢地一步一步走到我们面前，并亲切地向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握手问道：“你们认识我吗？知道我是谁吗？”当时维里康诺夫院士像是见到亲人般急于等待答案，我握住老人家温暖的手说：“我们知道您，您在中国是很有名的。”老人家听后，开心地笑了。
还有一位法国和苏联的双院院士，他是水利方面的顶级专家，名叫耶盖阿扎罗夫（亚美尼亚人）。当时他也年事已高，但还是专门约见了我和王明甫两个人，向我们询问了有关中国泥沙问题的现实情况，并要我们转达自己对钱宁等中国泥沙专家的问候。陪同我们约见耶盖阿扎罗夫的是现今亚美尼亚共和国国著名的科学家巴赫斯拉良。
留苏生涯
1960年秋，曾庆华和王明甫（右二）访问亚美尼亚共和国科学院水工研究所时，这里的人们以野餐形式欢迎我们（这张照片是曾庆华拍摄的）
1960年秋，曾庆华在第比里斯参观斯大林的出生地
在第比里斯，我们有幸参观了斯大林的出生地，这里也是他父母的故居。随后我们从格鲁吉亚来到了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埃里温，在这里的亚美尼亚水利研究所拜访了著名的弯道专家阿纳昂教授，我们受到了教授极其热情的接待。研究所用具有民族特色的方式欢迎我们，记得当时是牵了一只羊赶到了美丽的山林，然后在那里宰杀了，放到架起的松柴上去烤。就这样一边用火烤着一边涂着特有的调料，不时还会唱上几句民歌，旁边还会有人跟着舞蹈起来，一会儿功夫桌上就会摆上丰盛的菜肴和香醇的美酒。他们的性格热情豪放，对待客人更是热情有礼。
与此同时，我们也参观了他们正在研究的类似水库三角洲上河道的变形，尔后就由巴赫斯拉良陪同我们去看夕晚湖的蜿蜒河道，这里是卵石河床上的典型弯曲河道。
接着我们便到了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巴库，在这里如愿的见到了依巴扎德院士，他曾经写过有关库拉河裁弯的书籍。在他亲自陪同下，我们看到了库拉河裁弯工程的真实面貌。这是依巴扎德院士一生的杰作，库拉河的裁弯工程有效地降低了洪水水位。
随后我们回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访问了地理系的H.N.马卡维也夫，他是我同学龚国元的导师，在苏联河流地貌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曾提出了河相关系式。莫斯科大学地理系还在野外建立了自己的河流地貌观测基地，马卡维也夫教授还进行了水库淤积的概化模型试验，这对于研究水库淤积的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曾经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与此同时，内河航道方面的著名专家罗西耶夫斯基，也向我们展示了他利用琥珀模型沙在水槽中研究两弯间过渡浅滩的整治概化模型，特别是他向我们提供了自己曾经在试验中进行水面形态的观测方法和水位仪器的图纸。这种精准的水面型态观测仪，让我和王明甫在试验中都已采用了，让我们了解了水面型态与流速场和河床形态的相关关系。
苏联水工设计研究院的罗辛斯基教授（曾是中国水利专家谢鑑衡和王书华的导师），他在苏联泥沙研究方面很有威望，曾应邀到中国访问，并在中国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罗辛斯基教授曾免费为我、王书华、王明甫、周素贞、张仲南讲过为期两个月左右的课程，他从泥沙的基本理论方面帮助我们，因此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是十分特殊的。在他与库兹宁的试验中表明，在河岸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以获得犬牙交错式的河型。自此，他在河道河型演变方面具有其独特的见解。
在留苏学习中，王书华学长曾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他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苏联，在罗辛斯基教授门下研究河床稳定性的问题。为了让我和王明甫尽快开展试题，他帮助我们选择模型沙，带领我们到莫斯科郊外的奥卡河找寻一种质地洁白的细沙子，级配非常均匀，沙子的起动流速是每秒20厘米左右，这非常适合我们所要进行的试验。王书华学长还与我们一起（同时还有两位苏联工人）挖了一卡车的沙子运回学校，以备试验之用。在苏联，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之间的情谊就如同兄弟姐妹般亲切，大家彼此关心爱护，互相帮助。
后来我还与一同留苏的同学龚国元专程来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去拜访了B.马卡维也夫和列维两位教授，苏联国立水文科学研究院的康特拉齐耶夫和卡拉乌舍夫教授，还有列宁格勒水文气象学院的康恰罗夫，他曾写过《河床动力学》（由张书农先生译成中文），在研究弯道方面是较早的专家。
通过长时间、多地域的学习和考察，我们这些年轻的水利人员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和实际经验，深刻感觉到在那样的年代，苏联泥沙学科研究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研究有了深厚的基础。回到学校之后，我们两人向导师汇报了整个过程中学习到的知识和启示，导师很为我们高兴，他认为我们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难以学到的东西。尽管很多东西都未能消化，但却令我受益终身。
后来我的试验研究工作逐渐开展起来，导师也同时提供给我最大的帮助，把整个教研组三分之二的空间都让给我使用，并且还给我配备了两名工人师傅负责我们的模型制作，同时还雇用了一名年轻人帮助我进行试验的观测。导师对我这个试验十分重视，再三对我说道：“弯道演变这个课题是很难的，希望你不要单纯地只搞理论性的东西，而要从试验入手，从中得到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留苏生涯
我的师兄王明甫是研究分叉河道演变的，我们俩人的研究都与弯曲水流有关，是河床演变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试验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此时却没想到得到了一个重要通知，要求我们全体留苏学生到中国大使馆去开会。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开始出现分歧。直到1960年11月，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刘少奇同志为团长，邓小平同志为副团长，彭真、李井泉、陆定一、康生、刘宁一、廖承志和刘晓等为成员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共有81个党的代表团参加）。并在这次会议上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虽然之前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赶到机场去迎接刘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表面上做出欢迎的样子，但在会上赫鲁晓夫却首先对中国代表团的观点含沙射影地加以批判，尔后邓小平同志又代表中国共产党直指出了赫鲁晓夫及苏共的错误观点。就在这针锋相对的特殊时刻，刘少奇、彭真、李井泉等领导同志，亲自到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接见了全体留苏学生。当时因为现场的人员过多，所以我们只得坐在大厅的地毯上，聆听中央领导们的重要讲话。
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莫斯科接见留苏学生的新闻，很快就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而且在这些时日过后，我收到家人的来信，其中就提到在报纸的照片上看到了我，他们很是高兴。
在领导的讲话中，他们再三嘱咐我们要与全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要刻苦努力学习，把平时的钱花在学习上，多买一些书籍带回国。自此，我的学习士气更加高涨，更加抓紧了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之中。
通常我都会早上8点钟进入试验室，到了深夜十一二点才回到宿舍。因为在试验的过程中是不能够停水的，必须要连续进行测验，包括流速、流向、水面形态，还要观测泥沙的运动轨迹和冲淤的地形。测流速时，每一个断面要有5根垂线，每一根垂线有五个点，每个点要有流向的相关资料，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地去了解环流的沿程变化，12个断面的工作都必须完成，当天还要进行观测资料的整理分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