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水库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支持和援建的工程之一，由苏方进行设计，当时曾作为中苏友谊的成果而闻名遐迩。修建大坝之前，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就产生了不小的争论，但当时掀起向苏联学习的“一边倒”气氛，所以有些正确的想法，是不敢随便公开发表出来的，有些不同意修建的人的意见因此也未得到学术界的支持。当时主张发电用途的人希望水位愈高愈好，不考虑对八百里秦川的影响，不考虑对古都西安的影响；另外一种就是指责的声音，单纯地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关键的问题是对黄河泥沙问题严重性估计不足，而苏联的河流泥沙问题的实际情况远没有中国的严重。而且我国于1954年由黄河水利规划委员会编制的《黄河综合治理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中就曾经指出：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和水库寿命估计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当时对水土保持和拦泥库的作用估计过大，认为不到7年三门峡的入库泥沙就可以减少50%，即使如此乐观的情况，该报告估计三门峡水库的寿命也只能维持50~70年。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报告所料，我们在兴建这一工程时，尤其还是世界上产沙量最多的河流上，缺乏科学的充分论证，茫茫的黄土高原的产沙区，流域的泥沙侵蚀根本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控制。
三门峡水库自1958年12月截流，到1960年9月15日开始蓄水，1961年2月6日最高水位蓄至332.58米，这时水库的回水位超过了潼关，并且库内产生了严重的泥沙淤积。335米高程以下库容损失了17亿立方米，占入水库泥沙总量的92.9%，当时淤积的大部分都集中在渭河华县—潼关之间。1962年4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陕西代表组就此提出了相关的提案，建议三门峡水库的运用应以滞洪排沙为主。人大会议以后，敬爱的周总理立即召集了有关人员进行商议，于此他做出了英明的决策，讨论和研究三门峡工程改建问题。
1964年4月我被派往西安，承接渭河下游泥沙淤积对西安影响的研究工作，专门商讨三门峡工程改建的紧迫性。在出发前，钱宁先生向我作出了相关的指示，即三门峡的改建问题关系重大，研究工作中水科院是牵头单位，所以要协调好与各单位的关系，要用统一的方法，统一的实测资料，实事求是地将三门峡建库蓄水后，渭河的淤积量、淤积部位等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以便中央做出正确的决策。
水科院泥沙所请李保如工程师带着我和姚于丽同志三个人负责这件事情。在我之前渭河下游的组长就是李保如，当时西北所的刘旭东担任副组长，他的助手是胡修玉，而黄科所则派出了郭太林和关金生工程师，陕西三门峡库区管理局派出了刘导辅工程师和河道组的全体同志。由此全体人员都集中在陕西省库区管理局，日常办公和生活全在那里，提供住宿的条件很好。当时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管理局局长赵青丹、总工王新欣、西北所的张浩、泥沙所的李保如均参加了我们第一次会议，赵局长主持了此次会议，并代表陕西省做出表示，会提供一切测验资料以此来尽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工作的进行。
在这些成员中，刘导辅工程师原是黄河水利规划委员会中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对实测资料的管理非常有条理。当时我们需要三门峡水库建库前后的实测资料，以此来说明泥沙淤积的严重性，增建泄流排沙设施的必要性。
倾尽一生为水利
关于增建泄流排沙设施，多数人认为是十分有必要的，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意见。1963年7月，在水利部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第二次技术讨论会上，以汪胡桢为代表的少数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以杜醒吾为代表的多数人则认为三门峡应立即增建泄流排沙设施。
1964年5月，渭河下游研究组完成了渭河下游的淤积分析研究工作报告。于是钱宁先生打来电话要求我和姚于丽立即赶往郑州，他在郑州紫荆山宾馆等着我们。我们即刻赶到郑州，并且我还将这份淤积分析报告交给了钱宁先生，他看到后非常高兴，尔后开始编写总报告，并要求我写出一个淤积延伸报告以此来说明淤积翘尾巴的问题。最后我们的关于渭河下游泥沙淤积分析研究成果已经被编入《三门峡水库建成前后水库上下游的河床演变特点及水库增建泄流排沙设施后情况的预估》。
1964年6月，水电部在三门峡现场讨论了工程改建方案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我负责汇报人造洪峰期间，渭河下游的淤积情况，三门峡水库淤积延伸的部位。主持这次会议的是水电总局崔宗培局长，顾文书总工负责会议的总体安排。会议上代表们都十分关心渭河的淤积情况，当时我说明了最高的回水位已经到达了华县，但淤积却超过华县到达渭南，位于17断面,说明了淤积翘尾巴现象，水位不降低是不行的。
1964年12月5日到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治黄会议，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和长期从事黄河研究的同志，共一百余人。当时我以会议秘书组成员身份参加了此次会议，而龚时旸则担任秘书组的组长。
尔后，周总理在北京饭店的会议厅十分耐心地听取了汪胡桢、杜醒吾、两位专家的意见，周总理随后指示会议秘书组将毛主席的4篇哲学著作发给每位代表，统一所有成员的思想认识。
周总理态度十分诚恳，但心情却格外沉重，这是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牵挂着库区受灾的百姓。散会时，由于代表人数多，但饭店的电梯却十分狭小，所以总理就通过楼道步行下楼，这些都让代表们看在眼中，真是人民的好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于1964年12月18日作出了总结讲话，当时他说道：“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三门峡枢纽改建问题的会议，要下定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改建后情况总会好一些。当前关键问题是在泥沙，5年三门峡水库就淤积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5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关中平原不仅是农业基地，而且是工业基地，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要有全局观点。”同时周总理还嘱咐道：“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看不到中游发生的坏现象呢……三门峡的改建不能再等，必须下决心。今天批准的只是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确定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隧洞，改建四根发电引水钢管，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先解除库区淤积的燃煤之急。”
周总理同时还明确提出“两个确保”，即确保下游和确保西安。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以坦荡的胸怀向参会的温善章同志道歉（当时他曾向主管黄河的邓子恢副总理写信，提出三门峡的首要任务是下游防洪而不是发电，建议将三门峡改为滞洪水库，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采纳，结果仍旧按照正常高水位360米，要求1961年枢纽拦洪，第一台机组发电，1962年全部竣工。）当时总理就说过：“他（温善章）是对的，我们（包括总理自己）错了，我们应当登报声明，向他赔礼道歉。”
三门峡改建问题的研究，尤其是亲身参加周总理的治黄会议，聆听到总理的讲话，真是感到总理那矗立的高大形象，还有他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负责，光明磊落，胸怀宽大。我还记得他在这次会议上说，他平生抓的两件事，一是上天，一是治河，但治河却比上天还难。
作为一位水利工作者，水利就是要为人民兴利的，如若不然，将会给老百姓乃至国家带来灾难，这是我回国后所上的最具有意义的一堂课。心中不断地提醒着自己，我还年轻，我还只有30岁，未来仍任重道远。还记得曾经与导师的一次会面时，他对我说道：“希望你回国后不要当官，你们国家的泥沙问题很严重，需要你们去研究解决。”而我在国内的老师方宗岱先生也常常在说，治河即治沙。自此，我的一生都未曾离开过黄河，未曾离开过三门峡，未曾离开过渭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