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曾庆华与一同在莫斯科学习水利专业的同学的合影
（左起：徐基丰、曾庆华、张仲南、郗殿钢、洪广文、许星煌）
站在这异国他乡的陌生土地上，我不由自主地对祖国、对亲人产生了无比的思念之情，出国前我与妻子倪承瑞已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分别时，孩子已经6个月了，同时还要赡养我的母亲。妻子是北京第二传染病院的医生，平时的医务工作极为繁重，加上我这一走，家中所有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她的肩上，实在是苦了她。
我走以后，家中的经济负担一下子重了不少，我只有每个月18元的补助留给妻子，而她每个月56元的工资，也只刚够维持家中4个人的生活。
至今，每每我想起那段时光，我对妻子都充满了感激。我时常说：“要时刻牢记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实际上我所做的一切，我所取得的成就，还因为有着妻子在背后默默地付出与支持。
到达莫斯科后，我被分配到了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它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在水利工程和水利土壤改良方面有着很高的声誉。苏联当时很多著名的水利专家都是出自这里，如著名的泥沙专家阿尔杜宁、达涅里亚……很多学者也曾在这里任教，传授知识，授业解惑，如著名的水利土壤改良专家考斯加可夫，著名的泥沙专家维里康诺夫、波达波夫、扎马林、索科罗夫，著名的水力专家阿格罗斯金；著名的水文学专家热涅兹尼亚柯夫，著名的渗流力学专家阿维里扬诺夫。
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为新中国培养了一百多位水利专家，这些专家为我国的水利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的导师D.索科洛夫教授是当时苏联的功勋科学工作者，是列宁勋章和斯大林勋章的获得者。他对中国印象十分好，喜欢中国这个国家，喜爱中国那些刻苦的留学生们，他让我们努力学习，而他也会尽自己所能把知识传授给我们。
D.索科洛夫，曾庆华的苏联导师
当时我与学长王明甫是同时去向导师报到的，他比我年长些，所以我称呼他为师兄。他回国后在武汉水利学院担任教授，而且担任治河系的主任，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我们还是时常联系。在我们之前，我的导师还曾经指导过刘大明和杜国翰两位中国研究生。刘大明回到中国后，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科院担任水工所所长，教授级高工；而杜国翰则在中国水科院泥沙所任职，之后升任泥沙所所长、教授级高工。
由于我们这一批学生被延期两年时间出国，从而在这段期间我有了很多时间去学习俄语，所以当我到莫斯科学习时，与导师之间的沟通是没有任何困难的。我在阅读和口语方面都比较好，这对我完成在苏联的学习和研究都十分有利。
在苏联的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限是三年半的时间，这期间要通过俄语考试和专业课程的考试。其中俄语考试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而专业课相对来说就需要花费一番功夫了，因为专业词汇我不是十分熟悉，但好在有国内的工作基础，所以障碍也不是很大。
当时我的专业课是“河床演变和河道整治”，而参考书则为阿尔杜宁编写的《河道整治》，专业的主考官是阿格罗斯金教授、热涅兹尼亚柯夫和我的导师D.索科洛夫。我对考试认真准备，几乎将《河道整治》这本书背诵了下来。那时我的记忆力特别好，再加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所以考试时我对答如流，我的导师听后也特别高兴。
专业课程考试结束后，导师要求我写出《弯道河床演变》的文献综述，于是我即刻抓紧时间按时按质地向导师递交了一份自己所写的综述。他看过认为我的研究应该从试验研究入手，要从别人未曾踏入的领域着手去发现新的东西，要有所前进。与此同时，安排我和师兄王明甫到相关的地区和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和访问。导师对我们十分信任，因此放手让我们开始进行研究工作，为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研究条件。
1960年夏，曾庆华（右三）去乌克兰拜会弯道专家罗佐夫斯基（右二）
留苏生涯
我们去了乌克兰的基辅，拜访了世界著名的弯道水力学专家依·罗佐夫斯基。他得知我们来自中国，而且是专门研究弯道环流方面的学生，十分高兴，并且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罗佐夫斯基十分详细地讲解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派了一名工程师陪同我们到第聂伯河的治河工程进行实地考察。
1960年，曾庆华（右）在乌克兰的水利工程师的陪同下，参观第聂泊河的治理工程
1960年夏，曾庆华（左）和王明甫在乌克兰第聂泊河，会见威兹高教授（前苏联施工水力学权威）
尔后我们离开乌克兰，到了罗斯托夫的伏尔加—顿运河管理局，这里的领导十分重视我们的到来，并派了一艘专船和一位副总工程师，让我们对河道的裁弯工程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在静静的顿河上航行了两天，尔后还顺道参观了齐姆良水电站，并通过船闸进入了齐姆良海。
1960年，曾庆华（右三）查勘伏尔加—顿河流域时，与船员们的合影
这里是我自1952年起就十分向往的“共产主义建设工程”，现在我终于看到了这宏伟的工程，也了解了曾经在小说中描述的那“静静的顿河”。而且我在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时，亲眼看到了那依旧保留着的被德国法西斯飞机轰炸后留下的断壁残垣。
1960年秋，曾庆华（右一）到格鲁吉亚共和国灌溉研究院拜访达涅里教授（著名泥沙专家）
后来我们又赶到了格鲁吉亚共和国，到了第比利斯，到了斯大林的故乡。其实这一路的主要目的是要去拜访格鲁吉亚共和国灌溉研究院的达涅里教授，他是著名的弯道研究专家，当时正在进行连续性的河湾的实验研究。与此同时，我们还赶上了在该所召开的苏联河床演变学术讨论会。其中很多苏联泥沙研究方面的权威科学家都前来参加，如维里康诺夫、耶盖阿扎罗夫等。而我们这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也受到了达涅里教授的邀请，有幸出席了这个会议。出人意料的是，当我和王明甫悄悄地坐在会议厅后面的座位上时，主持会议的米尔兹库拉瓦教授向大会宣布：“我们这里来了两位尊贵的客人，中国年轻的科学家，现在请他们上主席台就座。”顿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从未想到自己会受到如此厚重的礼遇。
我们当时都还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充分说明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十分友好的。尽管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了众多的专家，撕毁了与中国之间的援助合同，但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的情谊是亘古不变的。就在这个会议上，我们还遇到了曾经来到中国帮助建设北京官厅水库的专家，他的名字我记得不大清楚，好像叫做拉普屠列夫，他十分友好地向我们介绍了自己与中国的情谊。
苏联人民这些真挚的情谊，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记得我和不少同学曾经不止一次遇见过援助中国第一座跨江长桥——武汉长江大桥的苏联专家布可夫，他当时在苏联水利土壤改良研究院工作，距离我学习的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十分近，每次我们在无意中碰到他时，都会向他点头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