搓脚指头，每一个脚指头的背面管牙齿，攥一攥脚指头活动活动；搓脚后跟，这个是管老年人前列腺。攥着脚指头360度来回地转，转脚脖子的同时也活动了膝盖，促进走路腿部轻松麻利。
我这一套保健操做完大概要花费一个多小时。运动下来，我也是气喘吁吁，不过整个身体都觉得很轻松，人也感觉非常有精神。
我的母亲
亲人，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只是有些是知道的，有些是不知道的；有些是还在的，有些已不在……亲人，在我面前显得特别地珍贵！早逝的父亲，让我过早失去了父爱；改嫁的母亲，让我失去了被母亲疼爱的机会；虚弱的伯父，让我早早地担起了生活的重任……这些都是我的亲人，而有些记忆也是专属于他们的。
父亲死后没多久，母亲改嫁了。似乎是因为她改嫁了，成了另外一家的人了，我和母亲有了隔阂。还有一件事也是我和母亲产生隔阂的原因。
那时，我还没有到姨姨家住。不知怎么跟母亲去了继父家，当时好像还有二姨。继父家的人都在，我就在路边玩。当时的农村路两边都有用石头堆砌起来的篱笆，上面长草，家里种的白薯叶子也爬到上面。白薯秧刚刚长出的新叶子是红色的，我特别喜欢，就爬上去掐叶子。手里拽了一把叶子，想摘下来玩，不想拽出来一条蛇，一下子把我吓哭了，便一个劲地往前跑。母亲在我前面两米左右的地方，我那么大声地哭喊，她都没有回来看看我，问问我害怕不害怕，哄哄我。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那之后伯父带我去了丹东，我就一直没回宽甸了。1967年年底，正好单位派我来丹东市办事，我抽了几天顺便回宽甸去看了母亲。那时她快60岁了。
我姨姨家的二表哥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看啊。”
我说：“我去干什么，我不想见这个老头，老头死了我才回来看看我娘，不管改嫁什么原因，但她毕竟也是生活所迫。”
回去也是因为继父已经死了，如果继父不死我也不会回去，因为这个老头对我特别坏。而这个“继父”也只是法定的称谓，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但我去看母亲的路上心里很难受，多少年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了！
我那时候工资低，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孩多手头也没多少钱。我在当地买了两斤特产的小咸鱼，两斤点心，还买了两斤白糖。这些是我当时能拿去的所有了，是我的一份心意。
因为多年没有回去，村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一路走一路打听，打听的时候眼睛里都含着眼泪，心里也越来越期盼见到母亲。可奇怪的是一见了母亲，反而没有了眼泪。她没哭，也不是特别难受的样子，可能是分开的时间太长了，心里多多少少有了一些隔阂。
她改嫁后又有了一个儿子，比我小10岁左右，算是我的弟弟。当时他不在家，正好出去办事了。我进门那会大概是下午一两点钟，进去后我说：“我回来了，妈，我回来看看您。”她认出了我，也很激动，但就是没眼泪。我们坐在一起好好聊了聊这些年的经历，聊了聊家乡的变化，在她家待了3天才走。走的时候，母亲要杀鸡给我吃，那时她家养了5只母鸡、一只公鸡，我没让她杀，说：“不要杀鸡了，养这些鸡也不容易，等我再来再吃吧。”
走的时候也没有哭，母亲送到半路我不忍心看到离别的场面，便让她回去了。后来我三姨知道后，三姨还数落母亲说：“孩子那么多年也不回来，回来了也不给杀个鸡吃，走的时候也不送到车站！”
1983年，因为单位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我专门回去看望了母亲。那年母亲七十多岁了，已经有点驼背。为了弥补上次没有杀鸡给我吃的遗憾，她把那只公鸡杀了做给我吃。不凑巧的是那个公鸡老了，肉咬不动。后来母亲又杀了一只母鸡炖了。没待几天，我有其他的事要走了。走的时候，驼背的母亲，拄着拐棍硬是把我送到了车站，看着我上了公共汽车。
到了1995年，那个弟弟来信，说老母亲去世了。那时我上班脱不开身，也没有前去为她老人家送终。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回去过。
也许我不能完全理解母亲，也许母亲的苦我体会不出。但无论怎样，她都是我的母亲。
我的伯父
伯父把我和哥哥都送去做童工后，他去学了掌鞋，买一些用来掌鞋的工具，并租了一个小客店的房子。常年的胃病让他体力很差，身体不好干不了多少活。掌鞋用的这些东西，比如皮子、钉子等，用完了自己去买，买回来接着掌鞋，饿了就自己在那里弄点饭吃——这是正常情况下。有时候犯了胃病，或者感冒发烧，也没有人管，自己只能一天一天地熬着。他自己身体都照顾不好，还时时惦记我，我穿的衣服如果坏了他会给我补好，冬天四处托人帮我做一件棉衣让我穿，而自己永远穿一身破棉袄。
我进入私营厂做学徒工后有了工资，我和伯父的生活也有了些许的保障。那时，我拿92分，一分抵两毛二分钱，算下来一个月有近20块钱的工资。我一分钱都不花，全部都交给我伯父，让他去买粮食，买点心吃，买新衣服穿。我心里永远忘不了，伯父带着我到丹东的不易，有了条件，我要尽我所能让伯父过得好些。
在学徒期间，我遇见了一对母女，也就是后来我妻子和她母亲。我妻子的父亲原来是做生意的，在丹东市开了一家豆油坊，主要营生是卖豆油。他家在山东有房子有地，到东北和老乡合伙做买卖，开了家油坊。日本人占领东北后，要求粮食必须统购统销，不能随便卖油，油坊自然支撑不下去倒闭了。于是她全家都回了山东老家。
回去后没多久她父亲生了一场大病，病得很严重，大夫治不好，最终去世了。埋葬了她父亲，她们娘俩回到了东北。正好和我在一个院子里住，娘俩日子过得挺苦，家里的重体力活都干不了，需要人照顾，便想招个女婿。正好她家有一亲戚，原来在油坊里做会计，后来在我们工厂里当会计，便委托那个亲戚当媒人找合适的人。
会计考虑来考虑去，觉得我比较合适。我当时有成家的想法，但是当学徒拿不了多少工资，担心自己没钱养家。那个会计告诉我说：“他们娘俩不用你养活，也不用你照看，你把家里该干的重活都干了就行，一切花销都不用你操心。”结果到我们结婚时也全是岳母花的钱。
当时我另外一个主要的顾虑就是我伯父，他一辈子那么不容易，到老了得有人照顾。伯父一天比一天老了，身体不好也经常生病，一生病连倒水的人都没有。我上班不能天天在家伺候他，也想赶紧成了家，那样我的老婆能够照顾照顾伯父。出于这两方面考虑，我很快成了家。
1950年我结婚时，伯父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我们刚结婚，他没来我们家住，到了1951年，我把伯父接来一起生活。大儿子出生后，伯父高兴得不得了，“咱们家人口不多，现在后继有人了。”我伯父特别喜欢这孩子，走到哪里都领着这个大孙子。他见到了我的第四个孩子，后面两个小的没有见到就去世了。
还记得有一次我和爱人吵架吵得特别凶，当时我都动了离婚的念头，告诉伯父后，伯父坚决不同意。他告诉我说：“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吵的，再说你的孩子都挺大了，离婚了孩子怎么办。”还说：“你小时候受够了没妈在身边的苦，不能让你孩子再受那样的苦！”听了伯父的这席话，我顿时清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