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起生活了10年左右，伯父痼疾缠身身体越来越虚弱。伯父在1962年6月初开始病重，我在家照顾了几天后，因为总不去上班被领导批评。伯父8月份去世，去世那天我还没在家，这让我终身遗憾。他去世那天，我带了四十多个人到单位办的农场里秋收，用拖拉机拉谷子，然后再装车拉回单位。那天下午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感到莫名的心慌，一天干活都心不在焉，经常拿错东西，别人和我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久才能反应过来。可能是有心灵感应，总觉得家里可能有事情发生。
完成工作任务后，我赶紧回家。因为农场离家有三十多里地，我必须等着坐火车回家，晚上9点多到家时，伯父已经咽气许久了。爱人告诉我，伯父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咽气的，也就是我最心慌的时候，也许是伯父对我的最后想念吧。
1962年8月伯父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79周岁。
伯父生前和我讲，亲生的子侄们做的纸钱到了地府里最好用，买的纸钱都不好用。伯父去世后，我买了厚厚的一打纸，做了一大堆纸钱给他烧，烧了很多。我给他老人家买了一口当时我所能买得起的最贵的棺材。我把伯父葬在丹东的一座山上。
1967年我回丹东，特意去给他老人家上坟。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讲究破“四旧”，给死人烧纸是迷信，要被批斗，我就没敢买纸。我知道伯父生前爱抽烟，买了一盒好烟供在他的坟头上，聊表我的恭敬和思念之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去过。
伯父见到了我的4个孩子，最小的两个虽然没有见过，但我家后继有人，家里生活安定，想必伯父也可以放心地走了。伯父又当爹又当妈地把我拉扯大，这份恩情比什么都重！
我的爱人
我和爱人在1950年结婚，相识的过程没有浪漫，也没有所谓缘分的注定，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
婚后，爱人开始了操劳的一辈子。家里有个身体孱弱的伯父，需要她照顾；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她来协调；对于在外工作的我更是细心照顾。
我和爱人这辈子抚养了6个孩子。因为当时条件不好，孩子们的年龄差距不大，爱人只能留在家里看管孩子，不能出去工作。为了我们这个家庭，爱人付出了她全部的心血。
等孩子们都长大、上学时，我一个人的工资支撑不了了，又是爱人出去卖冰棍，做点小生意，补贴家里的开支，是我们携手把孩子们都供养出去。其实，爱人的生活简单又乏味，每天重复着劳动，而且都是一个人来完成，我心里很理解爱人的不易。
现在爱人的身体不好，这都是常年劳动留下的烙印。孩子们也都非常体谅她，每当身体不适，都会立马陪着她去看病。
我们俩现在单独生活，每天一起做饭，锻炼身体，等等。到了这个年纪没有其他的奢求，只是希望我们和孩子们都能有好身体，有了“革命的本钱”才能更好地生活。
哥哥的成长之路
我和哥哥都是命苦的孩子。哥哥比我大几岁，是同呼吸共命运，一脉相承的兄弟。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儿时经历，对于前途的把握，对于命运的掌控，我们都有不同的抉择，藉此有了不同的人生。但走到现在看来，我们都没有愧对父母授予我们的生命。
1936年，我们到了丹东后，伯父托一个山东老乡安排哥哥进了织布厂。织布厂的规矩是学徒必须学满3年，这3年总共给100块钱，第一年20块，第二年30块，第三年50块钱。其实织布很简单，最多两个月就能学会，一旦变成师傅了工资就高了。但资本家压榨生产力，利用学徒工赚钱，而用学徒工则能让资本家降低成本。这3年如果有病请假之类的，3年以后出徒了，也要把请假耽误的工期补上，补上以后才能享受和师傅一样的待遇，按照一个月织出来布的米数算工资。
一直以来，哥哥和我伯父关系不是太好，伯父说什么他听不进去，还总是顶嘴，常惹伯父生气。到他满学徒期以后，也就是1939年下半年，他自己跑了出来，要让我跟他回母亲家去。当时离家已经3年多了，我也想回去看看，去看看姨姨，也去看看母亲，但是随后又一想，我回去了没有地方住，谁能够有时间照顾我，谁又能够让我住在家里。
我想到伯父那么辛苦，那么不容易，不能让他一个人留下我做不到。
犹豫了好久，我想走又不愿意走。
“你哥哥要走，你走吗？你也要跟着他回去吗？”后来伯父知道了，他来问我。
“我不想走，我想留下来跟您待在一块。”
“你不想走就让他自己走吧，管不了他了，你就别走了。”
就这样子我哥哥走了。他一个人去了内蒙古，我继父家那段时间搬到了内蒙古，投靠母亲去了。继父家的大儿子在村里开了一个小作坊，哥哥回去了帮着人家干活。干了一年多，只是管吃管住，不给钱，一分钱也没挣到。无奈之下他离开了，到附近一个有一两台织布机的小家庭作坊织布去了。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他决定去参军，在共产党的部队里当了兵。到了1953年他离开部队，转业到辽宁省本溪市田师符煤矿。到了那里他主要负责安全检查，每天拎着矿灯到井下检查，发现哪里不安全，提出改进意见，还要做好预防工作。干了几年后调到了牛心台煤矿工作，那段时间他一直一个人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
1956年我去本溪看过他一次。我到本溪时，不凑巧的是他刚好去了宽甸，所以当天我就返回单位的招待所了。那时候没有电话，也不方便联系，过了几天我寻思他应该回来了，抽了个礼拜天又坐车去了矿上，结果他还不在。他的同事告诉我，他的腿有毛病，经常疼。我知道他有多年的关节炎，一直都治不好，料想到他应该是请假回宽甸去看病了。单位的事情解决后，我回了丹东，最终没有见到哥哥。
我把儿子过继给哥哥
1957年年初，哥哥成家了。
他在母亲那里待着的时候，认识了当地的一个寡妇，两个人十分要好。哥哥转业到牛心台煤矿后，这个女人听到消息后去找我哥哥，他们就住在了一起。哥哥当兵回来没有什么家底，大家帮着盖了房子后便结婚了。当时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只告诉了单位的矿工们和一些部队的战友。锅碗瓢盆这些也买不起，不过还好，有那些战友和单位的同事，这个送几个，那个送几个，也有了些像样的家当。自此，哥哥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开始稳稳当当地过起了日子。
成家以后哥哥嫂子一直没有小孩，按照老家过去的风俗，长子没有子嗣可以从其他兄弟的子女过继，但长子不能过继。再加上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子女多，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想到哥哥两口子没孩子也没太大负担，孩子过去能吃饱饭，和我爱人商量过后决定把二儿子过继给哥哥。
当时，嫂子还和我商量要写个过继手续。我没写，当时我说：“处好了关系，到老了他照样能赡养你们，就算写了手续如果关系处不好，照样没用，写不写那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还告诉他们：“伯父养活我那么大，也没写手续，他老了我照样得赡养他。只要与下一代人的感情好，手续有没有并不重要。”
我嫂子不同意，不过没办法还是先把孩子领了回去，结果我儿子待了不到一年又回来了。期间，二儿子自己跑到火车站要回来，乘警看到一个小孩，仔细询问后给送回了家。第二次，他自己把书包和书都卖了，又准备往回跑。可能是我嫂子没生过孩子，对小孩没有耐性，二儿子去了经常受委屈。我们知道后，和爱人去哥哥家看了看，觉得关系相处得真是不太好，遂把孩子领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