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他们一行四人后来找了个废弃的厂房躲在那里。第二天政委这一派人发现院长不见了，派人四处去找，找着后也给藏起来，抓紧时间整材料要开大会批斗他。去了他原来工作的单位去调查，发现了他还有一个名字，我们院长在部里公开的名字是刘宣，而他原来叫刘怀普。于是拿这个做文章，说院长改了他的名字，肯定是有问题。
图表：“文革”时期，最为常见的批斗场景
七零三所里有一个专家也参与到政委这派里，请造反派的一些头脑去他家里开会。正开会时候“保守派”也去了，要把专家抢出来，两派的人因此发生了争执最后大打出手。结果“保守派”打错了人，失手把专家打死了。后来打死专家的这个人，和其同派的领导判了十几年都被关到监狱了。
我们一个组四十多个人，负责仪器仪表的有二十来个人，电工当时是八九个人，修计算机的两个人，机械加工的十来个人，当时我就是我们组的组长。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组也分成了两派，就是也有保守派和造反派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文革”引发的变化
“文革”期间人们的思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很多人说话不像过去那么直言不讳，以前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意见的人也总是有反面意见了，领导的话也不一定听得进去。
比方说发了一些自行车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等购物票，当时一个月最多发两三张，就要面临二十几个人分一张票的问题。以前按照规矩分，谁的家庭困难则分给谁，这样大家都毫无怨言，但后来却都不同意这样做。所以我选择抓阄儿解决，谁抓到算谁的，这样人人有机会得到票，如果谁上一次抓到了，下次就不能再参与了。
但是一些家属不在一起住，或者没结婚成家的同事不乐意了，他们认为应该优先照顾他们，由此产生了很多矛盾。工作上也出现了不少矛盾。而这些转变其中一大部分，都是与“文化大革命”后期思想变极端有关，有些人过于追求经济利益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把部里的一部分人送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我们第一设计部也有些同事被送去了，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北边劳动了三年，到了春节我们部里还曾组织一百多人去慰问。
脱离混乱步入正轨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曾参加过第一设计部的“文革领导小组”，小组里一共有9个成员，8个干部，我是其中唯一的工人。那时，车间里的一些同志都慢慢醒悟了。车间里有了很多和我有一样想法的人，也都认为再怎么搞运动也得出工作成果，有了实际成果中国才能发展。外国没有的产品我们都有，外国有的我们要比他们的更好，这样才能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坚持实际工作更重于口号，这是我们达成的共识。
尽管外边都是人心惶惶的，大家不是参加这个运动就是参与那个派别，但我们车间秉着这个思想，还像往常一样工作。实验员设计出产品，找我商量怎么做出来，看着合适就去生产加工。
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1后，一些工作也恢复正常了。车间里机械方面都是由我负责，电力方面有专门的技术员负责，各方面都有专人去研究解决问题。1971年我去过几次陕西的基地，去安装我做的东西，我的工作完成了就帮着同事一起干。从1971年到1976年这一段时间，单位经常派我到云岗那的实验基地搞实验，是一些特殊任务，先让我将要完成的项目做好，然后让需要的部门装上实验，实验检验效果是否达到要求，如果有什么问题拿回来再改。时间一般都是一两个月，事情完成了就回来。这一段时间就算是比较正常的，没有大波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逐渐地恢复生产，一切都开始正常地运转。“文化大革命”让人的思想经过了一番磨炼，经历了这一段的社会动荡，大家更加渴望平淡自持的生活。
九一三事件：亦称林彪事件，即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阴谋败露后叛国北逃的事件。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乘机仓惶出逃，因飞机坠毁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
六级工的“一级”生活
1962年年底，我刚从丹东调到北京，除了基本工资还有4块钱的奖金，如果每天都能正常出勤就可以拿奖金。1963正赶上调级，我由六级工升到七级工，工资是97.42元。
1970年以前，每到孩子开学，每个孩子交学杂费，然后买书本，买衣服买鞋，光这些最基本的花销也早已超出我的工资。没有办法，我爱人推着车子到南苑批发冰棍，然后沿街叫卖，天气热的时候比较好卖，有时候天气不好，为了多赚几毛钱经常卖到半夜才回来。
家里小孩多确实很困难，我也理解计划生育政策是有利于人民的，但是我是在东北长大的，老话儿讲究多子多福。没有钱都不要紧，有了人将来肯定会有钱，子女越多，日子也会越过越好。再加上丹东地区的医疗技术不行，根本做不好绝育手术，同年龄人的家里孩子都不算少。
1963年到1980年，17年间没有给我调级，自然工资也没有任何变动，到1980年才调到八级工，工资是114.7元。那时候除了部主任，我算高工资，但是一直没再涨了。
为了生活，我们想尽一切方法省钱。这么说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买菜的话，我骑一个小时车跑到南苑，专门挑有破损的菜，为的是能便宜点。比如那时候好的冬瓜一毛钱一斤，一个大冬瓜得一块多钱，我专买卸车时候掉地上摔裂的冬瓜，那样的一个大冬瓜才两毛钱，买回一个够吃两天。有时候去城里办事，为了省两分钱的公交车票钱，我都是走十几里地去的。家里每花一分钱，我和爱人都得算计半天，真是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靠这样省吃俭用的法子，我们全家度过了那些个年头。
孩子们经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商业、教育等各方面都停滞发展。我大儿子原先在丹东一中上学，脑子好，反应快，到了北京后老师们推荐他到北大附中去上学，没想到赶上“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学生都得参加红卫兵闹革命。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
“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画
大儿子当时才十五六岁，原本被安排到黑龙江农村插队，那之前他从没离开过家，到那么远的地方插队我和爱人都不舍得。刚巧领导规定学校可以留下10个学生，因为我儿子根正苗红得以被留下。现在想来，那真是万幸啊。当时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很多干部遭到批斗失去了权力，干部子弟一个都不让留，挑了10个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留下来，分配到工厂里。
大女儿后来也有机会分配到211厂。那时候国营单位都是在秋季到学校招工，我大女儿所在的四十多个人的班里大概挑了10个，她第四个被挑上，挑上后要求学生家长都过去开会。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末期搞三线工程，各大国营单位要求分散到山区隐蔽，防止战争威胁导致全面毁灭。这下子我的任务特别重，一个月时间得把好几个厂子的机械都拆完了分散出去，天天都在赶任务。为了省时间，晚上在食堂就吃碗面条，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星期天也不休息。学校通知我去开会，因为没时间我没去，结果大女儿被刷了下来，没能进211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