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11月10号，那天厂党委书记跟我谈话，给一天的时间让我收拾好行李，到了12号下午拿着行李直奔火车站。丹东12个厂子的人，这一批走了7个，我们7人到车站集中，劳动局局长给我们讲话，嘱咐我们贡献自己的全力。当晚我们坐车到了沈阳，在沈阳停留三天，等待其他城市的技术骨干，一起进北京。
北京火车站的老照片，当年我就是从这里下的火车
到北京下火车后，一位名叫李跃太的领导去接我们，他是部队的，属于总4742部队。来了以后等着分配，我是1963年春节以后分配的，我们一共11个人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分院，我被分到了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一设计部。领导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和我的申请，批准我到维护单位工作。
中国航天一部工作
第一设计部是一个研制单位，过了一段时间把我调到了第一设计部下边的维护试验车间。车间一共有四十多个人，有二十来个是技术员。有负责管理仪器仪表的，有负责电工的，还有做机械加工维修的，他们大都是中专以上的文化水平。剩下的是我们这些调来的工人。车间有两个组长，有一个姓刘的技术干部是正组长，我是副组长。刚开始时我一直是副组长，刘组长调到了别的部门，由我继任组长。其实这个组长和工人没什么两样，主要是管管组里的日常事务，比如考勤等等；还有部里开会研究中央的新指示，我开会回来传达国家的政策。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将研究单位设计出来的零件照图纸做出来，看看做出来的效果如何，如果可用，再拿到工厂进行大批量生产。实验成功的东西拿到211厂，即现在的首都机械厂，进行大批量生产。从三营门一直到六营门，整个地区都是航天部一分院。
除了做实验的样品，我们还加工维修一些别的设备。有机械加工，有钣金加工，还有焊，不管是电焊还是气焊，这些技能我们都得会。当时是手摇的计算机，设计部的打字机、打印机等器械坏了也是由我们负责修理。累积下来，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多种技能。
那时候我的工作也非常紧张，上班时候不能坐，得走来走去，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8个小时的工作，一点休息的时间也没有。那时候累得腿疼，走路还一瘸一拐。到这样一个新单位没几个认识的人，有时候身边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我来的时候，这里还属于部队，我们算是军工，要戴军帽、穿军服，一切行动和部队要求一样。如果四个人走路，就得前边两个，后边两个；三个人走就得站成排，喊着口号排着走。
每周一到周六早晨6点钟是出操时间，只有星期天早上打扫周边环境卫生。每天晚上5点半下班后，只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回家有人做饭的话时间才够，如果自己做饭的话则来不及。7点钟开始学习直到9点，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到家再收拾一下，睡觉的时候都快11点了，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外表光鲜的日子
我来了以后，腿风湿还没好，有时走路一瘸一拐的。因为没有钱也买不起自行车，每次到单位都得走好远。航天一部的领导安排我到兴城海军疗养医院疗养两个月，把病养好后再开始正常的工作。疗养时候也没啥事，我就给国营厂的老同事们写信问候问候。他们都非常羡慕，说：“能到北京，还能到海军疗养医院去疗养，这一般人去不了的地方你都去了”，都替我高兴。
刚从国营厂调来北京的时候，厂里的人都挺羡慕我，羡慕我的这份幸运。而生活中的苦，只有亲身经历才体会得到。当时我自己先到的北京，刚来的时候只能住集体宿舍，天天在食堂吃饭。房子分配下来，我把户口也迁进来了，半年后我爱人才带着孩子们到了北京。那时候生活也很紧张，只有我的粮食定量高点，孩子的定量都少，我爱人定量27斤。一个月是一人3两油，也没什么油水，家里吃点菜就干啥都不够了。
那会全家都供着我，全家都吃咸菜，炒点蔬菜尽着我吃，又给我定了厂里的半份牛奶补身体，但我还不敢吃饱。家里小孩多，生活条件也困难，没钱把小孩送托儿所和幼儿园，我爱人只能自己带孩子，根本没法出去工作。后来组织上照顾困难户，就让我爱人卖点冰棍什么的，补贴一下家里生活。
尽管我身体不太好，但是既然来了北京，不管干什么工作，都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转折点。看到别人都在热火朝天地干，我也不甘落后，也跟着同事一起使劲干。
只顾低头干活的“保皇派”
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倾向于“保守派”的，因为我是中共党员，我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们应该按照党的指示去做工作，而党的干部占了“保守派”大多数。当时开大会的时候两派都出来拉人，我替“保守派”这边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有人说我是“保守派”。其实从我个人来讲，我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野心，我也不爱追名逐利，但是我心里清楚，我们的国家本来刚开始发展，各行各业才刚刚走向正规，要积极筹备力量搞生产发展，而不能无论做什么都搞阶级斗争。
当然，在当时情况、环境都很乱的状态下，不是说不是“保守派”的就不是党的好儿女，主要是政治意见不一致。比如，我们航天部有几个分院，这几个院的情况也不一样，“保守派”在我们一分院里占少数，更多的是激进的“造反派”。
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务实的人，接受不了那种光喊口号不做工作的人。我觉得：我们国家底子薄、贫穷落后，一直发展得很慢，不抓国家经济建设，光靠喊口号，老百姓一样吃不饱饭。比如，当时南方有一个做坦克发动机的厂子，三千多人的一个大厂，成天拿着《毛主席语录》喊口号，天天跳忠字舞，也不做工作了，不出产品，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厂里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原来我们工人干活都非常积极，下班了工作没完成便不会走，加班干完了才走，回家晚点也没人计较。“文化大革命”发起后，谁也不热心工作了，想走就走，干不完也走，工作都不管了。
再有一些干部，原来对党忠心耿耿，一心一意为党的事业工作，为我们的国家尽心尽力，不会考虑个人的得失，也不在乎子女的安排。“文化大革命”后，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有一部分人以个人利益为主，国家的利益却丢在了一边。
面对各种运动，我尽量都不参加，埋头做我应该做的工作。到了1970年，党中央进行党风整顿，我们部里也积极响应，最后给我戴高帽，说我是“低头拉车不看路，不参加政治运动”，给我扣了这么一条罪状。领导批评过我后，也没受到太大的冲击。
两派争斗见闻
在我们航天一部，两派斗争得很激烈，主要是针对两个部领导，一个是政委，一个是院长，两个少将都是八级干部。政委站在“造反派”这一边，院长站在“保守派”这边，天天开会相互批斗。
当时政委这一派得势了，罗织罪状要批斗院长，有一个姓刘的师傅趁晚上把院长抢了过来，找一个小汽车拉着人跑了，但是东躲西藏都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地方，就开着车在北京城里转了一晚上，转到后半夜想到了前门的一个旅馆。进了旅馆后要进行住宿登记，旅馆服务员接过工作证一看，发现是院长级别的八级干部，死活不敢收，说要是出了事负不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