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到新房用品，那真是有些砢碜。当时，妻子所在单位把一个房间腾出来给我们当新房，里面有一张木制双人床、一张桌子、两张凳子，这就是所有的家具。她只有一床被子，因为我们没有棉花票，根本买不到被子，再说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钱，所以只好另借了一床被子，摆摆样子；此外，我们还向别人借了一台收音机。房中的两个暖壶、一套茶具都是别人送的。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当。
结婚后，我们趁着10天的婚假在颐和园、北海等地到处溜达，照了几张相，这就算是蜜月旅行了。
1961年，我与妻子蜜月旅行时在颐和园合影
我是个不忘工作的人。这次来北京，除了出差，我还得备课。婚假后，她上她的班，我备我的课。大概到了8月底、9月初的时候，我就回哈尔滨上课去了。我们结婚之后很快就有了孩子，我们是8月15结的婚，第二年的6月2号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结婚后，我们开始了12年的分居生活。
12年分居终团圆
结婚之后， 我们就开始两地分居，直到1973年8月我们才在天津团聚。这期间，我们互相探亲。有时候，她到哈尔滨去；有时候，我到北京来。其间我们有时还去她的娘家上海或是我的广东老家探望双方父母。我们两人就这么来回跑，所有的钱都交给铁道部了。
团聚之前，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当。当时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台缝纫机，那还是用单位补发给我的工资买的。我在“文革”中被关“牛棚”时扣发了工资，从“牛棚”放出来后补发了工资，补发工资以后才买了这台缝纫机。我买这台缝纫机是跟妻子商量过的，因为她有缝缝补补的爱好，家中没有机子，老是用手缝不是个办法，所以在添第一件家当时就买了缝纫机。第二台是后来用出国名义买的蝴蝶牌缝纫机，之后几次搬家，我想扔，她都不让扔，现在还在家里放着。
在这12年的分居生活中，我练就了一手好针线。我补的衣服，连我妻子都佩服。我补的袜子不会往下出溜，不会补袜子的人没有经验，补完了，穿上之后老是往下出溜；会补的人，袜子后面是个直角，穿上之后不会出溜。我有件秋衣，还是留苏时国家发的，已经穿了十几年，补了好几回，上面补丁纵横交叠。自然，这件秋衣后来是被处理掉了。我都有点儿后悔，要是把它留下来，至少可以让我的子孙后代看一看，他们的祖辈是如何艰苦朴素。说实在话，那个时候生活确实是挺困难的。
作为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生活可以说是够“糗”的，但没办法，我老家负担重。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我把所有的积蓄都寄到老家去了。我转正后，工资是62块钱，每个月自己留下22块钱，然后把其余的40块钱全部寄到老家。而我与妻儿的这个“小家”，女儿和儿子先后出生，生活也不易，都是由妻子一人的工资在支持着。妻子从小就养成了勤俭的生活习惯，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经济上，她对家庭都照顾得很好。
比起我，妻子的精力消耗得更多。因为她那时是军人，早上要出操，晚上还得上自习，所以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女儿才几个月大的时候，常常自己一人躺在家里。隔壁邻居经常听见我们的孩子在哭，有一次，邻居突然发现哭声止住了，她怕出事，赶紧过去看了看。原来屋外有人在烧电焊，电焊火花四溅，映在天花板上，女儿看着天花板，觉得挺好玩儿的，就不哭了。女儿就是这么孤单可怜。
等到女儿6个月大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就由岳父带去上海了。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妻子的奶水很足，所以女儿一直没有吃过牛奶。准备去上海之前，妻子给她弄了点奶糕，为断奶做准备。那时候没钱买牛奶，只好买奶糕给她吃，可她怎么也不吃，一吃就往外喷，弄得母女俩满身都是。到了上海后，没有母乳了，女儿慢慢习惯了奶糕，只要岳父用勺子敲打煮奶糕的小铝锅，女儿听见响声就会手舞足蹈，美美地吃起奶糕来。
女儿小时候很少同我及她母亲在一起，后来有两三年的时间，妻子带着她在北京住。女儿最喜欢我回去探亲了，因为每次都有好吃的。平常妻子要上班，没有多少时间照顾她，女儿自7岁开始就会干活了。那时候做饭烧蜂窝煤，妻子就教她几点钟把蜂窝煤炉的炉门打开，坐上锅，锅里放多少水、放多少米，等到妻子下班回来，饭也就熟了。妻子再趁着炉火正旺时炒个菜就可以吃饭了，她们娘俩就这么对付着过日子。我回去探亲时，有时多炒两个菜，所以女儿说：“爸爸探亲特别好，有好吃的。但是也不好，他老管我。”管她是自然的，我到了之后就要管，我不在她就“放羊”了。这12年，我们在生活上是比较艰苦的。
在家中还没有缝纫机的时候，妻子就自己用手缝衣服，还给我做了一条棉裤。因为是南方人，没有做棉裤的经验，棉裤做好后立起来能自己站住——实在太厚了。可在织毛线方面，妻子却是相当有能耐的，我的毛衣、毛裤都是她织的。妻子有一个绰号，叫“祖师奶”，织毛线活的“祖师奶”，看到什么就会织什么。她的手在别的方面不算巧，就是织毛衣时很巧，胆子也大，敢自己做衣服。
妻子勤俭节约，这点非常好。我们12年不在一起，这个家在经济上主要是靠她。此外，因为那时我妹妹在上大学，没有经济来源，妻子每个月都给她寄5块钱。当时妹妹的男朋友每个月给她5块钱，加上妻子给她的钱，她自己再申请6块钱的助学金，她的大学时光就这么过来了。对女孩子来说，16块钱过一个月不容易。她交13块钱伙食费，剩下3块钱，别说买化妆品了，想要买女孩子用的一些必要的卫生用品都很困难。
在12年分居期间，我也试图调动过妻子的工作，但那个时候人事部门声称“留学归国人员属于国家科委管理，不能随便调动”，如果要调动某人，单位就会说“他（她）是我们单位的骨干”，即使他（她）不是真正的骨干，也是用这种借口不让调走。其间我曾经试过两三次，想把她调到哈尔滨去，但没成功。当时我下了决心，不管在哪里，只要能调到一起就行，哪怕下乡也行。
12年分居终团圆
其中有一段插曲，发生在我仍在受批判、刚从“牛棚”放出来的时候。我属于下乡的重点人物，“插队落户” 时，名单里有我。那时，我都已交了钱（用于购买下乡所需的箩筐、水缸、大锅），就准备插队了。但我还是有点儿不死心，不愿一个人去插队，就向上面提出要求：“插队落户”不是“插队落人”，“落户”的话，就得把我妻子给调过来，我们一起落户。我当时想，管它到哪里去，只要在一起就行。但就因为这一个要求，我挨了好几次批斗，被批判成“抗拒插队落户”、“抗拒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等等。
当时的系革委会主任韩瑞金是一个转业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团级干部。他对解放军有一定感情，在看了我的要求后，觉得我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因此他派了两个人到我妻子的单位去，要求把我妻子调来一起插队落户，但那俩人被妻子单位军管领导臭骂了一通：“你们知不知道政策？插队落户政策里面有一条，军属是不许插队落户的！”派去的人就说：“林恢勇算什么军属？女的才是军属。”军管说：“你们懂不懂啊？他老婆是军人，他本身就是军属，这不属于插队落户的范畴，调什么人！”就这样，他们被臭骂了一通给撅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