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子总是有女孩子的特点。她很细心，在生活上对我很关心。有时候，她发现我的毛衣上有个洞，就说：“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我的衣服扣子掉了，她也会帮我钉上。
即便如此，我们俩的感情还没有 “由量变到质变”,我们最多也就是比较谈得来的同学而已。
第一次棒打不散
1959年暑假，有一次机会使得我们之间的感情更进了一步。当时，学校组织了一次高加索登山旅游活动，她和我都参加了。在那次爬山旅游过程中，由于她是平足，上山问题不大，下山时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于是，我得到了发挥男人作用的机会，在她下山时，我主动扶她一把，有时甚至是背她下山；在日常生活中，也给她不少帮助。
20天的朝夕相处，我们之间接触自然很多，彼此多次就感情问题敞开心扉，互诉衷情。她当时的男朋友学习成绩不甚理想，脾气也比较暴躁，对此她不甚满意。她总拿我跟他比，说“你各方面比他强多了”，感情的天平出现了倾斜。当时，我在国内也有女朋友，我们是中学同学，也许是对我学习成绩比较好有些崇拜吧，再加上我们两家相隔很近，彼此之间有了朦朦胧胧的感情，上大学后，通过书信建立了朋友关系。但说实在的，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基础并不甚坚实，现在面对另一个女孩子的感情倾斜，我接受了，我们之间就这样“定向”了。
1959年，我与许祖美在高加索登山时合照
那时我们也没太在意，只是想：“定向”就“定向”了吧，只要不让外人知道就行。没承想，纸是包不住火的。因为我们之前各自都有男女朋友，我们这一行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恋爱观”。于是，组织出面干涉了，我们受到了大会小会的批判，组织上对我们说：“我们这么做是爱护你们，引导你们走正确的恋爱道路。”在批判会上，虽然心里不服气，但我还是违心地作检讨：“由于受资产阶级恋爱观的影响，我……”
无论其他同学是否理解我，但在口头上，他们都得跟着组织说我“作风不正派”，就差一点没说“乱搞男女关系”了。好在后一句话没人说，因为这句话在当时的理解就是性接触的概念了。坦白地说，那时候我们即使有贼心也没有那个贼胆。当时，留学生管理条例有明确规定，如果出现这种事情，一概遣送回国。当时在留学生中也出现过一些例子，男女在一起后，女孩子怀孕了，双双被遣送回国，那是不容争辩的。在这方面，我们珍惜我们的学习机会，学会自我克制，严格遵守这条纪律。
从我目前的观点看来，我们的行为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们和各自的男女朋友之前既没有登记结婚，也没有其他任何越轨行为，后来因与对方情投意合开始一段新的恋情，这在道德上也不应该负什么责任。但在那个时候就是不行，非受严厉批判不可。
但是批判归批判，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我们不许谈恋爱。这就是我跟我妻子之间“棒打不散”的第一个阶段。我在心里说：你批判吧，既然决定了，我就要这么走下去。
第二次棒打不散
在分配工作的时候有一道程序：填志愿。当时，只有三个方向可填报：高校、研究机构、工厂。我们在填写志愿的同时也写明了两人的恋爱关系。可后来,我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她则被分配到了位于北京的国防科委。
在回国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参加了回国政治学习。我因为口无遮拦而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判，并记入档案。妻子虽然暂时被分到了国防科委，但因她姨夫一家都在美国，由于这种海外关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她是很难被分到国防科委的机密部门的。所以她在国防科委招待所待了半年左右的时间等待分配。就在等待分配的这段时间里，组织上的某些人总是做她的工作：“许祖美，你看看林恢勇这个人可信吗？你年龄比他大，他作风不好，政治上也不可靠。如果你们结婚了，再过两年，他非把你蹬了不可。你趁现在没结婚，还是跟他吹了吧。”
我妻子一听就急了：“大不了你别分配我到国防科委，你把我分到哈尔滨去好了，我反正跟定了林恢勇。他怎么了？”
“不可救药！”这就是当时的“好心人”对我妻子的结论。
妻子是属于“兔子型”的人，平时很温顺，可急了也咬人一口，她就是这样一个挺“艮”（坚韧）的人。这样一来，那些做工作的人一看没戏了，就没再说什么。最后，她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情报所（当时称为总字749部队）。这就是我跟妻子“棒打不散”的第二回合。
简单不过的婚礼
我于1960年夏天回国，在分配工作之前有一段休假的时间，我和妻子有7年没回家了，趁此机会，我们去了趟她的老家上海及我的老家潮州。那时妻子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年龄也不小了。岳父对我有点不放心，因为我比他女儿小。他特别跟我讲：“你跟祖美可不要再变了啊！”我说：“绝对不会。”可以说，岳父对我还是很信任的。
1961年8月15日，我们在北京结了婚。结婚，可以说是我做的第一件对不起妻子的事。
那个时候，我的月工资是56块钱。我每个月自己留下22块钱，剩下的都寄给老家，因为家里需要钱。当时部队的工资稍微高一点，妻子的工资是66块钱。她也需要寄钱给家里，但寄得少一些。一般说来，女孩子心比较细，能存钱。而我呢，则是“月光族”。结婚需要用钱时，我对妻子说：“我没准备钱。”她问：“结婚怎么不准备钱？”我说：“我没结过婚，没经验。”她一听就生气了，说：“谁结过婚？”
她的这句话噎了我一辈子，而到现在她也还记得我的那句托辞。当时我就顺口说了这么一句，因为我确实是没有经验，也确实是一个“月光族”。后来，她从私房钱里拿出50块钱用于婚礼。我们就靠这么点钱，高高兴兴地准备婚礼。
举办婚礼前，我花了8毛钱在西单的一个理发店理了发，妻子则花了两块五烫了一个头。她买了6尺的人造棉，自己做了一件“布拉吉” 作为婚纱。我在婚礼上穿的就是出国时发的那套西服。妻子的这件“布拉吉”是无袖无领的，结果她妹妹那4岁大的孩子一看结婚照，说：“大姨怎么穿一件汗衫就去照结婚照了呢？”说实在的，因为无袖无领，那件“布拉吉”的确像汗衫。那时，她请了一位挺会设计衣服的女同事来裁剪，自己用手缝，因为那时我们没有缝纫机。就这样，她给自己做了一件没有袖子、没有领子的婚纱，难怪她的侄女会这么说。可见当时的条件确实很艰苦。
1961年，我与妻子结婚时合影
那时候置办结婚用品，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结婚证，也买不到什么好的东西，所谓的茶叶其实是茶叶末。当时我们想买些水果，但是买不到像样的，最后只能买了几斤沙果，排队买了几斤“高级糖”，加上两盒“大前门”香烟，这就是全部的婚礼用品。婚礼是在妻子工作的情报所举行的。当时，我和同事王凤昌同时来北京出差，在举办婚礼时，他便成了男方的唯一一个代表来参加婚礼。妻子的单位来了许多领导，主任、政委都参加了，还来了一大帮年轻人，所以婚礼也还是挺热闹的。婚礼很简单，没有设什么婚宴，我们只是请大家吃糖，喝茶。我们结婚，在他们单位来讲算是比较早的，因为他们单位是新建的，员工多是年轻人，所以他们都来向我们“取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