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昆明很乱，除了日军轰炸，当地的土霸王也是横行霸道。那时昆明的土皇帝叫做龙云，主管整个云南，当然包括昆明。龙云有个公子叫龙山，仗着权势在云南横行霸道。我刚去昆明就听了不少关于龙姓父子的事情。一件事是说, 国民党打越南，有一次国民党官员坐汽车在昆明视察，碰巧龙云的公子龙山也坐着汽车出外游玩，结果两辆车撞在一起了。人倒没怎么伤着，但是龙山一看对方不给自己让路，顿时火冒三丈,拿出枪啪啪啪，把国民党的司机打死了。事后，国民党却不敢拿龙山怎么样，因为龙云就是当地的土皇帝。解放以后，龙云到了北京。
附注：
老人口中龙云应为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的爱国将领龙云。至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先后派遣20多万滇军赴抗战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二十多次战役，伤亡10多万，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后因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龙云逐渐支持抗日民主活动，同中国共产党及民主人士结交，并秘密参加了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龙云遭蒋介石猜忌，1945年被调至虚职软禁三年。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帮助下，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但文中提及的“龙山”未得到查实。从“龙云将军网”龙绳武口述文章《谈我的父亲龙云》中了解到，龙云子女共8人，除女儿龙国碧外，其余7子均以“绳”字排行。长子龙绳武、次子龙绳祖、老三龙绳曾是龙云原配龙夫人所生，老四龙绳文、老五龙绳勋、老六龙绳元、老七龙绳德和女儿龙国碧是继室李夫人所生。李夫人过世后，龙云再娶顾夫人。
1949年8月13日，龙云与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50年1月3日从香港赴北京，加入共产党的新政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1957年龙云被划为“右派”，成为少数民族著名六大右派之首。1962年在6月27日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1980年6月平反昭雪。
辛苦备考入兵工
大学，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尽管身处乱世，我仍然庆幸自己能够如愿完成大学学业。大学里，我从工科转入钟爱的医学专业，并从此艰苦跋涉于医学之路。大学里的课程让我学到了日后安身立命的本领，大学里的朋友让我享受到真挚的同窗之谊。感谢大学，让我的心胸更加豁达；感谢大学，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走出校门踏上社会，大学精神鼓舞我在逆境中寻求希望，在艰苦中继续奋斗，并终于能在医学上寻得自己的价值。
在昆明大约待了两个月，哥哥帮我联系到“云南省立楚雄中学”读高中，就是现在的云南省楚雄第一中学。我通过入学考试后，开始了三年的高中生活。这所中学不用花很多钱，基本上是公费，还负责学生住宿，但是吃饭等生活费用要自己负责。在我念书的三年里，都是已经毕业工作的哥哥供给我。偶尔我也会在住的地方打点零工赚点小钱，那时候叫“练习工”。
高中三年，躲警报的时候比较少了。日本人很少轰炸楚雄，因为云南楚雄不是日本人轰炸的重镇。所以在学校学习的一般不用听到警报声就出去躲了。
我1938年上高中，1940年高中毕业。高中三年，我在学校里也算是小有名气。学习用功，成绩好，尤其是数学方面，我还是延续初中时的领先优势。课内学习的知识对我来说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点东西那么几道题，于是我自己找课外书看，我读了很多课外书。虽然我和数学老师很少交流，但他仍然很喜欢我，因为我数学考试基本上全是满分。我其他方面的课程也算可以，唯一糟糕的就是历史。我不喜欢历史，也很少看书，最后考试不及格，后来又补课才及格的。
除课业成绩外，我小有名气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在运动方面。天天练单杠双杠，拿大顶，翻筋斗，我都会，还会骑马，打球，游泳，身体练得特别好。那个时候学校里的学生分了两大派，当时学生里广东人很多，大约能占到一半，他们是一派；另一派就是当地人。两派对立，经常地互相对抗。因为我身体好，运动很棒，同学们有事都愿意找我帮助，每当有事常让我在那给他们助威，我也不参与打架，在那儿一站，对方就不敢动手了。因为我运动好，身体很棒，所以打架的时候往那一站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1940年，我高中毕业，于是准备考大学。当时我一共参加了五个名牌大学的考试，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兵工大学。那时候考大学不是统一命题，是各个学校单考。我五所大学的考试都参加了，并且全都考上了，还都是头几名。我想这主要得益于我数学好，大部分考试，数学我往往是满分，光这一项就占了不少的比例。那时候考试也不通知分数，就在报纸上登出通过者的名单。考上之后我琢磨了很久，最后决定上兵工大学。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念医学院的，但是没钱交学费，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兵工。因为兵工是公费，吃、住、花钱各方面有一些补助。
考入兵工后，我的大学生活拉开了序幕。兵工大学是军事院校，一入校先到黄埔军校入伍半年。成都边上有个县叫新都，我们当时就在新都著名的宝光寺内接受训练，那里有文明全国的“八百罗汉”。因为是国民党正规军事学校，所以有半年时间，我们必须像个真正的战士，训练作息都跟真正的军人一模一样。因为高中一直锻炼身体，训练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大的困难。军训的这半年，我和同学教官的关系都很好。那时候留下了一些合影和证件，可惜后来都掉到长江里面去了。军训了半年后，我在兵工大学又学习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决定转学，去学习一心向往的医学。
巍峨歌乐山学医术
这次我选择的学校是上海医学院。因为我一直喜欢医学，那时候上海医学院是公立的，不要学费，吃饭住宿基本上都管，哥哥也会补贴给我一点钱，这样就够我维持开销了。上海医学院是在1940年迁到重庆歌乐山，我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的转学考试并顺利通过，由此我在歌乐山上开始了学医的路途。
歌乐山下面就是渣滓洞，中美合作所，我经常会从那经过。那时日本人不轰炸歌乐山，只炸重庆市区。有时候在歌乐山就能看到日本人的飞机飞去轰炸重庆，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和日本飞机在天上空战。
很多人抱怨重庆潮湿的气候，虽然不比昆明四季如春，让人心旷神怡，但这方面倒没有带给我什么困扰。我住在歌乐山上，能够俯瞰着整个重庆城，空气也非常清新。
在上海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是教会学院，讲课考试都是用英文。平时学习在英语上多下功夫，勤加练习，再加上老师同学的耳濡目染，我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
在重庆的这几年里，我过着清苦的学生生活。学校提供吃住，天天吃馒头、米饭，再给点简单的青菜，只能是管饱肚子，我一心只想把书念好，无暇顾及其他。
那几年，我感受过了毛泽东和国民党重庆和谈的紧张气氛，我看到过防空洞憋死4万人的惨剧，动荡的年代，总是有意想之外的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