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不行，那边需要不断增加军队，野战医院也建立了，我们后方医院也缺人，最后就是命令我们医院去十个党员，要青年小伙子，要政治可靠，派去跑卫生列车。到新一周接，那边送，在车上要抢救，就十个党员，有管药的，有科里是护士长的，那时候解放战争男护士多。他们十个党员当天就命令，紧急集合，说你们几个人要上列车上抢救伤员，谁也不说话，那时候都没结婚，都是小伙子带着红花，这边敲锣打鼓宣誓，早上天亮就走了。
后来这几个人，一直到五年后才回来。他们拉的病号都上我们医院，等于到了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医院已经基本建得差不多了，干部配备也都齐了，原来没有干部。像和我们一起参军的女大学生，我们都成了打杂的，让干什么干什么，还得写，往上打报告。那时候政治机关都不齐，现调哪儿有。后来医生也缺，这就从各个大学毕业还没有实习的人中选来当大夫，来了就干活。周总理宣布命令，让北京市的各大医院的外科专家支援解放军后方医院。同仁医院那时候最有名的专家眼科的都到我们这来了。
烧伤的兵，那烧的眼睛都瞎了，皮肤都跟黑炭似的，胳膊、手、腿都烧的特别严重。美国放的汽油弹，一甩，甩到谁身上就着火，想弄都弄不下去，特别残忍。五官科来了一批伤员，这些人整个下巴都被机关枪扫射没了，牙也没了，都包扎着还渗血。五官科的病号有的能站起来的小伙子，就拿个小梳子梳头，自己拿个照片正对照看着呢，说你看照片上这个小伙子19岁，多俊呢，现在你看我这德行，回家以后怎么娶媳妇儿？大伙儿说那也有人嫁，咱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别愁没人嫁。有的瞎子躺在床上都不说话，心里能好受吗？我们过去，一会儿给我们看，我说是挺帅的，我说以后还能恢复，别着急，咱们医生有能力给你整容。后来西郊解放前有私人办的整容医院，现在的北京医院以前叫德国医院，也有整形外科，都上我们医院来抢救伤员。
后来有一天，又来一车伤员，医院大喇叭又广播，说到车站去抬单架，除了值班的留下其他的人都得去抬。北京市的市长彭某也得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某某也来，还有杨司令员都来我们这里帮忙，把伤员抬进病房。我那天跟一个护士抬了一个，个头也不矮有一米七八，一下来担架，一边抬一边妈呀妈呀地叫，就抬到外科病房，一个人一个屋的，医生告诉我们说放在这，说你别走了，让我看着。我就看着，我也不知道他是哪儿伤了，都看着志愿军的衣服。一看脑袋上棉帽子一摘下来，汗珠子那么大，我就拿热毛巾给他擦擦汗，他就拉着我的手不吭声。后来大夫就来了。那时候都有X光机，都推到病房里照，照完了医生就走了，医生给我拿着片子看，说你看肺叶上全是金属片，说这个没有希望了，不行了。
两点多钟进病房，我守着夜里11点，我午饭晚饭都没吃，他不让我走，管我叫大姐。那时候我比他大，都有孩子了。他是18岁，他去朝鲜才一年，是一个湖南不知道什么县的县立中学的毕业生，毛主席一号召，他们家乡一晚上多少学校都停课了，都参军了。他去了一年多没有经验，也不会躲什么，可怜极了。我给他擦汗，拿小水壶，温度计都在那，喝水都困难。一口一个哎呀地叫，那汗流的，我特别难过，我说你别叫，我告诉你，你到我们医院来就好了。你想妈妈可以给你妈写信，让你妈来看你。他就摇头直哭。
到了11点，护士来接夜班，护士那时候都是夜班，白天基本上没有护士，都是靠大伙儿。医生忙的，20天手术室出不来，医生在手术室里吃，手术室里拉，都是人家喂，没有工夫消毒换洗。护士弄一个500毫升的葡萄糖瓶子，弄点牛奶，就往医生嘴里放，就再接着手术。别的不能吃，就煮一锅鸡蛋，都是温的，护士都消毒完了给他们弄鸡蛋。男护士拿尿壶接小便，女的没办法就得上厕所了。女医生女护士都得那么干，下不来台，就锯胳膊锯腿。
医院附近有个日本时期的大战坑，比咱们房子还大，把胳膊腿往里面倒都满了。有的双腿，有的两肢，有的四肢都没了，六个特等残废，我去病房给我吓一跳。那次带着侯某某去慰问，那时候表现都积极，说上病房去看看特等残废，带他进去了。那时候搞政工干部什么都干，进去一看，侯宝林都吓着了，这么大个脑袋，这么大的身子，胳膊腿都没有，身体还健全，就是四肢都没了。一共六个人，开始手术完了护士去特护，一人一个。拿勺去喂，他们拿牙把勺都咬断了，“不吃了，死了算了，我活着干什么呀”。多少日子一喂就咬，就要死。后来慢慢地做工作还不错，还是活下来了。
特等残废，文工团都到病房演出，说唱，侯某某编的相声也是慰问他们的。侯某某跟我说，我都没见过这样的人，太可怕了。夏天热，盖个白单子，四肢什么的都没有，就这么一块，脑袋显得特别大，六个，在一个屋里。说唱表演，他们连笑都没有，也没说谢谢，就无情，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出来侯某某说太残酷了，美国人太坏了。
第一后方医院，沈阳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就不知道了。一来了都是坏死，有的是这点伤了锯到这，一看骨髓黑的，还得锯，再往上走全身的骨头都得坏死了。结果一看从大腿根上锯掉，看看骨髓没有感染、没有坏死，那就残废了，安假肢都安不了。等治好了出院以后，假肢厂都到医院来安，挨个拿双拐练，大个子，长得漂亮的，状况特别好，可是往腿那一看，把腿摘下来都摔碎了，里面都是有塑料的。
就这样，治疗那个病号到11点我才走的，第二天我还闹脚气，我早上5点多钟起来，夜里睡不着，上病房一看，护士早把单子换了，我说人呢？护士说夜里两点就没了，没法治。那时候我也比较幼稚，我说咱们不弄点吸铁石给治治。哪儿有那条件啊？你说多难过呀，瞎的，拐的，烧的，死的。我们后边一个大的矿，也没有院子，土墙都倒了，都是大野地，围上个大棚子，雇了一百个木匠，都召集来的。北京市有多少木匠都来了，从东北长白山森林运来黄花松的木头，一卸一列车，后边往那抬，就打棺材。那时候还是土葬，还没号召火葬，一百个木匠打棺材都不够用。
在战场上死的都不算，在医院里死的打的棺材都不够用。有时候看着都害怕，老死人。从各个野战医院抬下来的伤员，拉沈阳的一列，到北京的一列。后来通县车站因为抬单架太远不够用，火车没有车站，就铁轨跟地面距离那么高，人也太疲劳，就在我们说的冯某某的下边大坑似的，在那北京市加上军区领导加上总后勤让工兵来了给我们垫，那时候哪有推土机，全是人弄，打石头，最后都搞成木的坡道，埋的弄到土里，等车门一到这，每个车门距离有一个坡道，抬单架就从车上接下来就抬到医院里了。来了再多也好抬了，医院门对着，也是坡道，是不平的路，坑坑洼洼的，也得走老远，但是比火车站往回抬近多了。等到1953年，我就不在这个医院了，把我调走了。
我老伴儿，他来这个医院里，那时候是内二科的主任，他实际在医院里没待几天，也就是说没治多久，因为医院床位不够，来了伤员都得往地上放，范围都不能发展了。最后总院的院长是一个老地工，穿的衣服跟日本人一样，日本小胡，带着眼镜，穿着大马靴，但是他的医术挺高的，他就抽我爱人上通县的北门里。他回来说军队任务重，志愿军伤病员越来越多，你们找地方，往远搬，把自己的房子一律都腾空，整个北关的房子都给医院，我爱人建完以后回来，还不够。
二分院的院长也来，病人接收了，伤员来了还是床位不够。又在西关三关庙，几个大殿，还有旁边的殿，都是一进去蜘蛛网，灰尘什么的，都没顾上消毒，就找一些人去打扫，庙上还有佛，共产党不信佛，都给搬走了。也不知道值不值钱，全给扔了。打扫完了就开始布置床位，解放了而且都抗美援朝了，那时候经济条件有了好转，有床了，后来给他们又建了个三分院，我们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