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头子在他们科忙，总理就下命令了，干什么？说美国鬼子扔了细菌弹，扔到苏联边界跟东北边界还有太行山老区，说已经发现了。是什么呢？是一个挺大的炸弹，像个小屋子，都是经过细菌专家培养、注射什么的，有些动物身上带着细菌，炸下来小屋子的门就开了，这些活物就爬出来了，要爬到庄家里，庄家就得遭殃，有植物的细菌，人的传染病，28种传染病都有。这可是件要灭咱们中华民族的大事，所以就抽人学习灭菌。于是就把我爱人抽去了。这是1952年的事，说去学习外加讲课。我爱人以前学过传染病知识，也让大夫们互相讨论，给大家讲注意怎样预防，怎样灭绝，回来后让我们医院成立第四分院，叫做防疫大队，就是一旦北京出现这种细菌，出现了被感染的人，这个医院就接收这样的病人。
没多久就成立了四分院。1953年的下半年，走的时候还是夏天，等回来的时候都开春了，大概半年多，就把他给抽去参加防疫培训，当时全抽的壮小伙子，参加全国组织的防疫大会。派他们去，开始到苏联边界，找细菌，结果还真找着了。有老鼠的、毒蛇的、虱子的，这些动物爬到谁身上谁都得传染病。黑龙江那边都是伐木工人，都是跟森林打交道，要是传染上传染病怎么办？他们到那儿去就给伐木工人打针，吃药，消防，当时还没有发现有感染的工人。
从那儿完了又调到太行山老区，都是山区，过去咱们打仗都在太行山，那些地儿都是老革命根据地，都得爬山越岭，什么五台山、雁门关、娘子关，都去过。那时候苦啊，当时都解放好几年了，连粮食都没有，防疫队当地供应粮食给他们一天20个带泥的土豆，大家都背着。这边是救急包，医疗器械，这边是布袋子，装20个土豆，到老乡家有柴火坑，把土豆扔进去烤熟了。可是一到山上，看到老乡饿着，连吃的都没有，尤其是小孩、老人，看他们都饿着，还得分给他们一半儿。吃完了烤土豆还反胃酸，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咸盐。到老乡家跟老乡睡一起，那里都是窑洞，一家子好几口人，大姑娘、小媳妇儿都睡在那儿，就是在炕席上躺着，个个都枕砖头，家里没有盖的，冬天冷得就一张羊皮，晚上睡觉来回扯，羊皮里全是虱子。
最后半年多他们回来，我们都认不出来了，一进院说: “是什么呀，瘦的跟俘虏兵似的，头发、胡子都那么长”。回来不让进来，因为防疫，怕带来细菌，他们都在院子里，搬好几张椅子在那儿坐，等着给他们理发。连加上找的护士，那时候没有敌敌畏，叫滴滴涕，拿喷子一压，连脑袋上、身上都喷了。理发员带上手套、围巾给他们推，然后把剪下来的头发喷上滴滴涕，洒上汽油都给烧了，最后都得到浴室门口脱衣服、进去洗澡，衣服也给烧了，然后给他们换上新衣服，才允许他们见人。他们一见大伙，大伙儿一看，这衣服领子都大了，笑都包不住牙了，又瘦又小的。我们那时候都在机关里忙，我们政治部主任说;“你爱人回来了，放你们半天假，回去好好慰问，他们都是有功之臣，挺好的，总理挺满意。任务已经布置下来了，今天咱们全院都要杀猪，会餐，庆祝他们胜利归来”。
我回去一看，我们老头子要抱孩子，我说: “别抱，你身上有虱子”。他说：“这回真正没了，我们都用滴滴涕洗澡了”。他瘦得不像样子。他说：“一回到家感觉真是到了天堂，一看太行山老区和五台山的老百姓怎么那么穷，咱们中国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山西打仗打的穷的不行。大姑娘十五六岁没裤子穿，早上起来姑娘就到沙子里埋着，等到太阳一落就回屋了。一个破洞里，住好几口人，老少都在一个炕上挤。最后一天他说：“我们都下山了，到县政府了，县长、县委书记都出来迎接我们，说也给杀头猪，蒸大萝卜馅的包子，把猪肉煮熟了，切成丁，就包大萝卜块的包子，不知道蒸了多少个包子，最后都没够。你说这些饥民一回来，弄得忙了好几天的县委书记，最后连一个包子皮都没吃着，都让饥民给吃了。那时候饿急了，觉得饭太有味儿了。回来以后，我们院长也到家慰问，说：“好好给你老公解解馋”。我说：“我们都是大灶，给他解什么馋？我们家也不做饭，你们中灶给他们解馋去吧”。早上起来给他喝牛奶什么的，没多久就又长肉了。
在北京的医院
1953年，政治机关领导秘密地跟他说要调他去丰台，到丰台有一个也是咱们后方医院的分院。可是分院没怎么接收志愿军，大部分都是解放军治疗慢性病的。这个医院过去是日本人开的军队医院，有一个大营房区是宿舍。1955年抗美援朝结束后，战士们都回来了，但是那些高级干部都有慢性病，神经衰弱的，胃肠功能紊乱的，团以上的干部都可以来这儿疗养，当时由军委直接领导。领导跟我爱人说：“你现在可别说，一说大家都要慌慌张张的，你先调过去，筹备把医院弄好了，慢慢地把病人转走，变成疗养院——就是军队的高干，主要是志愿军的高级干部疗养院。
1953年上半年他就去了。六月份领导跟我说：“朝鲜战场已经结束了，高级干部都要回来疗养，让你孩子爸爸去那筹备，你也调过去吧”。我们整个二后医院就取消了，都去张家口，变成华北军区的所属中心医院，后来叫251。
他是春天去的，去了以后，那边都筹备得差不多了，到年底，高级干部就陆陆续续地入院了。干部就是水平高低不一样，他们都特别文静，也特别懂事，但是都挺有架子的，他们都是军级的，军参谋长、军政委，都是六字头的，什么63、64、65全是华北的部队级的志愿军去的，那里来的最多。其他地方的也有，也有东北的野战军，大部分都到东北办疗养院了，我们这是华北系统的。
疗养院从1954年开始，一直到1955年，这些干部经过一年疗养也差不多了，能工作的就分配了，不能工作的就都弄到总字号的医院去治疗。疗养院又改成308综合性医院。于是我们在308又待了两年。
1955年，我爱人被308医院派去长春学习——长春第一军医大，有个教授叫蔡某某是传染病专家，我爱人专门去学习传染病，回来后就专门治疗传染病。他学习那时候我们就有两个孩子了，大个儿四岁，小的八个月。
我爱人从长春学习一年传染病回来以后，304医院的领导跟公安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领导都要求，把308的300个床位的传染科迁到304去。304的领导说308那个地方病人去了也蹩脚，我们在市区里好。于是公安军的领导下命令让我爱人过来，带着我们医院的一部分人加上闲杂人员都按比例分配，带过去，把我也带过去了。带过去就搬家，我是1957年来的304医院，把这些人全都给带过来了。308的领导就生气了，说：“我们培养的人，我们要建立的科，领导都批准了，结果让304夺走了”。那时候要去304的也有100多人，304的房子都盖好了，但什么东西都还没有，都是总后的建筑队给新建的宿舍。那边的党委就说过来打个借条，把我们在308住的房子、用的家具带过去，给308留个借条。
搬家那天我们用好多辆卡车装东西，连厨房的大笼屉都往车上搬。我坐的车开在前头，还有保姆和孩子。我的屋也没有什么家具，就一个书柜、一个书架子、一个吃饭的圆桌、一个大双人床、一个写字台，还有给孩子做饭用的炉子，这些都搬上了。308的处长来了，管行政的也来了，让把公家的东西都抬下来，要人给人就不错了，东西不能带。前面人都看着我，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头儿，我就去跟处长说。我说：“共产党是一个党，统一指挥的，你是共产党员，你怎么搞本位主义，不执行党的命令？借条都打了，到时候还，坏了赔，为什么不让拉走？你不让拉走，那你给总后领导打电话，我们给你卸下来。你如果阻拦的话，你是要犯错误的”！这时候院长兼党委书记也出来跟我说：“撤下来，都撤下来，谁也不许带”。我说：“你敢下命令，你要撤下，我们就给总后打电话，让总后来问问，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是一个单位还是两个单位？是不是一个党的领导”。我说：“你搞什么宗派，本位主义你得犯大错误，你要敢让撤，我们马上打电话。那边304党委跟你们说是借，也不是说要，这东西是你的？谁敢往下撤”！战士们都等着，看我一个小兵敢跟领导这样，我说：“本来他们就不应该这样做”。后来我说：“开车，犯错误我顶着，看谁敢抬”。后来车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