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里见得特别多，什么活动都有。苏联专家顾问经常到我们那里去做报告，讲军事活动什么的。我是替班当教员，就是人家正式的教员缺课了没来，病了或者怎么的，我们这些替班教员得去顶上。平常就是写教材，找资料，完了下去调查，各个基层的教学都得去。主任哪儿忙得过来，还有个副主任，这个人现在在故宫博物院里。那个主任后来升到军委文化部当副部长，犯错误了，回浙江。他招文工团时快40了，就跟我一屋的一个同学结婚了。最后你知道怎么样，他劳改去了，两人动枪了。原来他在家乡跟一个文工团19岁的，上海浙江那边的，姑娘又漂亮，跟人家同居还有孩子了，我同学气不过就拿枪要杀他。
结婚经过•浪漫情事
我们十个月过程里遇到过雨天，也遇到过雪天，四季大概有三个季了。有一次，他又约我在新华书店相见，我就去了。一看要下雨了，没掉雨点儿，我说这天出去干什么。他说好不容易换了班，平常值班，我跟人家有孩子有家属的大夫换了，我替他值班礼拜天陪你出来玩，你要不来或者回去了就白换了。说走就走，石家庄当时刚解放，都是从废墟上面建立起来的，就有两个国营的单位。一个新华书店，一个百货公司。都是简易的房子，都是铁棚子似的，大的是很大，但是挺简陋的。没开门，结果他就说咱们往西走，石家庄很有限的马路，西边就是大野地，不是菜就是庄稼地，这时候就掉雨点儿了，我说回去吧，下雨了没拿伞什么，他也说走吧。
我们就往东去，那边离火车站近，也是新建设的。后建的暂时都是能利用的。在那待了一会儿又往下走，往东去也是农业种地的地方，没有什么人家。又往我们原来那边住处走，就是往北了，走了又是马路又是什么都有了。转来转去到南边，都是郊区，没有什么人，雨越下越大了。我们索性就把军装脱下来顶到脑袋上，这让纠察看见不就挨纠，他说这就是伞，两人就顶个衣服遮着走，找个地方去躲躲。他说你在北京上高中，看过美国大片吗？我说怎么没看过，那时候北京的学生有几个不看美国片的，那时候都是中文字幕配原文的。他说你看过《雨中情》吗？我说看过，他说我就爱看这个片。他说那女孩子在舞蹈学校宿舍追到那，外边下着雨，把伞扔了跳舞，我永远忘不了。我说你可够疯狂的。
到了冬天，我在宿舍，那时候都工作了，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志我们俩一个房间，我能起早，我不睡懒觉，我现在也是。我一看外面雪那么大，都很深，我说这空气好就把窗户打开了，在那儿看雪，那个女同学就说，你起这么早干什么？是不是又约会去？我说不是，这么大雪谁出去，我说今天天气真好，她说你要冻死我啊，把窗户关上。我说我得出去了，出去院里所有的人都没有起来，就是收发室有几个战士在打扫路，我就顺着路上图书馆了。
图书馆也老开着门，到了那去我想给他打个电话，今天不能出去了。我刚进图书馆，战士在外面扫雪的一群人说史教员，刘大夫来找你了，我说这么大雪跑来干什么。一出我们的院门，那时候住的民房，一看外头的路都没有人扫，特别深的雪，他从那走过来，他说快出来，咱们出去玩。我说这么大雪出去干什么。他说这天儿出去才有意思。我说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他说你快去，我说我也没带手套围巾什么的，我回去拿去。他说用不着就这么走吧。我说不，我就回去拿手套和围巾，又出来了。
我们司令部的那边有一个人民公园，那个人民公园挺大也挺好，我俩就顺着宿舍区，往前走再往左拐，往人民公园的方向去。路上那么深的雪，都没有脚印，就我们两个人。他拉着我，我们两个在雪地里走，他就转过来倒背着走，他说咱们数数脚印。我说干什么数这个，疯子才这种天气出来，哪有这样的。我们就到了公园门口，可能晚上都没关门，大铁门开着，雪那么深，一个人都没有。园林工人也没有去的，我们一进门就喊，就举手叫，高兴地往里头走，喊叫声回音都有了，让附近人听见以为干什么呢。
到了一个亭子那里，那个亭子座位上头有很厚的雪，就拿胳膊给呼啦了一地，坐那儿了。也不知道冷，哈气挺大，帽子也摘了，棉袄也脱了，里边穿了一个挺厚的毛衣是深蓝色的，是堂姐姐从北京刚寄来的——说冬天来了。他们家在山东，就是叔叔家在北京，堂姐会做毛活，就给织了个毛衣，上面还套一个古铜色的背心。他说看我这家底全都穿来了，我一点不冷，你冷不冷。我说我不冷。他就跑到亭子外弄个大雪球，我在亭子里他就往我身上打，他说出来打雪仗才好呢，我说我才没你那么疯呢。
既然玩就打吧，我打不过他，我竟挨打。我说不跟你玩了，我到亭子里待着。他进来就说，我第二次跟你说了，咱们该打报告了，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老八路三天就结婚，你让我等到什么时候？我说我现在思想也矛盾，我跟你讲我来参军是想上大学，因为招生的时候说上一年政治，上本科四年的医科，后来给我们分配又变卦了，我心里特别不舒服，结婚这个问题还没考虑。他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你也有责任。你要老不纠缠我能跟你在一起吗？他说咱们相识十个多月了，还考验我什么，还了解我什么？我说我不是了解你什么，不过我跟你讲，即便是要结婚，我还得征求我父母的意见，我们家父母对孩子婚事的问题也挺严肃的，我说我给家写封信，问问。另外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你把照片给我一张，我寄去让我爸爸妈妈看看你的尊容。他说那行，就给我了。
我父母那时候给我回信了：现在解放了，家境也不如过去了，你也大了，婚姻问题我们现在不能说像过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能那么做了。你自己掌握，看看人家要是人品好，各个方面你喜欢就自己做主。后来我父亲看了照片，他开玩笑说：“我这个姑娘的眼睛就不大，找个女婿眼睛也不大，生个孩子成豆眼了。”我回来给他看，他说原则上没问题，就是眼睛那没办法，长不大。
就这样回来到了三八妇女节脱了棉军装，我们五一才发单衣，他说打个报告，两人通过了。打报告交医院里的政治部门就是管组织工作的，送到校本部，由组织部审查批准就可以结婚了。后来我们就批下来，大伙儿说快结婚吧，我们说不行，我们不能跟老八路一样，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就结婚了。我说我们就算不庆贺也得过得去。后来领导说，现在的时机挺好，三八以后暖了。我等五一发新军装，我发的苏联式的军装，女同志都是裙服，男同志是军裤，干部是四个兜，战士是两个兜没有皮带，都是大沿儿帽，这不是挺洋气的，结婚照个相。
五一也没发下来军装，拖到五月中旬，就正式举行婚礼。举行婚礼时，我们单位同志们送了不少东西，那时候送什么？毛选，毛主席的塑像，就是镜子多。有红喜字的镜子上都用红签油笔写的赠送什么的，再就是牙具、洗脸盆，都是生活用品。那时候都没钱，干部津贴也有限，就发点零花钱，女同志送的卫生用品比男同志多一些。
这时候我们家里给我寄了一百块钱。我爸爸说现在太寒酸了，不像过去你姐姐结婚有嫁妆什么的，爸爸没钱了，生活也不如过去了，拿这点钱你喜欢买什么就买点。就在这之前，我就准备好了，拿这一百块钱买了两个被面。他也买了两个被面，石家庄出棉花，给加工弹被套，买的没有缝的漂白布。我们指导员知道我要结婚了，他家有保姆，说让保姆给做，后来家属说，保姆是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找个可靠人给做，就请老八路老首长的老婆，都是老八路有孩子的，又有儿女的，让她给做。
人家帮我们做了两床被子，他也做了两床。那时候百货公司刚有软缎的，我的是一个水绿的，一个浅粉都是软缎的，他是一个天蓝的一个花的。我做了四个枕头，还买了一个上海的大方格的床单——那时候上海解放前最有名的床单，我买橘黄和白格的，他买天蓝的白格的，没商量买大方的，因为百货公司就那些东西。大家又送了不少毛巾，枕巾什么的，也就这样算是挺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