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淑雯：对。
主持人：当时办公室几个人？
杨淑雯：我们计划统计会计就是两个人。会计一个人，统计一个人。还有一个会计，三个人。我的工作也不忙。反正好一点，不像在计划科那么悠闲，终归是农产品东郊采购站，那里边还有一个轧花厂，还要去参加劳动的。
主持人：你们还要参加劳动吗？
杨淑雯：干部一直要参加劳动的，一个礼拜一天。后来再有什么，他们有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再去帮帮忙什么的。
主持人：那时候还像您第一份工作北京市花纱部公司经常去下边转那种吗？
杨淑雯：情况不一样。我在北京市花纱部纯属管理机构的，到这边来，是以我的工作为主，是车间工作，一些劳动的事，比如说打扫卫生，或者哪来什么检查，布置整理什么的，都主动地积极参加。我在计划科就不是那样的。在计划科纯属在那坐着待着没事。后来就忙很多了。自从我调到双井这边来。
主持人：什么时候调过来？
杨淑雯：59年左右吧。
主持人：您在采购局就干了一年？
杨淑雯：时间不长，后来调到双井。机构合并，农产品采购站又没有了，又跟东郊区联社统一在一起了。后来我由东郊区联社调到双井这边。
主持人：调过来做什么？
杨淑雯：计划、统计兼出纳。从那时候接触会计，还得做凭证，现金帐什么的。属于基层了，比较忙。
主持人：那您工作表现怎么样？
杨淑雯：一直还不错的。
主持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哪里工作呢？
杨淑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还在双井百货。
主持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您的工作有影响吗？
杨淑雯：不影响。那时候抓革命促生产。既抓革命又要促生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忙的，比如说毛主席最新指示来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毛主席发动的这种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运动。是从上到下的一场运动。那会儿批，说是从文化部门，实际就是从上层管理机构开始，逐步地慢慢地传下来了。毛主席写的就是“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写的第一张，内容就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主持人：当时社会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比较多是吗？
杨淑雯：那时候主要是抓革命了。毛主席根据群众运动的发展，不说天天，经常地发表一些指示，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圣经，谁敢违背。所以那时候，所有的人，尤其是我们出身不好的人，就更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教导，听毛主席的话，看毛主席的书。那时候每人都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带着毛主席像章。
主持人：当时社会是什么样的？大家每天见了面干什么，或者有没有游行？
杨淑雯：比如说毛主席最新指示，底下只要一知道了，就游行。
主持人：怎么游行？
杨淑雯：就是大家排着队。
主持人：谁组织的？
杨淑雯：单位。单位里面成立了革命造反派。当时有的就是革命造反派，有的说是保皇派，好像站在领导这边的就是保皇派，没有站在领导那边的，那是革命造反派，就不是保皇派。所以这两个派经常进行舌战。可以说我给你写大字报，你给我写大字报。
主持人：那时候只有舌战而已吗？有没有实质性的冲突什么的？
杨淑雯：有啊。那时候在社会上有武斗。两个派之间打架。不过一般还都是言论上的，武力上的还是很少的。
主持人：当时公司还组织你们？
杨淑雯：当时领导就靠边站了，就形成了造反派了，就是当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了。
主持人：当时您站哪边？
杨淑雯：我是在革命造反派里面的。还是一个领导小组的头头。因为一般都是我写东西，还刻钢板。毛主席最新指示来了，刻钢板，印刷，发下去，大家来学习。还有抄下来，写大字报贴在墙上，每个人都能看到，宣传毛泽东思想。
主持人：文化大革命当时整个氛围会让您觉得还是害怕？
杨淑雯：那时候没怎么害怕。那时候就本着一个革命者，积极参加每场运动。尤其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积极参加。
主持人：您当时见过毛主席吗？
杨淑雯：没有，毛主席当时接见的是红卫兵。出身不好怎么能当红卫兵呢。
主持人：您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做过很激扬的事？
杨淑雯：没有做什么贡献大的。我还是属于笔杆子方面的。咱们三人都是领导者，你是第一把手，他是第二把手，我可能就是第三把手，一般写东西干什么的。
主持人：当时您主要负责文笔上的东西。那当时周围人包括您自己属于原来家底不太好的，有没有过担心，怕自己被揭露出来的？
杨淑雯：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不可能没有。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毛主席当时有一句话，意思就是出身不能选择，但是自己的路还是可以选择的。重在政治表现。
主持人：那当时您周围有没有那种突然间被爆出来家底不太好，接受处罚的，就是周围的人，或者您自己？
忆工作
杨淑雯：我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有批斗我，就批斗我们会计王祥娟，我就有三张大字报。当时各单位大字报，铺天盖地，都是给领导的，也有一些同志的。同志有的就是有政治问题，作风问题。我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因为我出身不好，但是我工作特别好。他就是一种忌妒，他说我是假积极。他说你积极的目的，就是想篡夺党的领导权，胡说八道，想恢复你们失去的天堂，就这么个意思。
主持人：当时知道是谁往上报的吗？肯定是有人忌妒您，就是通风报信。
杨淑雯：不是通风报信，在一起谁不了解谁。尤其在会计室，比如说他领支票来，我当时计划统计兼出纳，我就给他支票，但是谁拿走就得签字，他拿走就拿走，我说回来签字签字。那人叫赵玉兰，他说你叫什么，这不是你们那时候了。当时我心里就像一盆冷水泼在脸上了，我说怎么还说这话。反正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没文化大革命，他就看我坐在会计室里边，我坐着他站着，生气。
主持人：那时候您什么感觉？
杨淑雯：我当时挺生气的，我说怎么能这么说。确实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很着急，当时支票没有了，想不起来谁拿走了。万一要做了什么坏事了，这责任就大了。
主持人：他们为啥说您？
杨淑雯：因为他出身特别好。
主持人：他说您这些话，您会反驳吗？
杨淑雯：我这人不善于跟别人吵架，回去就完了。但是我心里很不舒服。
主持人：那周围有没有被批斗的？
杨淑雯：周围有。我们会计室的王惜娟她出身一般，也没听说是贵族，也不是地主资本家，她在台湾还是香港住过，而且那边还有亲戚。所以那时候，我们穿裙子，就是一般的裙子，她穿的是百褶裙。就显得很特殊，就批判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有一次我们回家，我们一块叫杨敏贤，他也骑车，我也骑车，那时候大街小巷你随时可以看到，站在那批斗一个人。一般批斗上岁数的人多，大部分是成份问题。还没看到过像我这样岁数的。有的人成份就不好，参加过什么反革命的一些活动，这个是重点。像我们属于出生问题，是可教好子女。
主持人：那您当时没有受到牵连？
杨淑雯：没有。因为我个人认为，群众关系，工作为人这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但王惜娟，人缘挺好，群众关系也不错，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她拉出来了。
主持人：是穿的衣服不正规？
杨淑雯：衣服就是这类的颜色，就是百褶，别人穿的普通的，她就是特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