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以四平八稳，左右对称，既庄严又肃穆的外形，最形象地向毛氏族人昭示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仔细观察，便能发现这几座“宫殿”大至门楼台柱，小至片瓦游丝，无一不符合“对称”“中庸”的原则，毛氏祠堂，就是由许多小“中庸”组成的“大中庸”。
其二，毛氏祠堂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奋发向上的精神。屋脊龙、鳌的雕塑，屋顶宝瓶内剑、戟的形象，门前竖立的大石鼓（有的是石狮），无一不是这种精神的象征。即使墙上的彩绘，也不同于佛教和其它宗教的彩绘，走廊上的钟、鼓，也不同于佛寺或道观的钟鼓。
其三，不是虚无，而是务实。虽然毛氏祠堂以数百年前的先祖神灵作为祭祀对象，带有虚的成分，但与佛寺相比，则又是务实的。因为先祖之灵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先祖毕竟是存在过的，这与佛的虚无大不相同，而且，祠堂也仅以一块木牌，牌上写有名讳作为灵位，比起佛寺塑造的各种菩萨，显得节约多了。与佛事活动相比，毛氏祠堂安排的活动也实在得多，即使焚香跪拜，也仅是礼仪，而不象佛事那样大加渲染。跪拜的时间不长，之后是饮祖先之“福”，鱼肉酒食，无所顾忌，其间穿插的一些活动如商议公事，处理争端，惩处罪人，无一不是务实的。
其四，祠堂担负的重大使命，如修谱、制订族规、族法，解决矛盾，皆在此进行。在本族中它甚至充当了司法机关的角色，从订法，到督法，到执法，三位一体。因此，毛氏祠堂实在是封建族权在韶山冲的集中体现。
在仔细分析了韶山毛氏家族的“法典”之后，再与三千多年前西周的宗法制度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儒家学说相比较，我们将惊奇地发现，毛氏家族很大程度地继承了周礼和儒学。
周朝建立后，周王是天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毛国的人们也不例外），他是最大的族长，既代表社稷，又主持祭祀，为了后者，建立了宗庙，称“太庙”，祭祀自始祖以来历代祖先，庙内享堂列祖宗牌位，左昭右穆，始祖居中，第二代为昭，第三代为穆，第四代为昭，第五代为穆，如此类推。
周天子由嫡长子继承，其他诸子或封诸侯，或在畿内分得采邑，诸侯及采邑得主，也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宗庙，分成若干别宗，各有“氏”号（如“毛氏”），受封的“别子”（周王长子之外的儿子）成为这些别宗的始祖
又是别宗的族长，其地位仅次于周王。别宗以下还可继续分封，从而构成西周层层分封的宗法制度。
我们看韶山毛氏家族的“宗法制度”，正是对其始祖郑所处的时代——西周的继承。毛氏宗祠，是毛氏王国的“太庙”，祭祀元末以来毛氏始祖毛太华，及他的儿子毛清一，毛清四，以及毛清一，毛清四的儿子毛有恭，毛有伦等，他们的灵位设置与西周宗庙完全一样，左昭右穆，始祖居中。整个毛氏家族以族长（如毛泽东出生前后的毛鸿宾）为首领，他是韶山所有毛姓中的权威人物，他在全族中辈份最高（但不一定年龄最大），地位相当于毛氏“王国”的国王。毛氏宗祠以下，分设5房，即震、鉴、瑺、深、石，各房又建有房祠（相当于西周诸侯国的宗庙），于是有了毛震公祠、毛鉴公祠、毛深公祠，这三座祠堂又分别祭祀各房的祖宗，如毛震公祠即祭祀震公一房的祖宗（毛泽东的上17代祖先毛震）。
再从韶山毛氏家族反复向族人灌输的思想意识来看，也是与西周一脉相承的。
西周统治者之所以特别重视立庙设祭，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了尊奉其祖先，使人们树立牢固“尊祖”、“敬宗”观念。因为正是他们的祖先栽下了“国家”这棵大树，才使后人得以“乘凉”，比如周人祖宗上至后稷（弃），中至古公亶父等，下至周文王，正是他们，为姬姓得到天下奠定了基础。同样，毛姓的人们，也是因为赖有周文王之子郑，才得其姓，并向各地发展。
第三章毛泽东出生前后的祖家和外祖家
一、普通的背景——为养家糊口而操劳终生的祖父们从韶山毛氏的先祖毛太华起，至毛泽东出生前，其间约五百年，毛家除个别人外，基本上都没离开过这个山冲，终生都在和土地打交道，虽然，日子过得仅仅是果腹而已；去世后，后人们再选吉日葬在这块土地上。毛泽东祖家的背景在中国的农民阶层中，普通得没有一点夸耀之处。按家谱序列，从毛太华到毛泽东共经历了20代：毛太华→毛清一→毛有恭→毛震→毛从文→毛珊→毛立尧→毛显晹→毛荣顼→毛朝巍→毛士翱→毛文邦→毛方淳→毛运选→毛际耀→毛祥焕→毛祖人→毛恩普→毛贻昌→毛泽东。
毛家到了毛泽东的曾祖父、毛太华的17代孙毛祖人手里，有茅屋4间，水田10亩，旱地一亩，山林两块。由于生产力低下，亩产并不高，每年的收成缴去赋税后，年成稍不好，糊口都困难。毛祖人，字四端，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九月三十日，卒于清光绪十九年（1393年）十月初三，葬于滴水洞龙头山上。由于家贫，毛祖人从未上过学，农活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除了种好自家的地，还经常“砍柴做零工”。结婚后，在他18岁和23岁的时候，其妻周氏先后为他生下了两个男孩，即长子毛恩农、次子毛恩普。又过了十几年，毛祖人就先后为两个儿子操办了婚事。大儿媳罗氏（元配）、庞氏（继配）；二儿媳刘氏，并且几年后均生有子女。
所以，毛祖人的晚年可谓儿孙满堂，但因为人多田少，住房拥挤，借了不少债。毛祖人52岁那年，横下一条心，借银数百两买下了土地冲上屋场的房屋和土地。到1878年恩农、恩普分家时，毛祖人的家业已发展到茅屋两处共9间半，水田32亩。然而，兄弟分家时，谁也不愿意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居之地东茅塘而去住远房作吊田。作为一家之长的毛祖人权衡再三，最后只好采取抓阉的办法来裁决。
即背着当事人，事先在两张纸条上分别写上尽量搭配均匀的房屋的住处，田亩数量，并搓成砣子，然后让俩儿子去抓，抓中者为其所有。结果，毛恩农抓得东茅塘的屋和田外加上屋场的7亩田，共得田17亩。
毛恩普抓得上屋场的屋和15亩田，因为多分房屋一间半，所以才少分2亩田。又过了几个年头，也就是1893年10月的一天，他的曾孙毛泽东出生前几十天，操劳一世，负债一身的毛祖人便去世了。身后留下了东茅塘和上屋场的家业，留下了满堂的子孙。毛思农，字嘉宾，号德臣，毛祖人之长子，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一月十九日，卒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初一，葬于滴水洞之北牛形山上。毛恩农在东茅塘毛家故宅度过了66个春秋。他终身以农为业，读过两年私塾，还会看风水。元配罗氏，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二月三十日生，卒于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年仅24岁，葬于滴水洞筲簊堕。
生有二女。继配庞氏，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月二十三日，卒于民国五年（1916年）五月初二。生有三子一女，其中长子毛贻盛就是中帼英豪毛泽建烈士和现在健在的毛泽连老人的父亲。毛恩普，字寅宾，号翼臣，毛太华18代孙。毛祖人次子，毛泽东之祖父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二十七日辰时。毛翼臣久患眼病，同其父一样，为人忠厚老实，以种田、打柴、做零工养活家口。其妻刘氏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初二，卒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二十六日。生有一子二女。子名贻昌，即毛泽东的父亲。长女适张，次女适贺，因
无子孙，族侄孙贺凤生过继与之为嗣。毛翼臣先后在东茅塘和上屋场生活了58年之后，于1904年11月23日病逝，葬于滴水洞之大石鼓山上（即现在的虎歇坪），并立有墓碑。1986年12月28日从地下挖出来的墓碑，便为当年所刻。碑文曰：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夏月吉，显考毛公翼臣老大人之墓内辛山外戌山东男贻昌孙泽铭敬立淋“贻昌”即毛泽东父亲毛顺生的派名，“泽铭”即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泽淋”即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
二、祖坟风波——毛德臣毛翼臣争葬宝地，
结果弟弟先亡而早占；26年后，蒋介石打红军
老吃败仗，何键指派亲信副官来破毛家的风水
墓葬和碑文引出了两个疑问：一是从毛翼臣1904年去世到1912年上半年下葬立碑，为什么其间相隔8年之久？二是好端端的墓碑不立在墓前，为什么深埋地下呢？
这里涉及到两起有关“风水”的风波。
关于风水？晋朝文学家、古训家郭璞这样解释：“葬者，乘生气也，乘气风则散，界水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施有之，故谓风水。”就是说，住宅基地，坟山的风向，水流和地势的好坏，都关系到一家人的祸福兴衰。姑且不说这种说法有无道理，反正社会上从古代就出现了一些看“风水”的从业人员，称之为“风水先生”或“阴阳先生”，上文提到的毛德臣便是当地知晓风水的一员。毛德臣的父亲毛祖人本来葬于韶山的茼蒿冲，后来便由茼蒿冲迁葬龙头山。据传，龙头山上有一条神龙，身藏山内，横贯南北，其首高昂于千山万壑之中，其尾直插云盘山下。山中有一股常流不断的泉水，这便是“龙涎”。“龙涎”的出口处常常是“早生雾气午生辉（即彩虹），冬暖夏凉不枯竭。”若向水中投石，便有无数气泡泛起，经久不息。龙头山又名护山，山后有一块形加人状的巨石，俗称“观音抱子”。
兄弟俩把毛祖人迁葬龙头山后，过了许多年，毛德臣、毛翼臣又选定了两块“宝地”，即牛形山和大石鼓（即虎歇坪）。大石鼓位于滴水洞之北山，古木参天，花奇草异，怪石林立，于是德臣、翼臣都盯上了它。相争不下，便达成了“先死者葬，后死者让”的协议。德臣自然心安理得，暗自欢喜，因为他占了比老弟长5岁的优势。然而，生命的短长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偶然性恰恰在德臣、翼臣之间发生了。毛翼臣58岁那年积劳成疾，病魔缠身久治不愈。10月中旬的一天，他用最后一口气吃力地叨念出“大——石——鼓……”之后，便长眠了。
那时，安葬必须择定吉日良辰，更何况是往“美穴地”安葬。而毛翼臣安葬的吉日良辰不是近日，也不是近月，竟是8年之后的夏月某日。于是，只好将其灵枢安放在大石鼓墓基上面，因为墓基之土石不能挖动。所以，又只好用晒垫、稻草之类覆盖其上，再磊石覆以薄土保护之。时过8年，终于到了下葬的日子。下葬的这天，人们纷纷而至，揭开灵枢上的覆盖物，棺木色泽光亮，完好如初。破土挖穴，则穴位皆土，四周俱石，于是众口哗然。据说，这块形如鼓状的大石头，在葬坟之前，敲之咚咚作响。而自毛翼臣之墓安葬之后，再也敲不响了。
如果说德臣、翼臣“宝地”之争是“内部矛盾”的话，那么，26年后的又一场祖坟风波，其性质却上升到“党国”的高度，在崇尚科学的现代，愤慨之余，颇令人有点啼笑皆非——1930年10月，国民党部队在江西围剿红军连吃败仗，湖南省省长何键认为败就败在毛翼臣长孙毛泽东身上，因为江西红军是他为首领导的。于是，何键召见参谋长、把兄吴凯南共商对策。懂点“风水知识”的吴凯南沉思片刻之后，便振振有词地说：“我们之所以败在毛泽东的手下，是因为毛家祖坟山地风水好，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硬气，系坟山贯气所至也。要想打赢毛泽东，最后剿灭共匪，非挖掉毛泽东的祖坟，断掉其龙脉不可！”经过周密策划之后，何键指派了亲信副官熊道乾统率一
个连的兵力，前往韶山挖掘毛家的祖坟。那是一个黑沉沉的晚上，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匪兵，首先来到了湘潭西二区国民党党部。在听取了区长李性恂关于毛泽
东祖坟墓址的调查情况汇报之后，便鬼鬼祟祟地向滴水洞方向进发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步入韶山冲的时候，山上山下“呵嗬”声、放铳声、锣鼓声、洋油桶敲击声，突然四起，而且一阵紧似一阵，蒋军不知所措，吓得四处逃窜。过了许久，他们才3个一群，5个一伙地逃到了韶山的永义亭集结听命。当奸细告诉他们，那鸣锣、放铳和呼喊之声是夜里在山上守红薯的农民发出的，是为了驱赶野猪。
匪兵们明白过来后，这才依旧手持刀枪，肩负锄头，战战兢兢地窜进了韶山冲，爬上了滴水洞的大石鼓山上。几乎同时。写在一块白布上的一行大字映入他们眼帘：“前面一座大石鼓似的坟堆就是毛泽东的祖坟”。
于是乎，他们蜂涌而上，争先恐后地挖了起来。挖呀，扒呀，终于挖出了棺木，刨出了惨惨白骨堆……熊道乾满怀“胜利”喜悦之情回到了长沙，受到了省长大人的祝贺与重赏，好不威风。他还把捡回的骨骼装在酒瓶子里让人欣赏，说：“十年的骨头和百年的骨头有区别……”然而，回来不久，熊道乾一闭眼就做起了恶梦，梦见那白惨惨的骨堆在跳动，那圆圆的颅骨在哭泣……。他白天黑夜都心惊肉跳的害上了恐怖症，最后，便疯疯癫癫地回到了他的沅陵老家。解放后，终于被人民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镇压了。
若干年以后，毛泽东谈及此事说：”何键叫做有办法，打不赢就挖坟。”
何键恐怕至死还蒙在鼓里。他哪里知道，1930年挖的并不是毛泽东家的祖坟，而是地主毛俊贤家的祖坟。原来，父老乡亲们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和策划下，早就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即先将毛泽东祖父的墓碑推倒并深埋土中，再将墓堆推平后栽上树，种上草，使之与周围环境一模一样，不现任何蛛丝马迹，并且拟定了大张旗鼓的“驱赶野猪计划”。不过，谁也不曾想到，时过半个世纪之后，这块长1米，宽0.5米的普普通通祁阳石墓碑，竟在修游道时无意中被挖了出来。
有次，毛泽东曾和一位美国记者谈到关于他家祖坟风水的往事。记者问及毛泽东：“听说你家的祖坟风水很好，你认为是这样的吗？”毛泽东风趣地答道：“过去帝王将相埋的地方一定风水很好，不过我小时候听说我的曾祖母的坟地风水好。”
三、勤俭继世的楷模——与毛家同中有异的毛泽东外祖家
毛泽东童年时经常住在外祖家，因而外祖家的成员对毛泽东的成长起着很大作用。
毛泽东外祖家姓文，世居湘乡大坪乡唐家圫，距韶山冲仅10多里。毛泽东母亲嫁前叫文七妹。
关于文姓的起源，据《风俗通》记载：“周文王支庶，以谥为氏。”这就是说，文姓，得自于周武王追赠其父的谥号“文王”之“文”字。可见，毛、文两家有着一个共同的始祖。
有趣的是，韶山一带的文氏家族与毛氏家族一样，原也世居于江西。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文辉璋落籍于湘乡长田坪（比毛姓早274年来到湘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文辉璋的后裔迁居高冲（在今湘乡白田区）双井湾，因为大坪与高冲为邻，所以，现韶山市大坪乡的文姓都来自高冲。
更为有趣的是，毛泽东的家境与外祖家，又有着惊人相似之处——都是先人从极度贫困的凄惨生活中，通过勤劳、节俭，精于操持，才慢慢好起来的，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并且都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先后中落下去。
文作霖是毛泽东的外曾祖父，即文七妹的祖父。外曾祖母贺氏十四岁嫁到文家时，上有高堂，又没有什么田产，靠佃种人家的地养家糊口，“君窘甚”，“拮据艰虞，殆难言状”，5年以后高堂大人去世，小两口“先鸡鸣而起，后斗转而休”，辛勤地佃种人家的几亩水田，苦度时日，由于不堪生活的重压，当文作霖27岁这一年，即1797年9月19日，便过早地匆匆辞世。当时，其大儿子绵芳才10岁，略晓人事的他跪在父亲灵前失声痛哭，3岁的绵薰望着僵硬的父亲乱哭乱叫，在贺氏的怀里，还抱着一个才10个月的婴儿绵姜，另外，还有连名字也没有的小女孩。
年轻丧夫，这是人生的一大不幸，然而，贺氏并没有被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和落在身上的重担压垮。本来，在她嫁到文家时，由于公公年迈，婆婆早已去世，丈夫终日在外辛劳，她早就揽起全部的家务了。而现在，她成了全家里里外外的“一把手”。她精明能干、勤俭持家，节衣缩食到了几近苛刻程度。丈夫谢世后，她仍艰难地佃种着原来的那几亩薄田，并先让大儿子替人家放牛，每年只图攒得几担谷的收入，大儿子稍大以后，她就安排他改打月工，让二儿子接替大儿子看牛，后来三儿子也大了，便让他接替二儿子的活儿，又让二儿子打月工，大儿子做长工。在3个儿子都年轻力壮后，她便安排他们贩田耕作，每年竟也有30多担稻谷的血汗收入。
贺氏的节俭持家传遍戚里，遐迩闻名，她深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绝不浪费每一粒粮食，她一看到猪吃完食后，嘴巴上沾着一粒米饭，也要用水把它洗下，牢记乡间“好吃当小赌”的古训，规定家里每天只准吃两顿饭，从来不吃晚饭，并且，在农闲季节，只能吃上一顿硬饭，一顿只喝稀饭。“三年烂饭买匹马”，慢慢地，家里略有节余，3个儿媳也先后娶进来，但她的节俭之风，未有丝毫放松。
当时，男人们在外打工，媳妇们在操持家务之余，全都替人用摇纺车纺纱织麻，从中攒点棉花布头，作为工钱，贺氏有了孙子以后，媳妇们更加辛劳，既要抚儿育女，又要纺纱织布，还要做家务，而婆婆尽管疼爱她的儿子、儿媳，但从不让他们有稍多的歇息，她规定她们每天得纺多少纱，织多少布，如不能完成，则要遭到责备，儿媳们的劳累可想而知。婆婆每天吃两餐的习
惯并不因她的家境稍为好转而改变，这样，儿媳们颇有些受不了，尤其是夏天的日子又长，她们忍受不了辛劳之后饥饿的折磨，于是，有一天，儿媳们商量，在每天煮饭时，稍微多煮一点，瞒着婆婆和丈夫，悄悄地藏在一只水桶里，并在上面搞好伪装，待到每天晚上洗衣服或纺纱织布时，以做活为掩护，每人偷偷地吃上几口。
这样的日子倒也平静地过了一段时间，但是，一个纯偶然的“事件”被丈夫发现了。
文家养了一只狗，一天，这只狗引来了另一只狗，两只狗在屋内打起架来，“不小心”将藏饭的水桶打翻了，不巧正被从田间归来的大儿子碰上，他颇感到奇怪：“水桶里怎么会有这些饭呢？”在他的再三盘问之下，媳妇们只好如实相告。
体贴妻子的绵芳只好硬着头皮将这事禀告母亲，并请母亲开恩：“现在条件好些了，晚餐的粮食已不成问题，您老看，是不是现在起每天吃三餐呢？这样，吃饱了，也好多干活啊！”
贺老夫人善解人意，她欣然同意，这才改变了已坚持30年的老例规。
就是靠这样的辛勤劳作和节衣缩食，文家日积月累，后来居然购得些田地，并买下了唐家托房屋一栋。贺氏刚嫁到文家时，全家年收谷仅数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发展到20多口人，拥有房屋90多间，田地140亩的大户人家。
贺氏的二儿子文绵黛就是毛泽东的外祖父。贺氏影响了文家几代人，她带领这个大家庭不但创造了一笔在当地颇有名声的家产，而且留给后人一片赞誉。
与勤劳和节俭一样，她的乐善好施同样远近闻名，为乡间所称道。在文氏富起来之后，少不了有些乡邻戚友为生计所迫前来借债，其中有的家道中落，无力偿还，贺老夫人总是予以体谅，把他们请来，茶饭相待，并且当场焚毁借券，永不追还。遇到年荒谷贵，贺氏倡议举家食粥，节省下来的稻米，则送给那些饥肠寸断的穷人，“凡此落落大端，直烈丈夫所为，岂鄙吝一流所可同日语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