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贺氏的孙女，也即毛泽东的母亲以及毛泽东本人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921年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教育全家弟妹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国家，动员他们毁家兴邦，离开韶山前，也把与他家有经济往来的乡亲请来，把自己欠人家的债一一如数奉还，而别人欠他们的债，则宣布一概作废，并要当众把债条烧毁。其中有一个人怀着感激的心情，笑着对他说：“润之先生，感谢你的大恩大德，不要我们还债了。但是，请你用墨笔在借约上圈了再烧，免得我们死后，到阴间还要还给你父亲哩！”毛泽东爽朗地笑道：“银子都不要了，划几个圈还不更易。”随即将几张借约圈了圈然后付之一炬。
清光绪八年七月初六，即公元1882年8月19日，贺老夫人“无病而终”，享寿88岁，儿孙们感念她的功德，请来道士，择吉地，选吉日，不惜山高路远，重金买下风水先生选中的吉地——毛泽东故居东北面不足一公里远的龙眼塘，将贺氏厚葬于此。
四、毛泽东“O岁”时，家庭和社会赐
予他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降生前
夜，祖父和父母都做了一个怪梦查中国——乃至世界的大事年表，在公元1893年这一栏目里，12月26日这天，都毫无例外地留给了毛泽东！他诞生在一个充满忧患和动荡的时代里，而1893年，却是一个在动荡的缝隙中难得的平和之年。
1892年，沙俄出兵帕米尔，清朝又吃败仗，沙俄遂强占了中国新疆2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100个韶山市），朝野震动，国民大哗。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日军攻占旅顺和威海，烧杀无辜，国库已空的清政府又被迫赔偿上亿两白银，人民在离乱和繁重的赋税面前苦苦挣扎着。
而在湘潭，1888年曾发生地震，随之而来的瘟疫又使许多人丧生；1895年，这一带又发生大旱，庄稼无收，到处是逃荒的人群。
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湖南人以参加“湘军”为荣，曾出现的从军狂潮，至1893年始平静下来……1893，难得的1893！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和母亲文氏结婚很早，在生毛泽东之前，先后有两个孩子夭折在襁褓里。怀上毛泽东这年，毛顺生23岁，文氏26岁，按现代优生学的观点，他们均在最佳生育年龄。
文氏初孕的时节，正是春暖花开之日。这年的2月3日（阳历）立春，17日春节，从农历看，春来得特别早，竟在上年的十二月十七就到了。
毛泽东在母腹中经历了四时的更替，到冬至后的第五天才呱呱堕地。据传，文氏在临产前一天的夜里做了这样一个梦：时逢初一的一天，她照例来到了堂屋在摆有酒肴供果的神龛面前，专心致志的将折好的纸钱一张接一张地往火苗里丢。接着点燃一把香后双腿跪地，双手合十，连连叩了3个头，然后起身前往祖神牌位去装香。她抬头一看，猛然见神龛上缠着磨盘般大的花白相间的大蛇，身粗犹如碗口，身长一丈有余。
它正翘首望外，鼓目而视，时而吐吐舌头，时而张口喷气嘶嘶作响……。文氏被梦吓醒，连连推醒了睡在身边的丈夫毛顺生，并将上述梦境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
毛顺生说：“刚才我也正在做梦，梦见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从天上掉下来，落进了我的茶杯里。一下子，我的茶杯就变成了一盏通明透亮的灯，灯光照得大地发亮，映红了天边。”翌日一早，顺生、文氏夫妻双双向父亲毛翼臣述说昨天晚上做梦的情况。毛翼臣听后，竟然也滔滔不绝他讲起了他昨晚的梦况：“我梦见了一个身披金甲长袍的大将军，在我们家的堂屋里来回巡视不止。我上前恭问‘将军大人有何贵干’？将军回答说：‘受天尹之命来此保护你家祖神位的。’”
讲到这里，年逾花甲的毛翼臣乐呵呵地接着说：“孩子，昨晚我们3人做了3个梦。这是三个恶梦，梦是反的，是个好兆头，就是天神保佑你们要生贵子了！”毛顺生边听着，喜形于色地望妻子，文氏面带羞色地含笑着走进了房间。到了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辰时（1893年12月26日），毛顺生在上屋场的横屋里焦急不安地来回走动着。文七妹则在卧室里承受着临产前一阵紧似一阵的剧痛。婴儿顺利降生后，毛氏夫妇对这个白胖胖的男婴自然万分珍爱，生怕再像前两胎那样夭折。应该说，毛泽东良好的体魄，在襁褓时，甚至在母腹中，就有了很好的基础。
第四章父亲：毛氏家族淳朴而精明的传人
一、当兵，这位从未走出过山冲的汉子虽未捞到
什么官职，却长了不少见识
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十五日，是毛翼臣的独生子，毛太华第19代嫡孙。这位对毛泽东的性格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父亲生在东茅塘，长在东茅塘，“圆房”成婚也在东茅塘。仅留下的一张照片上可看出他高大的身材，头上留有一条长长的发辫，面庞略为清瘦，两眼深遂而有神，饱经风霜的面容，显示出他的质朴和精明。
还是在毛顺生10岁那年，父亲就为他从湘乡四都唐家圫娶来了一个比他年长三岁的童养媳——文氏。这大概是他父亲按照”女大三，抱金砖”的习俗惯例而为之吧！
5年后，即1885年正式“圆房成婚”。1887年，毛恩普就把掌管家业的权交给了年仅17岁的儿子毛顺生，就是上屋场那5间半茅房和两块柴山、15亩田的经营管理；祖父、父亲、母亲、妻子连同他自己5口人衣、食、住、行的料理；以及购田买房所欠下的几百两银子的债务。与其说父亲交给他的是掌管家业的“大权”，还不如说交给他的是一副沉重的生活担子。毛顺生就这样挑起了这副担子，在成就家业的道路上逼迫他过早地成熟了。
毛顺生成就家业之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专事农桑”阶段；“弃农从军”阶段和“亦商亦农”阶段。
农桑阶段是始于他接过家长之“印”后到毛泽东出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其间，毛顺生这位年轻的农夫，在闭塞的韶山冲里，其足迹除了岳父家唐家圫再未向外延伸，他起早睡晚地拼命种田、砍柴，每每从田间回来，还要察看一下谷仓上的锁锁得牢不牢；检查一下农具好不好；看看牛栏里的牛肚子吃得滚圆不滚圆；把从外面随手扯回的一把草往猪圈里一丢……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然而，5年过去了，6年过去了，家境却丝毫没有好转，这使毛顺生感到气闷。更有甚者，不顺心的事接连发生——妻子为他连产下两个男婴都在襁褓中夭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对家族思想浓厚的毛顺生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只是到了第三个男婴毛泽东出世时，毛顺生才心中生喜，因为毛家的香火总算有人接了。
就在毛顺生感到郁闷和无望的那些日子里，他苦索着如何改变家境。当时，时有与毛顺生命运相同的同龄人先后投奔曾氏创办的湘军，个人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什么“打长毛”、“剿捻子”，大多是想讨个一官半职的，或能挣点银钱。因为那些平民出身却因入了湘军成为显贵的人对他们是个很大的诱惑。毛顺生耳闻目睹，在想了许多许多之后，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农民毅然外出当兵去了。无疑他当的也是湘军。
对毛顺生当兵的具体时间，安营扎寨驻地，又到过何处何方，部队番号，是否参与战事以及军饱待遇等详细情况，虽然渺无可考，但是根据有关史料可以推断得出如下几点定论：一是当兵是肯定无疑的，其动机完全是为生活所逼，为企望升个官爵或发财而为之，而不是所谓去“报效”祖国，为大清皇帝效力；二是当兵的时间至少在两年以上，而且没能捞到一官半职；三是到过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诸如湘潭、长沙之类的中小城市；四是严格的军营生活使他更为精明强干，变得既不信神，也不信邪。据传，有一次，毛顺生做生意回来。是时，天色朦胧，深山一派宁静，他独自在羊肠小道上走着。陡然间，一头猛虎从草木相间的丛林中窜出，几乎与毛顺生碰了个满怀。此
时此刻，毛顺生并没有受惊害怕之感，心里只是一怔而又很快地平静下来了。没想到受惊的却是那头老虎，它一怔便很快地翻身跃入林中，接着又是几声咆哮，之后就没影了；
现在，已不好考证毛顺生是在哪年哪月退伍的，也不知道退伍的原因和带回多少银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获得了一份特别的报偿——即萌生了商品经济思想。正因为如此，所以毛顺生回家之后，一改过去那种稻谷加稻草“单打一”的经营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手种田，一手经商。摆在毛顺生面前的现实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大量“洋货”的涌进，一方面增加了对原材料、肉食、粮油的需要；
另一方面，迫使家庭手工业破产后的农民出售部分农产品以换取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这就促进了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而这种商品化，首先又表现在“商品粮”的增加上。
于是全国各地形成了多处“粮油贸易中心”，湖南“长沙粮油贸易中心”就是其中的一处，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湘潭也自然成了洋货商品，粮食原料的集散之地，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市场。当时凡是从外国运进来的货物到了广州之后，就要先运到湘潭，再由湘潭运往内陆各地；中国外运出口的丝、茶、粮食等也往往先在湘潭集中装箱之后，再运到广州下水放洋。湘潭和广州之间商务活动十分繁盛，仅陆路肩货的苦力工人就在10万以上。这种商品化之风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悄悄地吹进了这个穷乡僻壤的韶山冲。至毛顺生时代，仅“米店”、“肉食”、“南杂”之类的店铺门面就有10家之多，毛顺生办起的“毛义顺堂”，不过只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家罢了。
二、亦农亦商，精打细算，毛顺生赖此很快发了家
毛顺生经商是从做米生意开始的。刚退伍后的那几年家人五口，有田15亩，年收谷约60担，除了自食35担左右外，尚有20多担结余。这结余部分就是毛顺生经商的原始资本。凡是到过“毛泽东同志故居”参观的人都知道，就在故居后院右前方的一间房子里，陈列着石碓、磨子、推子、风车之类原始古老的稻谷加工工具。“开业”之初的商品大米就是毛顺生及其妻、儿在这里加工而成的，经常在当地零售，从中获利。后来，又从韶山、湘乡买进了一些谷子，请人加工，雇工运往银田、湘潭、长沙等地出售，从中获取剩余价值。毛顺生除做米生意外，还兼做猪生意和牛买卖。
猪生意也是从出卖自己家里喂养的一两头猪入手的。而后由少到多，由自养出售到买进卖出，既买进仔猪，也买进肉猪。肉猪常常送到离韶山30里地的银田寺“长庆和”去出卖。与猪生意不同的是，牛生意是采取“双方自愿，双方有利，风险同担”的办法进行的。就是毛顺生把母牛买回来之后“承包”给他人喂养。养户获牛力、牛粪，主户获牛犊，再出售牛犊或喂养长大后出卖从中获利。如果牛死了，则由两家平均分担其经济损失。
此外，毛顺生还印发了“毛义顺堂”纸票，以促进资金周转的畅通，加强业务关系往来。他先后与关公桥的“长源河”、韶北的“忠义顺堂”、郭家亭的“南杂店”、杨林的“毛重庆”、永义亭的“李福胜”、银田寺的“长庆和”、唐家圫的“吉春堂”、章公桥的“彭厚锡堂”、湘乡的“钱家米店”、湘潭的“裕盛米店”等上10家店铺门面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因而他的生意可谓是做得红红火火，越做越活。
虽忙于经商，但毛顺生并没忽略了农事，而是亦商亦农。关于这段生活情景毛泽东有如下一段回忆：“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帐，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帐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每月十五对雇工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可见，在亦商亦农，事多人少的情况下，毛顺生采取的是自己带头干与妻、儿帮着干，自己家人干与雇请零、长工一起干的办法来处理农、商之间矛盾的，从而事农经商两不误。他这种“以农为本、以农促商、以商带农、克勤克俭”和“亲者严、疏者宽”的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可谓是至深至远。
纵览毛顺生发家和治家的动力和动机，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其一，摆脱穷困，振兴祖业。毛顺生从出生到去世整整50年。乡村山童时的毛顺生我们且不去评说，只说从17岁掌管“家权”以后的毛顺生。他此后的33年三易其职，即农民、士兵和商人。终于告别了穷困，迎来了富裕，即贫农——中农——富农。其间，贫困没有使他气馁，挫折没有使他退缩，而始终信心十足，一干到底，即使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显而易见，这是需要一种精神的，而支撑毛顺生发家、治家的内在驱动力，应该是“毛氏家族”的“家规”、“家法”和封建正统思想。“家规十八条”中明确规定：“士、农、工、商皆属正业。”可见，毛顺生走的条条是正道，干的行行是正业，所以他才始终不渝而为之。
其二，严抠细算，富而不奢。毛顺生的晚年生活是比较富裕的，毛泽东称之为“富农”。其家有田22亩，后来出卖1亩多给谢家屋场，扩建房屋又
占用了几分，实际只有20亩。按每亩收谷4担，每担50公斤计算，年收谷在4000公斤上下。又按照“一身一口七担二斗”的习惯算法，全家5口人，年耗粮在1700多公斤，尚余谷2000多公斤，再加上生意利润，租赁息金等资本，至少在3000元以上。这在当时来说实属一笔可观的资本，在当地是相当富裕了。操劳一生，辛苦一世的毛顺生本可以坐享其成，享受一番了。
但是，他从来不给孩儿分文零花钱，不给鸡鸭蛋，更不给他们肉吃，因为非婚丧喜庆和逢年过节他是很少买肉或者根本不花钱去买肉吃的。毛顺生的支出大致如下：
一是全家5口人的消费开支；
二是支付零工、月工、长工的工资，因为他家除了雇请临时工即季节工、月工之外，还雇请了一个长工，一直雇了好几年；三是偿还债务，包括父亲欠下的和毛顺生早些年借的全部偿还清楚，真可谓“既无老债，又无新帐”；四是购置田产，1904年一次就买下了毛菊生的7亩田。他在田产增加到22亩的时候，他便不再买田了，而只是给他人押佃钱或者租佃钱，从中获取利息；五是支付毛泽东的学钱，这大概就是他唯一的一项“智力投资”；六是房屋的修缮费用；
七是做了一些公益福利事业。从上述诸项开支中可以窥见到毛顺生其人某种意义上的“扩大再生产”和热心于“公益福利事业”的思想。这种思想竟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一个乡村农民身上，实在难能可贵。“
毛泽东同志故居”——韶山冲上屋场的房子就是他修建起来的。这里原是5间半茅屋，“半间”就是指堂屋，是指两家共用，各自半间。原来这是一栋一进两横的“一担挑”的乡村农舍，以堂屋正中为介，东、西两头各有四间房子相对而立，东头房家主人是叫毛正光。1878年毛祖人买的就是毛正光的房子，时为长子毛德臣居住。其间，房子失火被烧一次，在修复过程中，除少部分换成瓦房外，其余茅屋依旧。
毛翼臣及其父亲、母亲居于东茅塘，其母刘氏已于1884年4月病逝。1887年德臣、翼臣兄弟分家时，翼臣分得上屋场。于是年过花甲的毛祖人跟随其次子毛翼臣、孙子毛顺生、孙媳毛文氏一起走出了东茅塘的茅房，又一齐挤进了上屋场的茅房，并且在这里度过了数不尽的凄凉时光。“韶山强人”毛顺生接到手里时，他按照其岳家唐家圫住房的布局格式进行了改造和扩建，又经过几十年的添砖加瓦，在将原来5间半改成瓦房的基础上，又先后建起了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毛泽覃卧室、毛泽民卧室等9间瓦房。于是一栋土木结构、青瓦盖顶的13间半山乡农舍拔地而起，这是毛顺生“成就家业”的重要标志。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毛顺生沿致富的台阶往更高处走时，天灾人祸接踵而至：1916年房子起火，1917年败兵抢劫，1919年妻子病故，1920年，毛顺生刚及半百便过早长眠。更有甚者，1929年国民党反动派“没收”其房，家具、农具、遭到严重破坏，房约地契抢劫一空……这幢经风沐雨的普通农舍，既是旧中国一户平常农家惨淡经营的见证，又是田园生活的缩影。许多年后，曾经有人问及毛泽东：“主席！您家的房子要不要另外起过？至少也要修缮一下吧？”毛主席带着浓厚的乡音严肃而又亲切地说：“不要起了！给我建房子做什么？给我起房子，还不如起个招待所好！上屋场我家的房子也不要修了，给人家去住，不要搞坏就行了，韶山人多田少嘛。”
三、既热心于公益事业，又吝啬而不轻易施舍，
毛顺生身上体现了中国农民看似相悖的两个方面
毛顺生致力于公益事业，仅据文记载就有两个方面，一是参与“修谱”，二是捐资修桥。上文讲过，引人关注的《韶山毛氏族谱》创撰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次年成谱，称为一修族谱，亦称“老谱”，老谱已在韶山失传。以后经过了1881年的“二修”，1911年的“三修”和1941年的“四修”。显然，毛顺生参加的是第三次修谱。因为，“一修”他还未降生，“二修”年仅10岁，“四修”已去世21年了。
据文记载，毛顺生是三修族谱的“修谱司事”成员之一，主管房修项目，名排第三。他不仅直接参加修族谱司事工作，而且捐谷立会：“自乾隆年倡捐八十祭会，把期清明；逮同治倡捐通族祭会，祀期小阳之朔，乃始议齐族目规矩，森然创置，祀产恢宏，我等因春冬两祭之外，又倡立秋祭会，族众翁然同心，每名捐谷四斗正，合计八十二名。
捐名立后：震房竹溪支简臣、少齐、元芳、禒庭兄弟、顺生……宣统三年辛亥冬月刊。”（见三修族谱卷六）如果说，捐修族谱之类的事是毛家族内的公益事业，作为毛氏家族的成员毛顺生、身体力行，尽职尽责是在理之中的话，那么，“修河治水，架桥铺路”之类的社会公益事业，足以说明毛顺生对公益事业之热心。毛泽东故居前面有一条自西向东缓缓而流的小溪，那便是现在的韶河。就在韶河的那边有座长满青松占木的小山包，因为它是巍巍韶峰的落脉之地，故名“韶山嘴”。
“韶山嘴”，与上屋场隔河相望，以桥相连，那座古老的“韶麓桥”便是毛顺生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佐证。“韶麓桥”建于1919年的上半年，立有石碑。时过70余年，如今这块石碑仍然完好无损地嵌在石桥之北端的韶山咀上，碑文清晰可认，碑文如下：
韶麓桥碑韶山之麓一张桥，众志经营阔又高。磊石成梁关口固，明堂聚气物华饶。高车驷马行多便，题柱吟诗兴倍高。地境阴阳资保障，同登彼岸乐逍遥。
修人题毛敦本堂拾陆圆毛成拯四圆洋银毛八十会拾陆毛堂阁陆周祖胜公捌圆毛银国拾毛务本堂捐洋银拾叁圆毛顺生捐洋银四毛介溪公
拾张煦清
毛襄卿公洋银拾毛金各一圆圆毛玉毛震中元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