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初步查证，原诗为日人西乡隆盛所作。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活动家。青年时代砺志好学，习文练武，具有远大抱负。明治维新时期主张改革，是尊王倒幕派的主要代表者。他写的这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我国一些改良派活动家鼓吹学习日本，变法维新，派出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后创办刊物，兴办学堂，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及其代表人物，大力宣扬改良主义的潮流而传入中国的。
赠父诗虽然属于改写，但也充分表达了毛泽东砺志好学，胸怀救国救民伟大抱负的坚强精神。这在当时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作为一个刚刚跨入青年时期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1910年，一个田野飘香的秋日，毛泽东挑着行李和书籍，依依惜别了养育他的生身父母，还有造就了他并开始背叛它的毛氏家族，去50里以外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此时此刻，16岁的毛泽东不知是否想到，五百年前的始祖毛太华“投锄从戎”时的情景？
第七章挥手自兹去，乡关总是情
一、由湘乡至长沙，虽考进省立师范，却难以安分，为母病国忧而南北
奔波
若将毛泽东的83年作一个分期，1910年之前，是他的人生第一个重要时期，即“超早期”。
在他的超早期中，毛泽东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家庭，他的家族和他的家乡——虽然这种了解还多半属直观的，但这已为他以后全面了解社会进而改造社会奠定了基础。
1910年秋，毛泽东出了乡关。耐人寻味的是，他的行进路线与他祖宗来到韶山冲的路线正相吻合，只是方向相反。
数百年来，毛氏家族走出乡关的不在少数，或经商，或谋生，或求学，或从军。经商谋生者，如迁长沙的毛瑞子孙，求学者如毛福生、毛麓钟。最为显赫者，当推清咸丰、同治年间，数十名投入湘军的毛氏族人——他们血战疆场，许多人死后尸骨无收，但也有少数几位做了大官，如花翎提督毛正明、毛有庆等。但是，这些效命沙场的人，却成了历史的悲剧人物，他们除为捍卫边陲出过力外，更重要的是随了曾国藩、左宗棠剿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历史注定了毛泽东之出乡关，其意义深远、广泛得多，使同姓氏内任何一个人（如毛亨、毛苌、毛遂、毛贵、毛奇龄等）都黯然失色。
湘乡城，是一座历史颇为悠久的古城。城郊牛形山，即毛泽东四世祖母的葬地，发掘过一片规模十分庞大的战国古墓群，从东北至西南绵延十余公里，计五千多座……西汉时，长沙王王子刘昌亲任湘乡侯，三国时出了个蜀参军蒋琬……至近代人文更盛。
城内外，云门寺、褚公祠、东山书院……古迹甚多。这是一个文化氛围极浓郁的地方，古典文学、书法艺术有极深厚的传统。以东山书院为例，它在东台山下，涟水河畔，为一片田园环绕。远远看去，古趣盎然；入内，只见马头墙，琉璃碧瓦，令人赏心悦目，还有护城河围绕；过河，为一麻石小桥，桥形曲折，石径通往书院正门，可见书院主体屋脊竖以宝瓶，正面墙绘二狮、二鹿，喻阳刚与阴柔，院门竖石鼓，鼓面奔鹿呼之欲出。
这一座始建于光绪十八年，即毛泽东出生前一年的书院，迎接了中国在本世纪一位最伟大的人物。而对于毛泽东，东山书院成了他出乡关之后的第一站。
1911年4月，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带头剪掉了“受之父母”的、又是属于满清统治标志的长辫子，这比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早了六个月，由这件事，我们便能看出，从封闭落后的韶山冲，到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长沙城，环境的变更，使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实质性的转折。当然，这种转折在韶山冲，因为进步书刊的启发，因为李漱清先生的引导，更因为毛泽东对清庭统治下最低层民众疾苦的认识，而早就奠定了基础；性格上、个人品质上也为此作了充分准备。
反过来，若是毛泽东在入长沙以前，没有性格与思想的一系列准备，他绝不可能如此大胆，如此迅捷地、毫不犹豫地带头剪辫子。
因此，毛泽东的这种果敢行为，并不是出自模仿，而是一种自觉的叛逆表示。
10月，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参加了湖南的革命军：新军，编入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此时的政治倾向已相当明显。
对于毛氏家族来说，由清咸丰、同治年间毛有庆、毛正明这一批人加入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回、捻起义，维护“大清”天下，到毛顺生当兵无所作为，而至毛泽东随同新军参加辛亥革命，造清廷的反，这过程本身便是一个大飞跃。
此时的毛泽东，还不到十七岁，羽翼未丰，参加新军他实际上只是做了中国封建帝制解体的见证人。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如果没有马上取得成功，指形式上的成功，革命还要持续更长一段时期，则毛泽东亦将在军中呆下去，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也许就要重写。但事实上，小溥仪才当了两、三年皇帝，就被蒋翊武的炮弹震下了宝座——毛泽东便退出新军，因为比他还小十多岁的宣统帝，已不须他再去费什么力气。
毛泽东决定继续求学。然而，大动荡的时局使毛泽东一时有些茫然。他一连报考了几所学校——1912年春，他做了他一生中大约是唯一一件最合父亲心意的事：他报考了商业学校和高级商校。父亲接到这信时高兴万分：儿子终于决定将要做“大商人”了。
如果毛泽东真的进了商校，对于一心只想以经商发家的父亲，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支持！父子前嫌便会一笔勾销，上屋场也许朝着繁荣的路上迅跑，毛顺生在儿子从商业学校毕业后，也能一享清福而延年益寿。
为什么毛泽东忽而改变了一向对于“做生意”的厌恶感，而想当“商业专家”呢？那当然绝不是因为他屈服父亲的压力（他的写信，也确有讨父亲喜欢的意味），这首先反映了18岁的毛泽东，思想还远未成熟，他还未确立将从事何种职业，他身上只是有较为明确的求知欲与爱国心，却尚不知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再有，毛泽东萌发“学商”的念头，也是受了当时形势影响——革命“成功”了，大家都在谈实业救国，学校五花八门，多与实业有关——他除报了商校外，还报考了警察学校、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校……
话说回来，毛泽东如果真进了商业学校，也不会成为父亲所期望的那种只为家庭的自私商人。
父亲的兴奋仅持续一个月——毛泽东终于不愿与“赵公元帅”多打交道，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他仍然迷恋那种全面的、正宗的教育形式。
这对父亲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打击——毛泽东像一只风筝，飞上高空，父亲手中的拉线断了，再也管他不着，他变成了一只任意飞翔的雄鹰。
不到半年，毛泽东干脆什么学校也不进了，寄居在湘乡会馆，在湖南图书馆自学：这典型地表现了毛泽东独立不羁、蔑视程式化教学的性格——因为他觉得学校成了他高效率摄取知识的障碍，至少在当时他认为必须过一段自学生涯。
父亲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停止对儿子的资助。父子之间，相距百里之遥，冲突却仍在继续，乃至激化。儿子没有屈服，硬是撑持了半年。1913年春，他停止自学，进了不收学费，伙食费也很低廉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后与一师合并），至此，毛泽东在经济上也摆脱了父亲的牵制，而成了一个完全的自由人。1913～1914年间，毛泽东是否回过故乡，目前尚无资料可证，可以肯定的是，这期间，父子两不管，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父子之间更加疏远了。但母亲，却永远牵挂着毛泽东的心。1915年6月25日，毛
泽东写给同学湘生的信中说：
……前友人招往浏阳，继吾不欲往，寓省城又无钱，故止有回家一法。从这几句话看来，父亲的经济制裁倒是起了作用——虽然师范学校平时不要学费，但亦断不会向学生提供休假费，所以毛泽东只得回韶山冲去，尽管回去后，又要见父亲的冷眼。这次回家，实际上在8月15日（阴历七月初五）。到了1916年，毛泽东便由不想回家，而到梦魂牵系了，因为母亲已开始生病。文氏因长期忧郁和劳累，加上韶山冲的封闭和营养之不足，这位孕育了伟大人物的母亲，得了当时难治的两种病：喉炎，淋巴腺炎（蛾喉和瘰痢病）。这在韶山冲恶劣的医疗条件下，使毛母渡过了一段极痛苦的晚年，并终至于夺去了这位最普通又最伟大的母亲的生命。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对萧子升说：
话别之后，滞于雨，不得归；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重以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此时的毛泽东，完全沉入了对病母的深深忧思之中。而这种忧恩，又与周围凄迷的环境、纷乱的时势交互融汇。这种情绪逼使他“明日开弄，决行返舍”。他于当月的25日动身返回韶山。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主人与予有故，颇安适焉。四肢之怨虽深，而灵台之乐殊甚。洗尘振衣，捉管为书，回想昨宵今早，情景宛在，感念奚如！中途寡所见闻，然略可得而述。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招摇道涂，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衡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证以校内所见，信乎两粤赌风之重也。七里铺、姜车一带，有所谓护国军二股：
一苏鸣鹄所部，约千二百人；一赵某所部，数略同。……①比较这两份信的内容，我们能够知道，毛泽东在1916年前后，便已逐渐将家愁国恨结合在一起了。第一封信，因为尚在省城，因“滞于雨，不得归”，加上军阀混战，更不敢冒险回韶山，而“病母在庐，倚望为劳”，使他陷入浓浓的伤感之中，只得独自一人，孤寂地住在学校里。老天终于开了脸时，他便即刻动身，于27日上午到达韶山冲。母亲蹒跚着出来迎接儿子。
父亲、母亲都仔细打量着这位22岁的长子——他同一年前一样，穿着长衫，留着平头，他的脸部显得更加饱满，他的外形已显出了最初的伟岸挺拔。父子目光对视，似乎依然有些互不相让，但父亲已明显地增加了慈祥，儿子也渐学会了理解与宽容，——父子之间的“对峙”在毛顺生的晚年已经淡化。毛泽东在家过了一个暑假，亲人团聚，和和乐乐，7月12日，毛泽东动身返校。到了1917年，毛泽东的行动证明他的志向已经相当明
确：当一名社会活动家。他各方面的素质也已日渐成熟，他已开始稳健地向前迈进，他的母校第一师范当时评价他：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敦品）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自治）长于国文词章（文学）长于演讲，论辨应对（言语）应变有方，办事精细（才见）；冒险进取，警备非常（胆识）。他在400余人的人物竞选中，以得票最多，荣获头名，正如10多年前在南岸获得一个“省先生”称号一样，德意志建国时期一名智勇双全的名将“毛奇”被冠到他头上。然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却陷于两难之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逼使他决心致力于改造中国社会的繁务之中，但他的父母还在，他作为长子，却远游长沙，不能侍候左右，每年纵有寒暑假期，也是来去匆匆，近年来，母亲又身
患重病，……
虽然有父亲在家撑持，虽然大弟弟泽民已21岁，小弟弟泽覃有13岁，可以作父亲的帮手了，毛泽东因此尚可安心，但母病加重时，他便再也安不下心了。
6、7月间，毛泽东又回到韶山，但只住10来天，便赶回长沙，因为他己与萧子升约定暑期徒步漫游湖南。
1918年，母病恶化、其时，母亲已被她的两位兄长文玉瑞、文玉钦接回娘家。毛泽东于该年7、8月回韶山探母，但他的事业又使他不得不舍下已51岁的母亲，于8月中旬回省城，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北上，准备赴法勤工俭学，8月19日，他到了北京，次年春天又急急返湘。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匆匆离京，14日到上海，送走第一、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后，4月6日回到长沙，大弟泽民已按所嘱，扶病母在长沙就医，他急赶到医院。
在毛泽东与母亲相聚的最后一段珍贵时间，他和弟弟搀扶着母亲到照相馆，留下了他们一生中最后，也是唯一的一张合影。
从照片上看，毛母文氏脸部已明显可见病痛的阴影，这种阴影却丝毫掩盖不了老人家佛一样的雍容，她的双眼，是那么纯洁无暇，她把她的爱无私地献给了她的丈夫和孩子、乃至乡邻。
然而，照片的背景是黯淡的，天国已向她召唤了。
文氏在长沙疗养期间，亲睹了由大儿子毛泽东等人组织的湖南新文化运动①，这是老人家一生中见过的唯一一次大世面。
辛亥革命从形式上摧毁了中国的封建帝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从文化的深层对封建制度来了一次大扫荡，马列主义也因此传入中国，中国历史以及毛泽东个人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还未来得及引进西方最先进的医术，毛母文氏，与那个时代大多数患病的中国人一样，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医治。
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由北京开始，引发至全国各大、中城市。长沙，以毛泽东等为首的大批爱国青年向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文化发起了凌厉的攻势。毛泽东十年前在他的故乡即已开始了这种攻势，但那时他仅仅是凭一种本能，单
枪匹马，在私塾里，在毛氏宗祠，在父亲和族长面前，作最初的尝试。现在，他以故乡的经历为基础，以他少年即有的锐气，以新增的一种稳健，冲锋在前——毛泽东在韶山曾经努力反抗而只获得他个人成功的东西，比如婚姻制度上的父母包办，教育上的死记硬背，文法上的不打标点，文体上的文言文……都将为新文化运动的滔滔浪潮所淹没。
1920年前后，是毛泽东事业的重要开端，对于他的家庭，却是最不幸的阶段。母亲于1919年10月5日溘然长逝，丧礼按韶山风俗进行了，父亲以及其他乡邻，都未曾想到文氏50刚过就别离了人世，以至于不曾预先择好葬地，但风水观念又使得他们不愿草率将这位慈祥的老人下葬，于是，灵柩停在了上屋场东侧晒谷坪上，由泽民守灵。
毛泽东回到了长沙。悲哀转化成动力，母亲那纯真、博爱的胸怀，促使他为了真理，更加努力地去奋战。
这一时期，他的主要和直接的对手是军阀张敬尧。
1918年，直皖联军与湘桂联军混战，南败北胜，皖系军阀张敬尧于该年
3月入湘任都督，张氏入主湖南后，作恶多端，“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这是人民的呼声。湖南民众掀起了驱张运动，毛泽东走在运动的最前列。这场运动从1919年8月《湘江评论》和学联被封后开始，到12月初进入高潮。毛泽东奔了母丧，丧期未满，即带孝北上，于12月上旬率驱张代表团，18日到达北京，其声势之浩大，震荡了北京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