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湖南发生特大水灾，成千上万的饥民涌入长沙，而那些豪绅地主、投机商人和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到1910年4月间，由原来的每升米26文钱涨到76文。长沙南门口有个卖水为生的工人黄贵荪，好不容易攒了76文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下锅，等她到达米店时又涨到每升米80文，她只得回去借了几文钱凑齐再去买米，店主却因她钱中杂有几文不通用的钱币，拒不卖米，傍晚，她又向邻居借换了几文通用钱币，再去米店时，米价又涨了，这个妇女买不到米，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绝望中便含愤跳进了湘江。黄贵荪闻讯后，悲愤已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拉着几个快要饿死的孩子，一齐投江自尽。
此事发生后，饥民们派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平价粜米，施行赈济，却遭到了横蛮镇压，饥民们忍无可忍，一举焚烧了官府衙门，可最终暴动者的头颅被清政府挂到了旗杆上悬着“示众”。
其时，毛泽东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他从长沙逃出过境韶山的难民中，得知长沙饥民暴动和惨遭屠杀的消息后，心里非常激愤，和同学们讨论了许多天，他总觉得造反的人也像自己的邻里乡亲一样，为他们受到残酷镇压而愤愤不平。后来他回忆说，这件事，“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事情，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①
韶山的生活是封闭而压抑的，而正是这封闭而压抑的生活，也使毛泽东那躁动不安的心神和无畏而倔强的性格被磨砺得更加成熟。
长沙的饥民暴动虽被镇压，但暴动的余波仍在冲击湖南各地。长沙暴动后的端午节，韶山也出现了“吃大户”的风潮，随后又“闹了祠堂”。
那是在端午节前后，韶山冲的米价突然飞涨起来，稍后，那些米商和财东大户，全都把谷米囤起来，不卖了。因为闹了抢米风潮和饥民暴动之后，湘潭和长沙的米价涨得更高了，他们把谷米送到银田寺下河，装上木船顺流运到湘潭和长沙去，可以多赚一倍的钱。这样一来，最难熬的是贫苦农民，要是往年，他们还可先借点钱来熬粥度饥，眼下，只好靠着野菜掺和米糠过日子，有些人家连米糠也没有，只得卖儿卖女，逃荒讨米。正如那首韶山民谣所写：“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正是这个时候，韶山冲的毛氏祠堂里，还锁着100多担积谷。按祠堂的规矩，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平祟救济乡亲们的，可是，族长毛鸿宾却想把这批谷子运到银田寺下河，这样可多赚下一百多银花边，自己装腰包。
这件事，被扛着犁耙下地路过祠堂的毛家穷人毛承文知道了，他当即冲进祠堂，质问毛鸿宾，并要求立即开仓平祟。毛承文平时就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农民，远近的乡亲都知道他敢在地主、族长面前“冲杠子”。前不久，他曾带领没有饭吃的贫苦农民成群结队涌到地主、富户家和族长家里“吃排饭”，吃了这家吃那家。毛承文还怀疑毛鸿宾在主修族谱和祠堂时贪污了公款，要求清算帐目。毛鸿宾早就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只是尚未找到整他的机会而不予理睬。而这次见毛承文竟然冲击祠堂，责骂族长，是一个惩治的好借口，就喝令亲信打手，把毛承文五花大绑，还要打开祠堂大门，召集全族老少，准备以破坏族规的罪名严惩毛承文。
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的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便和同学们一起赶到祠堂，祠堂的中下厅里已经挤满了百多号看热闹的人，族长的两边站着他的三班六房，气势汹汹。人们在喊喊喳喳地议论着。
一会儿，坐在上厅太师椅上的毛鸿宾站起身来，拍了一下惊堂木，拉长着声音说：“大家听着喽！本族刁民毛承文，煽众闹事，诽谤殴打本族长……”
被押在一旁的毛承文听族长这么一说，愤怒道：“放屁！你……”未等毛承文把话说完，两个汉子急忙上前掩住毛承文的嘴，塞进一块粗布头。
族长身旁一个年高体弱的长老也站起身来，清清嗓子，大声道：“古人说：‘万恶淫为首，万善孝为先！’我们毛家向来讲究忠孝节义，这个毛承文，至今还咒骂族长，无法无天，依我看，是应予以严惩，以正族规！”
这时候，人群里已鸦雀无声，毛鸿宾见长者的话已凑效，得意地捋着下巴上那撮小胡子，跟着高喊：“大家听着，毛承文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罪大恶极哩！按族里的老规矩，重打50大板！来人呀，给我打！”
“慢着，不能打人！”一个响亮而略带童稚的声音从人群中发出，人们循声望去，原来是毛顺生的大少爷毛泽东，有人惊异，有人在嘀咕：“好大胆。”毛泽东顺势挤出人群，走到族长面前。“你，你要做什么？”族长面对早已以闹学堂而“闻名”的毛泽东，绷着脸说。
“承文哥在理，打不得！”“打不得？他诽谤、殴打本族之长，犯上作乱………“承文哥在祠堂外，你族长在祠堂里，他平白无故，怎么会诽谤你、殴打你呢？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原因对大家讲清楚？要打，也要讲清楚再打！”“你爹都没来做声，你少管闲事。”族长仰着头，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这时，人群开始沸腾起来，有人在附和，要族长把事情讲清楚再打人。
毛泽东环视喧闹的人群，走到台前说：“我是伢子，大道理不懂，但我晓得，一只手遮不住天，千人抬不动个‘理’字，就是犯了朝廷的王法，也要问问犯人的口供哩。”几句话，人群静了下来，有的在点头。
毛泽东继续讲：“族长应该让承文哥讲话，把人家捆起来，为什么还要封人家的嘴巴子呀？大家讲一讲，这难道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吗？”台下有人喊：“冒得这样的的规矩，要让人家说话！”“让毛承文讲话！”一个汉子把毛承文口里的布扯出来。人们这才从他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走到乡亲们面前，大义凛然地说：“我族‘家规’里有这么一条：公项银谷，其出入每年凭众清算，注载公簿，以示清洁，如有肆意侵噬，除追还赔偿外，立行斥革论罚！现在的事实，大家又都清楚了，身为一族之长，全不把乡亲们的死活放在心上，一心想赚昧心钱，主修祠堂和族谱，连个帐本也不敢见人，这些，不是明明违反了族规吗？予以严惩的难道不应该是他族长大人吗？……”
族长见势不妙，大喊：“造反了！造反了！”又冲到毛泽东面前，咬牙切齿地说：“石三伢子，你有本事，你等着瞧！”说完拂袖而去。
于是，在几个长辈的主持下，当即开仓平粜。
不久，毛鸿宾的族长交椅坐不下了，他成了韶山毛氏家族下台时最不光彩的一位族长。闹祠堂这天，毛顺生因在外地做生意而没在场，他回来后，被毛鸿宾告了一状，一听说这件事，他不由得火气直往上蹿，匆匆赶到东茅塘，怒气冲冲地拉着毛泽东就走，说：“石三，你小时候闹学堂，如今你闹祠堂，再过几年，说不定还会闹公堂呢！这书你不能再读下去了！”就这样，毛泽东无可奈何告别了最后一位塾师，跟着父亲回到家里。
十一、毛泽东最后一次违背了去米行当学徒的父命，留下一首《赠父诗》
挑着担子毅然走出乡关
从长沙饥民暴动，到韶山冲出现的风波，一桩桩，一件件都振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使他产生了阶级对立的模糊意识，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并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他们的自发性斗争。通过无数事实的教育，他越来越觉得农民受苦最深，非把农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不可。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对农民的阶级感情，正是推动他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促使他最终彻底反叛旧的封建土地制。
儿子大闹祠堂，对于一向遵奉族纪族规族长的毛顺生来说，无疑是不能容忍的，使他感到颇失面子，因此，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要花点钱“打点打点”，去给毛鸿宾赔礼道歉。毛顺生对儿子的前途颇为担忧，再这样读书读下去，往后不知道还要闹出什么大乱子，他决定把毛泽东再送到与他有商务往来的湘潭“裕盛米行”去当学徒。这样的安排，首先，儿子不会再在韶山冲里给他闯祸；其次，去湘潭当学徒，会有老板管着；再者，学会了做生意的真本领，将来可帮自己开辅创业。
到城市去，对于一个长在小山沟且未出过远门的少年来说，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姑且不说那发家致富的本领，仅就那十里长街，繁华的水陆码头，几层楼高的洋船就足以对山村少年充满着诱惑，毛泽东早就听人说起，湘潭是一个很繁华的水陆码头，他也知道，湘江是一条很美的河，前不久，他跟毛麓钟先生读唐诗宋词，其中有不少赞美湘江的诗句，如“欸乃一声山水绿”，还有“为谁流下潇湘去”等等。但是已经十六岁的毛泽东所考虑的已经远不止这些了，虽说那天父亲告诉他这件事时，他未置可否，但过后一深思，从父亲身上，他太了解那些生意人了，穷苦人拿了几个血汗钱，到米店来买三五几升米，老板还要短斤少两，大斗收进，小斗量出，有时还要发水掺沙，每当灾年欠收，置人们死活而不顾，把谷米外运赚大钱，也不愿平祟赈济穷苦人。这种昧良心的本事，作为从小受母亲慈善心肠影响的毛泽东，理所当然不愿去学。因此，毛泽东又一次也是在韶山冲最后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决定不去米店当学徒，要继续读书。
促成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的重要因素还在于，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少年毛泽东经历了一个劳动——读书——再读书的过程，通过劳动的实践和接触劳动群众，使他的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为穷苦群众受压迫、受剥削抱不平的思想感情愈来愈强烈。通过读书，特别是读了当时带有浓厚忧患意识和爱国色彩的书，又受到巨大的教益和启迪，开始了由同情劳苦群众的朴素感情向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大闹祠堂，再次违背父命，正是这种思想和觉悟升华的表露。
这个时期，给毛泽东的思想带来巨大影响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东茅塘私塾的毛麓钟先生，其二，住在韶山冲下端李家屋场的“过激派”教师李漱清，其三，唐家圫正在外求学的表兄弟们。
唐家圫的七舅和八舅，是半耕半读的人，毛泽东从小寄居在外婆家里的那段日子，即在舅舅那里受到了最初的传统文化熏陶。在湘乡教小学的表哥文运昌和在长沙教书的姨表兄王季范，他们都是回来度暑假的，带回了外面风云变幻的时代气息，带回很多毛泽东最爱读的时论和新书。正是这些书，毛泽东读了又读，使他认识到了外面风起云涌的世界，认识到韶山冲原来是
多么渺小。
到了1910年夏，毛泽东的足迹虽然还没有越出韶山冲，但他的思想却已飞驰得很远，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开始思考起韶山冲之外的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
毛泽东早就养成了晚上挑灯夜读的习惯，不论是三九寒冬，还是盛夏酷暑，他都坚持不懈。他从唐家圫的表兄那里借来的两本新书，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这就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两本书，大大开拓了毛泽东的视野。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似亦存乎人而已矣。”
冯桂芬还通过中西对比分析，勇敢地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改革宗旨。他的思想上承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开明思想家的余绪，下开七、八十年代早期改良主义的先河。到20世纪，这些主张
虽然已大大落后于时代，但处在穷乡僻壤的毛泽东，当他读到这本书时，仍然感到很有启发。中国何以不如“小夷”的问题，以及“虽蛮貊，吾师之”的宗旨，对他来说，都是很新鲜的。
当时，毛泽东最喜欢读的还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是个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过从属关系。他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前后花费了30年的心血，于1893年，也就是毛泽东诞生的那一年出版的这本《盛世危言》，郑观应议论时务得失，提出改良方案，基本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前早期改良派思想的概貌。其《自序》写道：
“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郑观应把开议院、保商务、重技艺、兴学校作为“富强”之本，较之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了发展，同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船坚炮利”也有所区别。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更注意讲求“西法”，积极主张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盛世危言》所宣扬的改良主张，经过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的自立军运动，已宣告“此路不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在当时已成为时代的思想主流。但是，对于地处闭塞山冲的毛泽东来说，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他还觉得新鲜；特别是郑观应“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对他很有启发。他意识到中国决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但如何变法，的确是一个需要仔细思索的问题。这些宣扬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书籍，大大启发了毛泽东的思想，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对他的反叛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当他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爪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其影响更巨大更深刻。20余年后，他曾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
‘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时候，“维新派”人物李漱清在外地求学从教，后于1909年回到韶山，他是一个思想开明，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回到故乡后，他反对神佛，积极主张废除庙宇，改办学校，破除迷信，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以振兴中华。这些维新主张自然遭到当地豪绅们的激烈反对，污蔑他是“过激派”，但是毛泽东却非常佩服他的学识，赞成他的主张，并拜他为师，经常去找他谈心、借书，求学问教。
在那里，毛泽东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国家都处在大变化之中，自己不能恪守在韶山冲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更不能味着良心去做投机商人，他要抓紧学习新知识，准备投身到伟大的变革之中去。他心中产生了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我要继续上学！”这个愿望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心思，那段时间里，他几乎都在焦虑、烦闷之中。
恰在这时，表兄文运昌来到韶山冲上屋场，他理解毛泽
东的志趣，告诉表弟，湘乡县城那边有一所中西合壁式的学堂——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开设的课程很丰富、很新颖，中西文化，无奇不有，老师中还有留过洋的，去那里可以学到许多新鲜知识，这些新鲜知识不同于私塾里的经书，今后会大大地用得上的。
文运昌的一番话，在少年毛泽东心中，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这位大他10岁的表兄在那所学校读过书，而且学识非同一般。文运昌向毛泽东具体介绍了学校所教课目，并鼓动他去该校报考读书。
文运昌的一席话，坚定了毛泽东投奔新学的决心。但是，要征得固执的父亲同意，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此时此刻，毛泽东外出求学的决心，已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之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能使父亲就范的计策。
原定毛泽东去湘潭学徒的日子临近了，母亲的心里乱糟糟的。儿子头次出门，做娘的就心慌。夜里，她把儿子的换洗衣服从箱子里、柜子里翻出来，一件件地打点着。毛泽东悄悄地走到母亲身边，轻声地说：“妈，我宁愿做一世的作田人，也不去学那坑人的米店生意。湘潭我不去了！”母亲慈祥的脸上挂满了忧郁的神情，她从这几天儿子那闷闷不乐的神色，已猜出了七八分缘由。她感到很为难，说：“石三，你晓得你爹的脾气，他定了的事，那是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的，不去怕不行哩！”毛泽东坚定地说：“要去就到湘乡去，到东山学堂去！”
这可是一个难题，母亲感到很耽心，送儿子到湘潭当学徒，这是丈夫打的如意算盘，现在已废了科举，又不能读书做官了。况且去读书，首先得交一大笔学费和伙食费，当家的怎么会答应呢？转念一想，儿子长大了，他自有他的主张，也不好强求，他的脾气同他爹一样，拿定了的事，不是能够轻易改变的。想到这里，母亲忧郁地叹道：“唉，要你爹答应你去湘乡读书，只怕做不到。父子又要顶撞起来，我这个做娘的里外难当啊！”
“妈，你莫叹气。”毛择东胸有成竹地说：“俗话说得好：‘娘亲舅大’，‘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把舅舅和老师都请来帮我说话，爹不会不同意的。您就准备一桌酒食吧！”母子俩相视会心地笑了。过了两天，太阳当顶的时候，毛顺生和二儿子毛泽民从土地冲稻田里耕地收工回来，只见家里已来了不少客人，当中有唐家托的两位舅子文正兴和文正莹，两个外侄文运昌和王季范，还有两位稀客，一个是东茅塘私塾里的老师毛麓钟，一个是李家屋场的新派读书人李漱清，另外还有堂叔毛钟楚。毛顺生心想，一不
是过年，二不是过节，来客莫不是欢送儿子到湘潭去学生意吧？客人既然来了，就当然热情接待。然而，毛顺生绝对没想到，儿子请来这么多的客人，原来是存心与他作对，当说客的来人众口一词，都说润之聪明过人，勤奋好学，又有“四书”、“五经”的功底，若是进了洋学堂，开拓开拓视野，日后定会大有出息。
尽管毛顺生生性执拗，但这次寡不敌众，经过客人们酒筵上的一番番劝说，他终于不得不作出让步，改变初衷。众人的开导，使他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便当众答应了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小读书。
至此，毛泽东完成了对小家庭束缚的最终解脱，争得了自己自由意志的发展。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友人的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帐簿里，表明他与父亲给他安排的那种经商赚钱的重利盘剥道路的最终决裂。诗写道：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顺生发现了这首诗，他惊讶不已，并将此事告诉了文家。这样，毛泽东改写的赠父诗得以留传。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外祖家在上交革命文物时，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拿出一本秘密珍藏的毛泽东读过的书，书里夹着一张纸包着的毛泽东与亲人们的合影，纸上留着毛泽东的手迹，正是这首诗。
这一原作诗篇，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只是为了适合自己的情况，稍加改动，将原诗的“男儿”改成“孩儿”，“学不成名死不还”的“死”字改为“誓”字，其他未作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