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当他朝神龛上的“司命府君”灌了三杯香茗，见没反应时，毛泽东
便在信仰上走向了母亲的反面
凡是到“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参观的人，无不在毛泽东父母卧室那张母亲遗像前驻足感慨：“毛泽东简直太像他母亲了。”从五官乃至到神态，都能感觉到母子之间遗传基因的造化。非但如此，毛泽东受其母亲的影响，对其母亲的爱戴，也是众所周知。然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加深，少年毛泽东在许多方面都背离了母亲，与她所信奉的、她的意愿越来越远。
上文提过，当年文七妹嫁到韶山冲毛家时，还是一个13岁的孩子，与唐家圫和和睦睦、热热闹闹的大家庭相反，韶山冲是闭塞而寂寞，平时难得热闹，况且毛家加上文七妹，也就四五口人，日子实在寂寞难奈。这里的一切与娘家真是天壤之别，于是文七妹时常回娘家小住，往往要住到丈夫来接。然而，老母贺氏谆谆告诫女儿：这都是天王菩萨和生辰八字注定的，有的人八字好，就享一辈子福，有的人八字不好，就受一辈子苦，人一辈子，事事都有菩萨管着。
面对上屋场的现实，在娘家的劝诫和影响下，再加上多寺的韶山香火甚浓，文七妹终于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佛教宣扬人生充满痛苦，只有信仰佛祖，视世界万物和自我为“空”，才是解除痛苦的“法门”。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因果报应、克己忍让和轮回之说最易接受，并深信不疑。因此，文七妹对于枯躁寂寞的新生活，对于夫权至上的丈夫，对于她所不喜欢的眼前的一切，都能淡然处之，对于她来说，只有一件雷打不动的事，那就是信神拜佛。她确信只有神佛才能保佑全家平安，才能使自己来世幸福。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其故居堂屋的神龛前，对身旁的随行人员说：这就是我和母亲每月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这是事实，当年的神龛上，供奉着观音菩萨、天地君亲师、司命府君、列祖列宗等牌位，母子曾在此焚香、化钱、磕头敬祭天地、祖宗，总是依时按节，从未间断。
在母亲的熏陶下，毛泽东自懂事起也迷信神佛，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就如同人们每天要吃饭睡觉一样，必不可少。因此，他对父亲不信神佛感到很不可思议，以至很反感。他9岁时曾和母亲一起，跟父亲认真讨论过该不该信佛的问题，并力劝父亲信佛，但没有效果，这使他很失望。后来有一次，父亲行走在山路中，劈面碰到一只老虎，他正不知所措，老虎却掉头走了。他以为这是冥冥中有神保佑，这才对神佛态度有所转变。
在毛泽东15岁时，母亲生病他却没去请乡村郎中而是给神佛菩萨许愿，并为之专程去两百公里以外的南岳衡山进香朝圣，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母亲之至爱，以及他迷信神佛之虔诚。
随着几年私塾生活的启蒙，毛泽东接受的文化知识越来越多，尤其是在毛麓钟老师和韶山进步人士李漱清的影响下，毛泽东对神佛的信仰愈来愈动摇，再加上他对问题要刨根问底，穷理彻源，在不自觉中，在这方面毛泽东开始走向母亲的反面。
在韶山乃至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家中每到朔望日早晚，都要烧香奉神，如逢过年、元霄节和七月中旬，在10天至半个月内，早晚供奉神佛和列祖列宗，是家家户户的祖传惯例。毛泽东到了16岁左右，便开始厌烦了这一套老例规。虽然母命难违，但对这时的毛泽东，则多少有些免为其难了。
大年三十这天晚上，家家户户都忙着蒸斋粑、泡香茶，燃香点烛，虔诚
敬奉“司命府君”。各家神龛上，“九天真厨司命太岁府君之神位”赫然醒目。
毛泽东懂事不久曾问母亲，为什么家家都要在这一天敬奉“司命府君”呢？母亲亲切地告诉他：“今天是‘司命府君’上天的日子，所以人人敬奉，以求平安、吉祥。”
毛泽东还是弄不明白：“司命府君上天去作什么呢？”母亲谦和地答道：“司命府君上天是向玉帝呈奏人间的善恶，玉帝根据他的报告帮助好人，惩治恶人。”说罢她见毛泽东眨巴着两只大眼睛在冥思苦想，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北宋吕蒙正怀才不遇时，身居破窑，一贫如洗。大年三十日晚上，他见家家都敬“司命府君”，于是也泡了一杯香茶，燃了一根线香，虔诚地向“司命府君”祷告：“一盏香茗一朵烟，恭贺司命上九天。玉帝若问凡间事，蒙正夫妻实可怜。”吕蒙正感动了玉帝，日后考中了进士，发迹当了太宗和真宗的宰相。所以，后来，人们越发敬奉“司命府君”，求他在新的一年里保佑人们大吉大利。
母亲文氏讲的这个故事，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跟着母亲认真地焚香、磕头。
又是一个大年初一，他遵照母亲的吩咐，一大早就来到堂屋的神龛前，准备撤下先天敬奉“司命府君”的香茶、斋粑、供果。他望着方桌上满满的三杯香茶，望着神龛里每天依旧的神佛像，他忽然有些发愣。如果神佛有灵，为什么他们从不赏脸喝一口呢？桌几上摆的那么多供品，如果真有神佛在上，为什么他们从没动过一下呢？为什么乡亲们都敬神佛，如隔壁毛四阿婆这样的人家，也像母亲一样供奉神佛，却并没有得到保佑，旧观无改情势依然，难道这不是自欺欺人，自讨苦吃吗？父亲从不相信这套，却也无病无灾，而且生意越做越红火，这是谁在保佑他呢？
他对神佛的作用越来越产生怀疑。蓦然，他灵机一动，将三杯香茶朝“司命府君”的神像和神位纸上泼去，他调皮地想，如果神佛有灵，就应该接受他这三杯茶的敬意，如果神佛怒其不恭，那么他也甘当受惩。自然，茶水顺着神佛、神位纸流到地下。
毛泽东没有受到神佛的惩诫，过了一会却受到了母亲的责问：“石三，你怎么这样？这么放肆，会遭报应的！”母亲有些惶恐，也有些自疚，要知道，神佛对于母亲，是最神圣的。毛泽东想，如果母亲知道了自己是怎么想的，一定会很伤心，于是机敏地笑道：“妈，你天天供奉这些神佛，是不是您礼未周到，他们才都不喝您的香茶吃您的供果呢？我就帮您补补礼，一个个地请他们喝，这些菩萨老爷却不开口，仍是不赏脸。”母亲一听，又好气又好笑，她只好诚心向“司命府君”神像作揖恕错，祈祷大神莫计小过。自这事起令她伤心的是，这个儿子就像他老子一样，对敬神拜佛越来越漫不经心。
对于神佛，毛顺生是由不信到似信非信；毛泽东则是由信到越来越不信，文氏原来对丈夫的耽心，也越来越被耽心儿子所取代，而且常为儿子的这种变化，这种背叛，深感灰心和焦虑。到了1919年，母亲病重，毛泽东就不再求神拜佛，而是多方求助医药，今天毛泽东故居卧室里挂的那张母亲与儿子们的合影，就是毛泽东于1919年春接母亲到长沙治病时，特意到照相馆照的，这既是文氏仅有的照片，也是母子唯一的合影。
不仅是对神佛，而且对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一些作法，毛泽东少年时起
就深恶痛绝。
像旧中国绝大多数的妇女一样，毛泽东母亲的脚从小被层层裹脚布包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脚女人”。
有一次，毛泽东和母亲一路同行到唐家圫。唐家圫距韶山冲上屋场虽只有10余里路，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小脚的母亲走起来十分吃力，走不了多远，得坐下来休息，时不时落在毛泽东后面，“石伢子呀！等一等，慢点走！”
母亲越往前走，脚越迈不上劲。毛泽东见状，心中非常难过，便“唉”地叹了一口气。
“石伢子，你叹什么气？”母亲好生奇怪。
“我想外婆跟你怎么这样过不去！把脚包得这样小，连路都不好走！”
“咯又怪不得你外婆，她的脚不也是包得这样小么？从古就这样传下来的，你不要胡说。”在母亲看来，古已有之的事是理所当然。
“咯样古来的传法真害人！害人就要不得”，毛泽东愤愤不平地说：“娘，要是小脚的媳妇，我就不要！”
一路上，毛泽东都在纳闷：像娘一样的女人包成小脚为的是哪一桩呢？又不好看，又不中用，而且害死人，分明是一种恶俗，想着想着，一首打油诗就吟成了：
“包起脚来像骆驼，自己解开也不乐，别人掀起笑呵呵，听唱一首包脚歌。包起脚来懔幽幽，走在路上喊哎哟，别人嫌来自己痛，听唱一首包脚歌……”
在父母的安排下成为“三寸金莲”，对于像母亲这样虔诚的佛教徒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她无从知道，这种恶俗，乃是封建社会用以戕害妇女，使她们达到“三从四德”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富有个性的少年毛泽东，从母亲的身上，使他认识到这种传统习俗的恶劣，是恶劣的，就要反抗，就要改变，虽然他还不曾认识到缠足是维护封建夫权政治的有效手段，不曾认识到深层的原因，但他毕竟嘲讽了这种恶俗，这对于一个生长在闭塞山村里的少年，不能不是一种大胆地反叛行为。
文氏一生极为勤俭善良，为人达到了一种至真、至善、至美，正因为心中有了佛，她宽容一切，对冷清寂寞的韶山冲的生活环境，她能宽容，对丈夫的暴燥、专横而较少温情，她能宽容，对大儿子调皮、闹事，她能宽容，在日后，她最疼爱的大儿子要离她远行的时候，也没阻拦，只是将热泪默默地往肚里吞。在她晚年，本该享受天伦，却遭受疾病折磨的时候，她依然冷静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没有丝毫的怨恨……
虽然毛泽东的外形相似他的母亲，然而，他的性格、特质，除有他母亲的成份外，还有他父亲的成份。正因如此，毛泽东由幼年时对母亲的盲从，发展为稍长后的理性分析，他继续保留了他认为正确的东西——母亲素有的勤劳俭朴，憨厚诚实，待人慷慨，乐于助人，这一直延续至他的一生；但他却较缺乏且背离了母亲的“宽容”——母亲赖以与外界万事万物和谐相处，赖以与丈夫和和睦睦的待质。
母亲文氏，从来是随遇而安，因而力举非暴力——对于一切，哪怕是最不能为她接受的丑恶的事物，都主张采取温和的方式对待，她总是力图用自己的“善行”去感化，用循循善诱的方法去劝导，其对于人生，特别是她的丈夫，无不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正是佛教、儒学和道学所倡导的。如前所说，佛家主张随遇而安，与世无争；儒家提倡乐天知命，安
贫乐道，顺应时势；道家则讲求清静无为，儒、佛、道相容相摄，熔铸为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造就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性情和心态。许多中国旧式文人，甚至不少的英雄好汉，就是因为不敢逾越这一步，而面圃终生，而恶人反而逍遥无忌。毛泽东，却勇敢地越出了这一步，如没有这个胆略，纵有满腹经纶，恐怕只能成为可怜的韶山隐士，从这个角度说，他在背离神佛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承接母亲宽容、忍让和惯于逆来顺受的秉性，这似乎也是种必然，这同他独特的个性是难能两全的，否则，就不是今天的毛泽东。
九、在舅舅面前公然嘲笑了孔夫子，其经书却熟记在心，虽不喜欢，但
临终也没有完全忘怀
毛泽东早在南岸私塾接受发蒙教育时，即点读了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虽则能背，却并不深懂，以后在其它私塾读书时，又继续深入地学习了《论语》，逐渐明白了其中不少事理。因此，他后来概括其私塾生活时，曰“六年孔夫子”，①并说他“熟读经书，可是并不喜欢它们。”②
大约是在1909年一个桃花盛开的时节，少年毛泽东带着茶叶等礼物到唐家圫看望外婆、舅舅和舅妈。文家多有读书人。俗话说，三个屠夫讲猪，三个秀才讲书。文家大都是知书达理之人，向外婆、舅舅、舅妈请安后，毛泽东的干爹七舅他们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了毛泽东读书的事上来了：“石三，到如今你已读过五六年书了吧？在我们这里，娘亲舅大，做舅的不能不多说你几句，你明事理，敬老尊贤，但性格执拗，对父亲和先生欠缺理解和体谅。在家从父母，学堂听先生，家门冲进冲出，学堂门出出进进，这不行啊！”毛泽东对这样的话，在父母亲、邻里那里已经听得多了，并不急于搭理。
八舅继续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一味反对先生，不读经书，真是不对。你反对老师，就是不尊敬孔圣人，你记得你家的神龛上，就有‘亲师’吧？你上过学，先拜圣人，次叩先生，这是起码的礼仪和孝悌忠信，只有这样才能成个好人，你的性格要改呢！”要是父亲这样一说，父子之间一场舌战是不可避免的，在舅舅面前，毛泽东显得文质彬彬，他和颜悦色地说：“干爹呀，世界尽是人做成的，您老人家晓得不？邻里乡亲不是家家都有神龛，家家都贴天地君亲师吗？初一、十五，谁家不行跪拜礼，敬呀，敬呀，结果呢，富贵的照样富贵，金银满箱，谷米满仓，贫穷的照样冒得饭吃，拜之敬之，不亦乐乎，用意相同，亲师却毫无应验，孔圣人对我未必就有什么恩赐吧……”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众舅舅、舅妈都忍俊不禁，毛泽东一时兴起，越说越起劲：“干爹您老刚才讲要多尊孔圣，否则是违反亲师的大过，你且听我说，作为圣人，天文地理草木鸟兽种种事情，应该全知全晓，方曰圣人吧！有一天，有个叫樊迟的求见孔圣，请学稼，孔子说：‘吾不如老农。’樊迟又请学圃，孔子又说‘吾不如老圃。’樊迟无可奈何，走了。孔子认为学农林是小人做的事，自己没有农林的学问反而又轻人重己，还算得上什么圣人呢？”
“石三，你可不要胡言乱语！”八舅见外甥竟然越说越奇，责备道。毛泽东却接过话头，继续道：
“这哪是胡言乱语？干爹和在座各位，都读过《论语》的《微子》。孔子他老先生，一次衣冠楚楚，端坐车中，周游列
国时，碰到一位楚国人，作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孔子下车，想与这人交谈，老农避而不答。他自楚返回时，不知道路通往哪里，派门人去向农人打听，这个老农听说是鲁国孔圣人，就说：‘既然是圣人，应该无路不知呀！’未予答理，于是又问一体弱农人，这个老农听说是孔圣人，不恭不敬地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准以易之？’仍旧做他自己的事情。孔子又向前走，门人跟在后面，又遇到一位长者，门人对这位长者说：‘子不见夫子乎？’那位长者不慌不忙，回答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仍旧干他手中的活，讲起孔圣人的尊荣，你们看，连碰了好几次钉子，既曰圣人，人人要敬之爱之，认真接待方才合理，但是，他老夫子重君轻民，重己轻人，
所以为人们所不齿。既然当时人们就不尊敬他，现在我石三不敬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番话，把舅舅他们说得目瞪口呆，盯着这个简直不可思议的外甥半晌无言。可见，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确也有点“遗世独立”的架势，但他对孔子和儒教的认识还处在直观和表面的层次上，只能作为“圣贤书”读厌了时的一种调侃。在中国封建社会，孔孟的“经书”，就是统治的思想，就是绝对的权威。毛泽东的思想根髓里对封建文化虽带有一定的叛逆性，但也摆脱不掉这种绝对权威的影响。就从他后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期留下的几篇著作来看，仍是言必称孔孟。如1917年4月发表于《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即征引四书五经达8、9处之多。在《伦理学原理》一书写的批语，所运用的哲学范畴，如“良能”、“良知”、“尽心”、“知性”以及“养吾浩然之气”等，大都出自《孟子》。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圣人通天达地；明贯现在、过去、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这就表明，他那时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
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有了根本转变。孔孟的绝对权威被否定了，但四书五经的影响并未有消失。作为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努力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批叛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而在中国文化遗产中，他所最熟悉的又莫过于孔孟之书。所以，他后来的著述，无论延安时期的煌煌大著，抑或晚年的即兴讲话，往往还是喜欢征引一些孔孟的话。而且，他并不满足干早年熟读的四书五经，直到晚年，他还在不断扩大研读古籍的范围。如他读过的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划，重要章节他不仅自己读，还批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阅读，他的房间里，满框满架都是线装书，连那个特大的木板床，也被古籍占去了半榻，可以说，成年以后的毛泽东，对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否定中有肯定，实属批判地继承。
十、长沙饥民暴动之后，毛泽东大闹祠堂，造了族长的反，父亲从此不
敢再让他上学了
毛泽东是农家子弟，从小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对农民极富有同情心。
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一直是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激烈搏斗的重要地区。从广西出发的太平军在湖南五进五出，点燃了湖南农民斗争的烈火。而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又是湘军，湘军的上层军官在攻破天京后纷纷升官晋爵，仅长沙新增的“宫保第”达13家，湘乡县因“军功”而获二品以上官爵的近两千家，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至于湘军的数十万兵勇则被遣回乡，穷困潦倒，流离失所，其中不少成为无业游民。在这种情况下，湖南成为秘密结社最盛的地方。这些会党，比如哥老会，是反清斗争的一支巨大力量。
太平军刚刚被镇压下去，哥老会便在湖南各地斗争迭起，先后有曾广八、赖荣甫在曾国藩的老巢——湘乡发动的起义，彭四铁匠、向萌和在湘潭发动的起义等，虽然屡遭失败，但哥老会的组织却不断扩大。十九世纪末，哥老会成了维新运动的追随者，唐才常1900年领导的自立军运动，就是在两湖等地的会党为主力的。自立军失败后，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于1904年策划长沙起义，以刘揆一任总指挥，马福益任副总指挥；马福益就是洪江会的著名领袖。1905年，马福益再次企图举事失败，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翌年，哥老会在革命党人的策动和支持下，又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萍浏醴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先后失败，但对于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对于唤醒广大人民的觉悟，却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对少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影响最直接、最深的，还是长沙的饥民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