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才离京，历时4个月。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二次到北京。驱张运动胜利之后，毛泽东“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游览一晌，25天才到上海”，他以主人翁的姿态巡视了中原大地。
7月上旬，毛泽东由上海回到长沙。
在他领导着驱张运动节节胜利的时候，他的家庭又发生了一场大变故——父亲去世了。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张毛泽东与父亲、堂伯父及弟弟的合影，这便是毛顺生毕生最后的仪容。
照片上，毛泽东右臂缠黑纱，他的脸部表情告诉我们，他尚处在失去母亲的悲哀之中；父亲已明显消瘦，他浓黑的眉毛，凸起的颊骨，显示着他性格上的倔傲；然而，他是由小儿子泽罩扶着的，他的腰已显得弯曲无力，他只得双手握拳强撑双膝上——老人家从17岁时开始劳累，到33年后的此时，己非常憔悴。
这张照片，摄于毛泽东服丧期内；母亲去世后，毛泽东于10～11月间接了父亲，由堂伯父毛福生和弟弟陪同到了长沙，一来替父亲治病（父亲患了严重的伤寒），二来让父亲开开心消除悲愁。
毛顺生在省城目睹了驱张运动的盛况，为此，他极为担心——10多年前，儿子在故乡就专门与他，与先生、族长作对，如今公然与堂堂的湖南都督干起来了！毛顺生在忧虑中回了韶山，毛泽东则率团北上，父子从此永诀。1919年农历十二月初一（阳历1920年1月23日），即文
氏过世后仅仅3个半月，50岁的毛顺生老人，又追随他的妻
子去了。他临终也未能合上双眼——他年岁不大，发家之梦才实现一半；两个儿子没有送终，只有二儿子泽民守在身旁。毛顺生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他一生备历艰辛，照料了妻子和三个儿子；但长子老是不合他的心意，晚年，他已感受到了苍凉，妻子的去世给了他最大的打击——他们自1880
年前后一起生活，至1919年已40年了！妻子灵柩尚在坪上，似乎在等着他。毛泽东既未送终，又未奔丧，此时他正奔走于长沙武汉和北京之间，1921年春节，他才带着泽覃，走到父母坟前。
二、毛泽东回到韶山，把祖辈家业一朝抛散，家国融为一体。几年以后，
他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毛泽东彻底抛弃上屋场这个小家庭，是在父亲去世之后。1921年春节，毛泽东回到故乡，在父母坟上祭扫之后，他便将他父亲33年艰辛创下的家业散给了穷苦乡亲，把弟妹们全部带出了韶山。关于这次毛泽东回来的事情，他的表弟文东仙后来回忆道：1921年正月初，毛泽东同志到了唐家圫我家里拜年。他对我父亲讲：‘舅舅，我这次是到湘潭贴招生广告，顺便回来打一个转，看看您的，我还要到宁乡去贴广告，不能久住。’第二天，我和文南生同毛泽东同志一道到毛泽东同志家来了。正是初八，毛泽东同志母亲生日的这天晚上，炉火烧得通红，毛泽东同志、毛泽民、毛泽罩、毛泽建、王淑兰、文南生、文东仙等，一边烤火，一边吃东西，一边谈家常。毛泽东同志对毛泽民讲：‘这几年我不在家，泽罩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们两口子撑着。
母亲死了，父亲死了，都是你们安葬的，我没有尽孝，你们费了不少心。’接着，毛泽民同志从民国六年讲起：“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开始生病；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出谷要钱，强盗还来抢了一次；八年死娘、死爹，九年安葬父母；还有给泽覃订婚。咯几年钱用得多，二十亩田的谷只能糊口。钱从哪里来？就把准备进桥头湾的田的钱用掉了。’毛泽东同志听到这里便问：‘是不是欠了别人一些钱呢？’泽民答复：‘别人欠我们的有几头牛；我们欠人家的，就是义顺堂的几张票子。’泽民还说：‘牛，别人喂了；欠人家的票子总要钱兑。’‘能抵销的有些什么东西呢？’泽民说：‘能抵销的是家里有两头肉猪，仓里还有两担谷。’
王淑兰在旁边抱着小孩，有时插话帮腔。毛泽东同志听了弟弟、弟媳介绍的情况后说：
‘你们讲的这些都是实在的，强盗来抢东西，败兵来要东西，这不只是我们一家发生的事，而是天下大多数人有的灾难。叫做国乱民不安生。’
毛泽东同志稍停了一下又说：
‘这几年来，你们两口子在家受苦了，现在爹娘都死了，屋里只剩下你们两公婆，遭强盗败兵抢劫的事是免不了的，今后还会有。我的意见是把屋里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这些田你俩口子也作不了，还要请人。我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安生的地方，润莲细时在屋里搞劳动，冒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
‘你们不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人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家里发出的票子，你就写一个广告贴在外面，凡有义顺堂票子的，限定几天内来兑钱。你把栏里的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你如果向别人要钱，除非他把牛卖了才能给你。现在快要搞春耕生产了，不能逼人家去卖牛啊！别人欠了我们的帐就算了，仓里剩下的谷子就不要动用了，最好留到春耕的时候，平价祟给上下屋的人，要从那些最冒得的祟起。父母死了，他们的衣服，被子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去。’
毛泽东同志又说：
‘我不会住好久，请你们作好跟我走的准备。这就是我的意见，同你们商量好不好？’
泽民听了哥哥的话之后说：
‘跟你出去，我同意，但准备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作好的呀，是不是请你跟我作一个计划，你还多住几天，商量一下：田写给哪个作，房子给哪个住，安排好了就一起走。’
毛泽东同志说：
‘田让给又穷又会作田的人去作，房子也就让作田的住。你作主找人就是了。家里的事你们安排一下，我不能久住了，还有公事要办。
‘你们去长沙，不要带多了东西，只要带被盖和要穿的衣服。如果东西带多了，要请人送到银田寺，还要坐船，路费，脚力钱加在一起等于买了这些东西。’
最后，毛泽东同志嘱咐毛泽民和王淑兰，从塘里打些鱼，从家里拿些腊肉，去送给左右邻居，亲戚朋友，表示感谢。
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出去请人来帮助作准备。晚上毛泽东同志又请来一些比他辈份和年纪大的客人吃晚饭，以表感谢之意。
初十那天，毛泽东同志吃过早饭后就走了。毛泽东同志走后，大约过了个把礼拜时间，毛泽民、王淑兰带着孩子去了长沙。”至1921年初，毛泽东最后完成了他的杰作：家与国的融合。此前，毛泽东都是在为这项伟大工程而艰苦努力。他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于他的父亲。父亲代表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那种小家庭的维护者，虽然他本身是勤劳，坚韧的，但他从来都未能把目光投向他个人及他家庭以外的空间，他始终局限于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为小家而不是为大家的狭隘圈子。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自古至今，要作到家与国的融合，天下为公，岂是一件易事？
1921年正月以后，韶山冲上屋场空空落落了，毛氏家族，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们甚至对毛顺生的儿女们感到可怜：家，不成其为家了，破败了，一份好端端的产业！
他们哪里能知道毛泽东的高远志向！
毛泽东离家后4年，即1921年～1925年，中国社会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单是毛泽东，他已经走出湖南，站在全中国政治航船的船头，成为掌舵人之一。他创立了湖南的共产党
组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同时，在国共合作中，他也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但湖南韶山仍旧是他的大后方和坚实后盾，他以此为依托，巩固他在全国尚不稳固的地位。并以其为实验地，检验
他自己正逐步形成的理论之正确与否。
1925年正月，毛泽东以养病为名，又回到故土，“刀耕火种”，进行了艰难的拓荒。
韶山，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已出现五、六万亩良田，塅中沃野连片，山冲梯田重叠，谷米哗哗流出，而生产者却只占少量的土地，有许多几辈都是佃农。尤其到了清末，成涤泉等人的土地兼并，造成了韶山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
毛泽东最为关注之点即在于此。他回到故乡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也在于此。
我们不妨把毛泽东1925年在故乡的活动作一扼要归纳：
2、3月间，毛泽东等在韶山组织秘密农民协会20多个；
3、4月，杨开慧在毛氏宗祠创办韶山第一所农民夜校，此后发展到20
多所；
6月中旬，毛泽东发展毛新梅、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共韶山支部；下旬，建立20多个公开的群众组织——雪耻会；同时还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国民党区分部。
7月30日，毛泽东暗中组织的上七都教育会、学委会在郭氏祠堂改选，将韶山的教育大权夺归农民手中；
毛泽东支持毛福轩、钟志申、庞叔侃等人领导中共韶山支部、银田特支，进行平祟阻禁；
八月，共青团韶山特别支部成立。
在故乡的六、七个月中，毛泽东对他十多年前，即1910年以前最有切肤之痛的所有社会瘤疾，举起了他的“手术刀”，概括起来，主要是：农民的思想觉悟问题、受教育的权利问题、社会地位问题、阶级对立问题。而毛泽东的矛头所指，却是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的族权、政权、夫权、神权。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公然将农民夜校和农民协会办到了宗族的圣地：毛氏祠堂，而且带了男男女女，本姓外姓的人们在这里出出进进，昔日祭祖的庄严肃穆之所，现在整日喧哗熙闹，——没有人推选毛泽东为族长，但他却成了事实上的首领，不只是毛姓人们的首领，而是百家姓氏的首领。在韶山，毛泽东第一次打破了宗族界限，让外族人进入毛家祠堂，也无视宗规族法，大胆让女人家进祠堂，并且动员她们放脚，反对丈夫权威，学习文化知识——毛太华、毛清一这些昔日敬为神灵的老祖宗被冷落到了一边。
由1910年以前与父亲无休无止的冲突，到1910年大闹祠堂，到1925年组织农民运动，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毛泽东少年时代那些带有反叛意味的行为，尚是不成熟的、本能的，单沧匹马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家族制的根基，而1925年，毛泽东已掌握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而且已有过长达15年的知识积累和参加“五四”运动、领导驱张运动湘区工人运动和组织国共合作的实践经验，因此，毛泽东在故乡已是得心应手——没有人能阻止他的革命然而，毛泽东也深知：只有让农民自己起来，自觉地革命（而不是被迫），才能使这种革命成功。要达到这一步，就必须让农民从思想上认识到他们痛苦的根源，认识到他们的敌人是谁，对敌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因此，毛泽东在故乡作了极为细致的工作。他所完成的主要使命，也是1925年他取得的最大成功即是唤醒了民众，农民在他的呐喊声中振奋了，由庞叔侃、毛福轩、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等人领着，向封建的制度烧起冲天大火。
然而，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已是根深蒂固，尤其是全中国范围内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绝不可能容许“国中之国”的存在；一个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时，它必然进行本能的反扑。
毛泽东在故乡的“扇风点火”，不但激怒了本族内家族制度的维护者（如“四大扇”：毛鸿初、毛棠圃、毛明德、毛吉臣），更引起了韶山当地政权的把持者成胥生的恐慌。
成胥生，原名绥生，名日猷，字叔升。此人即大官僚、大地主成涤泉的小儿子。其父在陕西绥德任知州时，和小老婆崔氏（成涤泉共有七个妻子）生了他，故名“绥生”。父亲在任所贪污救灾款数十万两白银，回乡后置田12000多亩，分成6份，三兄弟、三儿子各一份。成氏家族成为韶山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