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结婚在普通人的眼里就是一件大事、喜事，我们领了结婚证后，内心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二传”的同事们给我们送来了漂亮的景德镇茶具，还有几张喜庆的国画，贴在墙上也颇有新婚的气氛。
我有一位中学时代的好朋友，名叫罗焕章，他听说我即将结婚的消息后，马上把自己一个月50块钱的工资给我寄了过来。那时50块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也正是这笔钱给我解决了燃眉之急。
当时承瑞也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买不起像样的衣服，她有一位关系非常要好的大学同学，她得到我们准备结婚的消息后，特意从山西给承瑞寄来一件崭新的毛衣，并给我买了一套新的棉布中山服，这样我们两个的结婚准备才算圆满完成。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前来参加的人员也只有承瑞单位的全体同事和我泥沙所的一些领导和同事。由于条件有限，我们仅仅在新房里接受着大家衷心的祝福，并且简单地发了些喜糖、喝点茶，婚礼就算是结束了。
婚礼没有像我大姐那个时代的花轿，没有如今气派的婚车，没有天主教堂的仪式，没有在父母面前的祝福，没有婚纱、礼服，但我们彼此之间有两颗最真挚的心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心灵仿佛瞬间从枷锁中逃脱出来，我们通过自己证明我们是天生一对，坚信我们一定会白头到老，爱情之花靠着我们自己去努力地浇灌，幸福的家庭靠着我们自己去创造。
1958年的时候，留苏预备部搬到了位于魏公村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我当上了支部书记，而且也临近了出国。新婚将别，我爱人希望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去陪伴着她，这样可以让她感到自己不是孤独的。恩爱的夫妻是会天从人愿的，果真没过多久，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即将迎接一个小生命的到来。承瑞临产前，我们才知道即将有一对双胞胎降生，我们虽是高兴但愁苦却也由此从心中滋生，因为这确实给承瑞带来太大的负担了。
自从怀有孩子后，我从没有看到过承瑞发愁的样子，只是孕期的反应让她难受不已。平时她吃饭吃得极香，下班后我还可以听到她在屋子里唱歌的声音。渐渐地，随着承瑞肚子大起来，生活需要人照顾，我们便商量把父母亲接来帮些忙。老两口听说能够很快看到即将降生的孩子，心中的喜悦劲儿不言而喻。母亲把孩子出生后需要用到的衣服全部缝制好，又从老家拿了些新鲜食物，尔后到了北京上了这里的户口，算是真正不用担心户口问题了，而且还有了粮票、布票，生活的稳定让即将临盆的妻子安然待产。
孩子出生了之后，我们全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我十分努力为孩子打拼，既要上俄语课，还要回家洗尿布。因为是两个宝贝，每天回去就是一大盆子的尿布等着我。这就是父亲吧！一种奇怪的感觉时常萦绕着我，让白天如何再劳累的自己，回家看到宝贝们后，那累就顷刻间消失了。我爱人和母亲都很开心，母亲看到这一对孙女，背上背一个，手上抱一个，另一只手还要炒菜，就是不愿意让她们离开自己身旁。
1959年，双胞胎女儿满月时全家福合影（左起：曾庆华的母亲、曾庆华、妻子倪承瑞 ）
两个孩子分别叫凡莹和凡丽，取的是晶莹剔透和天生丽质的意思，而“凡”字，是按照曾家的排辈。康熙皇帝钦点的辈数是繁星的繁、繁华的繁。后来感到写得太麻烦，干脆就叫平凡的凡吧，于平凡中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由于家距离预备部很远，又要在家忙着照顾孩子，所以我只能利用在路上的时间预习要上的课程。
孩子们快6个月的时候，我就要正式出国了。我的思想上很矛盾，既想出国多学习一些东西来更好地为国效力，又放心不下她和孩子们。那时水科院泥沙所的孙子文所长很关心我的家庭负担问题，为此她还专门派了所里的勾韵兰同志，带上泥沙所的信函去了留苏预备部找到负责人周主任，提出泥沙所因工作需要，希望留下我继续工作的要求，但却被部里拒绝了，因为我的出国决定是经国家批准的，不可随意更改。
与此同时，承瑞当时的工作压力很大。因为她各方面都十分优秀，所以佑安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张兆统对她很器重。她相当于是佑安医院开院的第一位医生，既要负责医疗上为病人看病，又要学习传染病方面的专业知识。虽然她从来没有对我叫过苦，但是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我爱人了解我内心之中的矛盾，她对我说：“你不需要担心，更不要动摇，你要为国家着想，出国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来报效国家。你放心地出国，这里还有妈妈、有我呢，而且还有组织在，没有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的。”正是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才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刻骨铭心的爱恋，至善至孝的后代
身处异国他乡，我始终铭记着自己身上的使命和爱人对我的嘱咐。我一直怀着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在那里学习和生活。如果我不能学有所成，不能够在回国之后为国尽力，我不仅对不起国家，更对不起远在故乡支持和等候着我的她，也对不起在北京替我照顾她和孩子们的母亲。
我很庆幸自己爱上了这样一个温柔、贤惠、识大体、重事业的人，我很庆幸自己有机会能和她组成家庭、甘苦与共。我们两个人相互扶持、相敬相爱、彼此珍惜、彼此深爱。幸福的花朵在我们两个人的心里绽放得异常灿烂。
到达苏联之后，我差不多一个月才能收到一封信，因为路途遥远，而且那时的通信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这让我对她的思念和牵挂愈发强烈。
在苏联期间，当收到她和孩子们的照片就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我最大的安慰。平时我都会随身携带着那珍贵的照片，每当看到她们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心中异常地温暖。
在国外的几年，一直是我爱人在忙于事业的同时支撑着整个家庭，而我回国之后又长期出差去参与一些重大水利工程的研究，家庭的担子就一直落在她的身上。我长年累月没有在她身边，我们的爱情却因此而更加稳固，分离让我们彼此之间更加地关心和爱护。
当时我们的工资不高，特别在“文革”期间，我们的生活特别艰难，但爱情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分毫。“文革”时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我在思想上处于一种极端痛苦的状态，自己的心里面总是空荡荡的。父母一直希望能有个男孩儿来传宗接代，于是我们就又要了一个孩子。
1968年的时候，老三出世了，他的到来给我们带来的是无尽的喜悦，但也使得我们在经济上愈发拮据。
儿子的出生让我很高兴，但我没有那种重男轻女的想法，只是觉得老天让我们有儿有女陪伴着，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家里需要奉养的父母们开始一个一个地离去，我们也要一个一个地寄过去钱，这使得我们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
最初给儿子起名字的时候，因为他的排辈是“凡”字，所以最后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曾凡宇，同她两个姐姐的名字一样，用了平凡的凡。但这名字并未启用，就一直用曾卫这个名字。
“文革”期间，每个人的日子都是提心吊胆。当时两个女儿已经上了学，我和爱人反复地对她们强调，只要踏踏实实在学校把知识学好，不要惹任何麻烦。报纸别乱画、别乱涂，因为每一张报纸上都有伟大领袖的形象，虽然孩子们不懂得那些政治性的东西，不过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一张报纸就足以被人利用为杀人工具。不要踩报纸，不要把报纸放在床垫下面……总之，不要做任何可能会授人以柄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