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大学之后，我虽然沉醉于武汉大学秀丽的风景和浩瀚的书海之中，但是对于她的思念却愈加强烈。
一年之后我回家探亲，同学聚会时我在一个女同学家里看见了她的照片，想都没想，我就去找她了。但没想到的是到了她家之后，我才得知她因先我两周到家，现在已经返校了，我深感万分遗憾，心中的苦涩却无人可诉。
倪承瑞的高中毕业证书
曾庆华的高中毕业证书
尔后没过几天的时间，我赶到曾经的母校省赣中去领取高中毕业证书，但令我惊讶的是学校告诉我，我的毕业证被倪承瑞取走了。当时我万分不敢相信，但两眼直直地看到领证登记册时，我真正明白了自己在她心中的位置，巨大的幸福感顷刻间从天而降。她在意我，她拿走了我的毕业证，我不断地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自此以后，我们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彼此交流各自的思想与感情。真正的恋爱就此展开，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大连，距离让我们在对彼此的思念中更加专注于学习。
每个月我们至少会通一封信，有时也会变成半个月一封，在感情上我们都是比较理智的人，是很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我们共同的志向是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那时我们都喜欢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丹娘》等著名的英雄故事。我们来往的信件中提到的事情很多，像各自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童年经历，同时还会畅想自己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更多的还是介绍各自对学习的看法。承瑞说过她刚到大连时，特别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父母，有时会想着想着就自己哭了起来，但一般过些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这样真是没有出息。后来她渐渐与周围的同学熟悉了，也就融入了这个崭新的大家庭，但是因为她在班级年纪小，所以班上的那些“哥哥姐姐”都十分照顾她，而且她天生甜美的歌喉也帮她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我们在性格上非常投缘，而纯真的爱情又帮助我们健康成长。
刻骨铭心的爱恋，至善至孝的后代
1954年的时候，武汉遭遇了特大的洪水灾害，我们大学生全都上了堤防去充当抗洪的“技术人员”，与民工们一起扛麻包、垒筑防洪堤，将抢险的子埝加高培厚。
那时顾不得自己的安危和疲劳，七天七夜没睡觉，长长的钉子扎穿了我的脚也顾不上。我们一个“技术员”负责1000米长的堤岸，指挥民工堵管涌，除险情。奋战了一昼夜，险情排除了，我发高烧41～42℃。我好在有个好身体，打了破伤风针，打了退烧针，两天两夜，我又活过来了。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大连医学院的来信，她担心我，又鼓励我。她的每一封信字迹都是那样的端正，言词都是那样的温暖，见信如见人，我的疲劳和疼痛一下子都没了，重新又投入了防汛的战斗。1954年防汛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为我高兴，她为我的每一点进步高兴。
在上大学期间，我的社会工作的担子不是很轻，学习的任务也十分繁重，但我与承瑞的相爱确实给我在学校和生活中注入更大的动力，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的所有功课都达到了优等。
我们就这样在大学期间相恋着，相爱着，相互鼓励和促进。我们均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在我们相恋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最可惜的是我们不能时常相见，而承瑞也曾先后两次向我提出过到大连来看望她，但是我却没有能够做到。那时天津塘沽新港和江苏的连云港的实习都不能够离开，而且我在大学期间自身的经济条件并不富裕，而且我一心只想等毕业后有了工资就可以随时去照顾她。
后来我参加留苏预备生的选拔，她知道了之后就让她三哥给她寄了钱，买了火车票来南京看我。她到南京的确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想到她能千里迢迢地来看我。我到火车站去接她回来，然后安排她住在我们女生宿舍。她来了之后，我的同学们都很惊讶，他们觉得我突然之间就有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女朋友，真像是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
她陪着我复习，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就坐在我旁边，一边给我打扇一边给我擦汗。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幸福，我置身于无比的幸福感中。这个善良美丽的姑娘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让我在复习期间更加聚精会神，我最终通过了留苏选拔的考试，这其中有她一份莫大的功劳。
那段时光是我们第一次真正长时间呆在一起，她只想静静地陪伴我在教室里复习，哪里都不想去。后来班上的女同学拉上她去了中山陵游玩，而我也在繁重的复习中与她一起逛了玄武湖，但是她却提不起精神，一心为我落下的功课担心。
可是她毕竟还是要返校的，分别的日子终究还是到来了。她来看我的时候没有想太多，所以只是买了来南京的车票，而没有准备回去的钱，当时我身上根本没有钱，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向时任辅导员的桑新圃老师借钱。他毫不犹豫地把钱借给我了，并对我说，你真是幸福！这样我才给她买了车票。
我和她之间的爱情，是纯洁的真爱，我们有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而献身的共同理想。我们的爱情基础不会受到任何外在事物的影响和而动摇。1957年，她大学毕业了，我那时已经在北京准备出国，她来北京看我，我们一起在天安门前照了相。在我们那个年代，这样的一张合影，就代表了决心要携手把这一生走下去。
1957年，曾庆华（左）和倪承瑞在天安门城楼前留影
她毕业分配的志愿是北京，因为我当时在北京鲍家街的留苏预备部。学校很是照顾她，也因我的缘故，她就被分配到了现佑安医院（原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简称“二传”）。
1957年我在参与治理永定河的工作，七八月份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接到了要我去火车站接她的电报。我去接她的时候，等了好久只见到了她的同学。她的同学告诉我她得了肺结核病，需要留校疗养。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我如雷轰顶，马上回学校给她写了信，让她安心疗养，并给她寄去了我两个月的研究生费。奇迹最终出现了，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她的结核就钙化了，终于来到了北京。
她刚分到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的时候，医院还处于筹备阶段，筹备处设立在右安门外的五巷的平房。当时筹备处只有十几位工作人员。董九英同志当时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他性格热情大方，对工作也十分认真负责，是院长的得力助手。尔后他把承瑞与一位新来的护士分到一个屋子。承瑞是那里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当时那里的院长是留美回来的公共卫生专家，他非常器重承瑞，在医院正式对外办公前就把承瑞送到北京儿童医院去进修。与此同时，我则到位于北京的水科院进行出国前的两年准备工作，这里的领导十分照顾我的工作和生活，让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平时我与承瑞在周末会在一起逛逛公园，但长时间的分离让我们彼此更加不舍，思量尔后，结婚的念头在我们脑海中一跃而出。
刻骨铭心的爱恋，至善至孝的后代
结婚虽然说来容易，但需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们无钱无房，连最基本的结婚条件都不具备。正在愁苦之际，我找到了水科院泥沙所的孙子文所长，请求她借给我一间单位的房子结婚用，尔后她与她的爱人李叔明商量之后，决定提供我一间房子，同时也借给我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和两把凳子，我们唯一花钱的地方就是两个新被面和一个新床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