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离世
1974年那时候我还在厂子上班，结果也是夜里，我母亲带着我的小姑娘睡一个大床，我睡单人床，我做了个梦，就梦见我们老伴穿着日本的和服，灰的带白的，穿着木屐，系着绸子结，进来跟日本人似的，就跟我妈一鞠躬，说：“妈，我把行李放在这儿，我要走了”。我一急就醒了，那时候也就11点多点儿，我妈还睡得挺香的，我说：“妈，我做了个梦，怎么回事，我做这梦可不太好。我梦见孩子爸爸来了，弄两个行李卷就走了“。我妈说：”你别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接着说两句话困了就睡了。
我们院子的门都不插的，夜里一点，挨着我们房子的是朝鲜大使馆的墙，那边有站岗的，摩托车灯照的特别的亮，喊叫我的名字，“拿图章”。我就起来了，我就找图章，出去了，有电报，把章子一盖就进来了。打开一看是39陆军医院政治处来的，让我速去，说我爱人病危。我还纳闷，刚做完梦怎么来这么个电报，给我托梦了。我也睡不着了，拿着电报等着天蒙蒙亮，我就把大的孩子叫起来了——大孩子没分配呢，回来探亲的。我说：“你跟我出去一趟，到厂子”。“这么早不上班，你这么早去干什么”？我说：“快给我开个介绍信”。我上民航买机票，也用钱，我上工会借钱，那时候都给办好了，他们大伙儿都挺着急，我就去到民航，民航说三天以内没有机票，我说：“这怎么办”？
我就上我们老战友家，老首长家，总后勤的我都认识，我说：“能不能帮我想办法弄个机票”。他说：“现在有军用飞机，你敢坐吗？都是往四川运武器弹药的飞机”。我打算坐运输机去，他们大伙儿说：“不行，太危险了。出事儿怎么办”？本来病危的事就够急了，说：“这样得了，你回你们单位（我原来单位是公安局，后来改二炮了），到原来的单位通讯处，以军用通讯给你们医院打个电话，问问病情怎么样?到底什么病？需要什么药？需要带大夫不？你问问，问完了再去。让二炮给你想办法”。
我就又从总后跑到现在缸瓦市，我到通讯处了的时候都中午了，还没吃中午饭，我二炮有一个卫生部的副部长，原来我们都是一路货，都是医院的助理，我去四川好几年什么也没得到，他就家住在分子胡同，他说：“上午刚上班，稍微等一会儿”。他就去给我买的早点，我跟我姑娘两人也吃不下，就到通讯处了。他说：“我给你们联系，你在外边等等”。我们就在那儿等着，一边儿聊天那边儿就打电话，我就听着喊，说：“是重庆吗？都有番号，我是二炮通讯处，我问你们院长（叫我爱人的名字），他病情怎么样？”我就听里头说：“昨夜里一点就死了”。
我大姑娘在我身边耳朵也尖就听见了，就哭了，说：“爸爸呀”，她哭我也哭，我们两个战友在一起也哭了。我们战友是个男的，他妻子就是我爱人他们科的护士长。你说多少年在一起，他们也跟着哭了。最后大家都劝我别着急，处长说：“本来不想告诉你们，你们都听见了。节哀吧，别着急了”。卫生部的副部长就说：“别让她自己去，孩子也得去，让他们来人接，带着往返的机票，他们走我们不放心”。后来处长又打电话说：“你们来一个人，来个首长，接他们全家，孩子都得去”。
39副政委就带着一个干事，带着一个护士，还带了一个司令部的，是我们那边领导机关派来的一个人，不认识，来了四个人，坐着飞机，第二天早上到的，我一宿也没睡，我儿子还上着班，我妈去把他叫回来了，我儿子在家哭，小女儿老三老四都小，还玩的乐呵呵的，什么都不懂。后来说都穿着花的衣服我妈都过拖了，又拿布票上街买的素衣服，文化大革命期间到现在，我军装带回来有十多套，我们两个孩子都穿我的衣服。到那儿去坐飞机，一直给我们拉到那，到西安还加油，在西安还吃到空军灶，跟驾驶员一块儿吃的饭，又上飞机给我们拉到礼堂，不是在我们医院，在旁边的大坪医院，因为我们医院的停尸房的抽屉满了。没地方放，就把他放到大坪医院的大抽屉里。
等于我们到那儿都三天了，来回换了三套衣服了，说放箱子里不能够举行告别仪式，衣服在里头又湿了又重新换。我们去了给他化妆，弄的藤椅，都拿白纱布给缠的，就是靠背手这么放的，鲜花，举行遗体告别，军区也来人了，挺隆重的。之后就火化了，他们不让我去跟着，就让我儿子跟着。骨灰拿回来就放在礼堂，放在中间，最后开追悼会。
开完追悼会，我们在那里一共待了12天，他们医院政委不让我回来了，说：“你还回医院吧，还恢复工作，你爱人也没了，你一个人带孩子我们也照顾不了你，意思是说你回来总归是军队，两孩子让他们俩参军，一个上七大办的医校四年制的”。让我儿子上医院对门的，沙坪坝对门有总参的通讯学校，让他出来当个军官，他不干，不去。好多医生护士跟他们说，别让你妈留下，你爸爸死了，政委有个老战友，老婆没了，他现在准备马上就要提升到重庆警备区当司令了，要回来，现在在老挝执勤呢，回来的话都是你们医院政委的老战友，医院政委要给你妈找老伴，这两孩子一听这个害怕，怕我改嫁，我说：“爹死娘嫁人，骨灰还热着呢，我说得了，依你们吧，你们能吃苦我也能”。我就回来了。
在医院待了12天，招待得特别好，天天有人送饭，做特殊的饭，都是病灶饭，首长来看，慰问，改嫁这件事儿倒没提，政委不好意思说。这个政委原来是福建人，后来就说警备司令也是福建人，解放西藏他们进藏的，就这个提升到警备司令的，在云南是野战军的军长，带一个军去老挝执勤了。我们那时候和平时期，野战部队都上咱们的邻国打仗，都去练兵，也真打，也牺牲。
“记忆定格”•文革拾零
文化大革命，山城夜里两派斗争，一下子成了火海，什么都用了，打得热闹。后来北京的市长，原来是公安部部长，（谢某某）带着三个记者（王某、观某、棋某某）坐飞机到重庆的上空，在上头广播，就说：两派同志们，停火吧，我是周总理派来的，给你们讲和的，你快停火吧，我现在机场都落不下去，你们不停火我都没法下降。说到这，那个炮就轻了点。然后他接着说：两派有什么过不去的，我代表党中央来的，毛主席派我来的，你们快停火我好下降。飞机就在重庆上空来回转着飞就是下不来，后来又发下一大批传单，来调节两派的斗争。后来停火了，飞机才降落了，降落以后谢某某由警备司令部接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天不亮，我们广播喇叭就广播说：快去食堂吃饭，七点钟就准备上警备司令部听北京来的首长做报告。我们都穿上新军装，然后到操场集合，上了大卡车就被送到了警备司令部。主持会议的是54军军长，警备司令部那时候陪着谢某某的是丁某，还有王某、戚某某，他们三个人代表中央来的，后来谢某某讲话，我们中午就没有饭吃，当时司令部的人说中午每个人给两个面包，下午还要听，我们就在司令部里面礼堂坐着等着。
因为接着下午还要报告，司令部的人让首长先休息会，这时候警卫司令部就被两派的红卫兵围住了。大伙儿坐在那儿特别害怕，就怕开枪，你说要真开枪了我们不就等于送死吗，我们也没枪。两派的红卫兵就等着见谢某某，谢某某当然不敢见，见了就回不去了，两派的斗争厉害着呢。连司令都不敢出去，最后也不知道是54军的军长、副军长还是参谋长几个人带着枪出去了，说两派同志们，谢首长还有好多会议没开，等开完了会一定见你们，你们今天回去吧。但是那些红卫兵怎么也不肯回，我们就在里边害怕。后来他们还真撤了，还有一部分认在外边比较远的地方待着，我们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