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川五年，人家有经验的老兵老干部说，就是内战也好，什么战也好，都没有这个厉害。打仗得有战役，就是冲锋什么的，然后休息，这个文革就没有休息的时候。长江上一船一船地翻，汽笛响，那时候也没有人坐船。有的运货的船，从武汉拉的猪给重庆支援的，活猪运往重庆，翻了船就都扣到长江里了，又有猪又有人；有的没到重庆边上，红卫兵把一船猪都卸下来了。红卫兵都有刺刀——长江这个厂那个厂做武器的，什么都有生产。猪一下船，他们就用刺刀见一头杀一头，杀完了就在案上开膛破肚，然后吃。重庆人连肉毛都见不着。猪的肠子肚子不要了，吃不了了，满岸上臭的，也没有人打扫。
那几年日子过得我就盼着什么时候不打了。那时候我有孩子，我们办公室是在山的中城，我爱人的办公室在山顶上，会议室也在那。放一个炮，一下子把会议室的墙、房顶切个大三角，领导开着会就往下走。我在家里，那时候院长给个独楼，都是过去国民党时期的楼，也挺好的楼，都是木头结构，木头楼梯什么的，楼里过去是国民党的少将，也是炮兵部队的。给我们两层，下面四间，上边我就从来没上去过，不知道多少间。我们家没有家具，上边的不要，爱谁要谁要。后来他们上面来调查什么的，我们的房子就当招待所，也没人来。一间小客厅，一间大客厅，两间住处，我们住大间，两孩子住小间，后边是厨房，卫生间，然后是走廊，前后都有游廊。
打的厉害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回北京了。院子里有退役的军犬——都是大狼狗，都是有功的。我们孩子给公的起名叫做金豹，给母的起名叫小花，一年一窝崽子，我们孩子一抱抱四五个，就放在那儿养着，爱跟它们玩。孩子走了后我就不养那玩意了，都放回去了——上边有一个军犬的养狗的院子。但这些狗老上我们楼去转，吃完晚饭就上我这儿来看看，它到我家也不咬我，还经常就是进家握手。我家前边有两棵樱桃树，有半截楼梯，也就五六格，下去就是大礼堂，礼堂大，白天开会，晚上没人。虽然有医生宿舍，都是带孩子的住的，有的人家，都在坡下，离我有一房深。就我一个人住大楼，挺害怕的。但是晚上有这些狗，我还不怎么害怕。
有一天，也是两派打，有颗大炮弹整个儿埋在洋灰地角里，还好不是土地，是洋灰的地都给穿进去了，没炸。我害怕极了，这要把这个楼轰了我就死在这儿了，一天觉也睡不踏实。后来他们都回来，红卫兵就斗领导，所有的院长，政委，什么副院长没有一个不挨斗的，还挨打。四川兵也打，说：“让你走资派”。反正那时候过去斗刘某某、邓某某、陶某某，全国开展斗八路军的干部，说党内的走资派，都给拉出来。我爱人就每天一会儿给押走了，一会儿又送回来，我都习惯了，也不在乎了。也不知道干什么去就带走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回来问干什么？说是交待。
为孩子们操碎了心
文化大革命我在重庆待了五年，1969年回来的。我们那老头子是1974年的时候死在重庆了。我先回来了，因为我的腿在北京摔伤了，在那儿又热又潮湿，好不了。岁数大了，怕影响军队，我们也有自知之明，我们也不想升官发财，有个安定的日子过就行了。我就跟老头子说我先回去了。我两个孩子一个红卫兵，一个小闯将，就过江跟红卫兵跑，一船一船人翻，我天天担心，就怕挨枪子，再一个翻船淹死了。养这么大了，我姑娘十四五岁，我儿子十、十一岁，就都跟着造反派跑，回来带着红卫兵斗我和我爱人。
医院领导的孩子一下班，都戴着大高帽子，红卫兵的就像黑无常白无常的帽子，回家两边孩子有六个，就都站两排喊他爸的名字，打倒这个，打倒那个，那两个孩子还没到这个程度，但是也跟红卫兵在一起，也听红卫兵指挥。我们姑娘在红卫兵那儿，我跟老头带着儿子吃饭，就在坡下，她就围着叫他爸的名字，你出来。他爸把筷子一甩，连饭都不让吃，结果我就出去了。他爸说：“你别跟他们发火”。我说：“我不怕”。我就看我姑娘领着一群人，我说：“你滚蛋，你六亲不认，我说你斗什么，你说，你要什么”。红卫兵大伙儿都看着我挺厉害，也没跟我有什么反抗，也没进行什么虐待，都是护校的学生，战士，都是新参军的小兵。那时候不愿意插队就当兵。完了最后闹了几年，我回来就把他们都带回来了。
没回来之前，我还送他们两个回来过。我上着班就听见机枪扫射声儿，我在办公室楼上往下一看正好有我儿子，四个孩子玩什么？没得玩，就把战士抽烟的烟盒要来了，叠个片儿玩那个。这边机枪打的，我在楼上，那时候也没有电脑，打印机，全得靠写，复写纸把胳膊都染蓝了，我就喊：“快回家”。正说着，我们一个管理员姓张，山西人，打太原的时候是登城英雄。我们医院里都有伤残，到医院工作的，都是英雄，解放太原的时候，他第一次登城上去的，所以立大功了，腿也有伤，个子高，长得也帅，结果他从坡上来，一看机枪打得这么紧张，就像老鹰抓小鸡似的，一下就跳下去了，有一房多大的坡，下边是石头，没有土，就给塞到空袭里，要不然那几个孩子都得打死。我心里这才踏实了。 回来家里头，落子弹，睡午觉，我们那时候热，都是一人一个大床，晚上来的放蚊帐，都是中床，就一个竹席，夜里起来，一个人影，都是汗。经常42度，热得受不了也不像现在，那时候空调、电扇都没有。半夜起来热得不行，屋里也没有浴室，就有个淋浴管，就顺着水冲一下，不然睡不着觉。我刚到那儿，尤其北方人到四川热得受不了，干一天活回来都九点了，打点儿凉的绿豆稀饭，吃点儿泡菜什么的，一天只喝一碗稀饭，白天什么也吃不下去。
后来时间长了还行。要是过太平日子也挺好的，粮食什么的，都挺好的。后来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间都抢光了，满街都是茶叶，一晚上把所有食品商店都抢光了，备战。面包厂里面包满地都是。有的不敢捡，怕挨枪子，一到晚上关闭了，商业就停顿了，什么也买不着了。我们单位都吃不上菜，也吃不上什么副食，打枪打的都不敢出去。后来就冒着那样一个环境，我把这两个孩子送回北京了。
我跟我老头子打架，说：“人家孩子能活，咱们孩子就能活”。我说：“起码我妈妈在北京，北京不像重庆那么打”。他说：“买得着票吗？你到车站看看”。一看车站前边铺着凉席的，一夜一夜地在那儿睡觉都买不着票，军队的巡逻的，都在那儿站着。我就回来了，回来我还是不死心，还得找人买票，我们有军队招待所，在重庆叫军分区的招待所，我打电话，有管理员常上我们这儿来，我说：“能不能帮我买两张硬卧下铺，俩孩子回北京”。他说：“试试”。后来去了也没买上。
为孩子们操碎了心
那时候打司机，打火车头，谁还敢开。红卫兵都要上车，全国串联，要长征，上江西，哪个车的都是白坐车，也不买票，火车顶上都是人，就像十月革命似的，打着红旗，穿着军装，挎着背包。红卫兵走遍天下都得开道，坐火车不花钱，吃饭不花钱，全国长征，走哪儿都得招待，这是毛主席下的命令，到哪个城市都得给红卫兵招待住处，北京街道委员会，街道委员什么的都给提被子，还得拆洗干净，弄了个红卫兵招待所，让炊事员给红卫兵做饭，红烧肉，大米饭还得吃好的。到重庆两个招待所，重庆是大米饭，面没有，完了就是回锅肉，还得有肉，反正都是白吃白住。
火车那么危险谁敢开啊？又打又闹，人家不要命啊，再说想上哪儿上哪儿怎么开？调度没有调度，安全没有保证，红卫兵在火车顶上站着，火车走的路都是山洞，要过隧道，红卫兵掉下来死了算谁的？火车司机都不开，红卫兵就都给武装起来了。我们家孩子小，他们没拿着枪，他们就跟着屁股后混。我女儿一会儿跟人家坐轮渡上这个厂，上大学唱歌，上台有拉有唱的，宣传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