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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情真--史之本回忆录 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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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就开会,第一个出来的是周某某,第二个是刘某某,后边还有好多中央的干部,咱们不认识的都在那儿。不一会儿,刘某某办公室的人领着苏联的主席出来了。总理主持这个会,说咱们今天欢迎苏联的主席,他从美国来到中国访问,我们大家表示欢迎。我们大伙儿欢迎,还弄些枪,我们也不理解。大学生也扛枪,穿便服的人也都扛枪,都在大广场上,天安门前面密密麻麻的人,大伙儿又唱歌又干什么的,最后苏联的主席开始讲话。他说:“美国访问期间美国对苏联怎么友好,现在的斯某某没了,我接班了,斯某某遗嘱是一个年轻的部长主席,我把他推下去,我上来了”。上来以后就说,大家喊口号,就听大学生喊口号,人民战争万岁,全民皆兵万岁,就喊。我说:“这是在向他们示威吗”? 

 回来我们就讨论,今天是什么事啊,后来大家拿出文件,看他的原文讲话,他说:“中国的人民战争和民兵组织,全民皆兵是一堆肉,原子弹一下来全都是一些烂肉”。他们瞧不起中国的小米加步枪,后来他们回去不久就解体分裂了。我们开始部队里学九平,是康某执笔,毛主席让所有军队地方都要学,而且要评论苏联怎么解体的,让中国人吸取教训。大家天天学,后来大伙儿都明白了,原来是他们已经背叛了马列主义。那时候是20世纪60年代,苏联解体了,我们就对他们不感兴趣了。中国就要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你说我们民兵是一堆肉,我们民兵都来了,都有枪,毛主席就是看不起他们。总理说:“组织一次示威让他们看看”。其实我们都是北京各大院校几个大部的人组织起来,还有军队的警察穿上便服去的,回来后才明白。

后来学习,评论苏联的政治,其实就是防修反修,中国绝不能走苏联的路!苏联也是那么回事儿,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组织。毛主席带着宋某某去苏联访问,说斯某某在的时候对毛主席不礼貌,毛主席特别生气。那时候斯某某跟美国的罗某某、英国的丘某某,还有什么四大巨头,还有一个国家叫戴高乐,都还是结盟,对中国一点儿都看不起,把毛主席摆一边。我们中国是马某某,列某,斯某某,毛主席一系列的,结果去了斯某某那儿拿毛主席不当回事,毛主席说:“咱们别依靠外国,他们哪个也不是好东西,我干我的,以后再也不出国,哪儿也不去”。后来改革开放毛主席提倡闭关自守,老农思想。毛主席说:“我就闭关自守,我就干我自己的”。后来毛主席死了,接着中央领导一个一个都完了。

最后党内没人了,邓某某就三起三落上来了。邓某某年轻,他要不是没授元帅衔,当初早就调到中央了。他是搞经济的,是经济委员会主任,当时就成立几个委员会,文化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后来的科学院院长郭某某都是民主人士,文化委员会的主任是茅某,沈某某。经济委员会是邓某某。一共六个委员会。邓某某带两个副主任,后来总理忙了,他就代替总理出国,苏联二十大他去的,几个苏联开大会也都是他去的。 

 他为什么对苏联熟悉,那是因为他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以后,那时候共产党的势力还不是很大,而且是国共合作时期,于是就把他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去了。中山大学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孙某某遗嘱说:“联俄联共”。就把国民党的青年,蒋某某,还有好几个青年国民党员,都弄到中山大学去了,咱们共产党这边有徐某某、邓某某还有好几个,他们跟蒋某某同班。那时候孙某某死了,宋某某继承总理遗志就到苏联中山大学讲演,宋某某去过,他们在场,他们那时候是学生。 

 后来邓某某在苏联有熟人都认得,连国民党的同学也有,以后邓某某就等于总理的继承人,总理在的时候就让他代替。后来他搞经济,文化大革命经济都垮塌了,毛主席也病了,林某也摔死了,最后邓某某在江西被叫回来,毛主席跟大家讲,他不算大错误,他是像孔明似的摇羽毛扇的,让他回来吧,解放他了。就这么着没人了,毛主席死了,他就上去了。

几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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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的时候,上海、北京各大资本家的工厂还没有公私合营,都想挣战争的钱。上海生产的给志愿军用的急救包,棉花是脏棉花,弹了以后用的,导致伤员感染。资本家太坏了,于是开始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腐败。组织也让我们团员当打老虎的老虎队,毛主席信任青年人,青年人有热情,特别是团员,团员是党的助手、后备军。

到304那会儿就赶上大跃进,讲卫生除四害:打麻雀——上房顶把鸟蛋都给掏出来;灭苍蝇——那时候北京市一个苍蝇都没有;挖蛆——都让学生去脏的地方挖,北京市那时候真干净。

“除四害”运动

在川的动乱生活

我们在四川自己建医院做着本职工作,后来文化大革命就起来了。那时候医院没接收正规的军队,都接收红卫兵了。那死的就多了,就在门诊部,单架都排成队都是血花的。我爱人多少年不做外科了,当时也让上手术了。有肝破裂的、有脑出血的,什么样儿的都有,他们都是两派的,他说他是反动的,谁也不知道谁是反动的。重庆地方是军工的重地,彭某某是国防部长。过去老兵复员转业的兵,哪个不认识彭某某。所以说,一晚上就把全省的人都武装起来了,冲锋枪,步枪都没有上漆,13岁的小孩子都到部队的山上把两挺重机枪扛下来,子弹挂了一身,你打我我打你,后来坏人挑拨专打解放军。我们出去都不敢带帽子,要是看见,都得往死里打。出去办事穿便衣,把制服放到背包里。

  我们医院的人出去抢救,也出去买菜,因为我们医院一点儿菜都没有。大家都是把豆芽子一泡,天天吃泡菜,冬天泡着,夏天吃。重庆热得大家都缺维生素,嘴都烂了。因此派去七八个战士,一个会计去外边弄菜回来。会计跟我们都熟,是个中尉的男生,就让他领着这些人,开着救护车(救护车不会被打枪)去拉大冬瓜。打的枪太多,人都被打死了,没人下地,所以地里的菜烂了都没有人收。大家把大冬瓜就往救护车里装,留几个座位能坐下人就得了。结果路上救护车跟大冬瓜被打得跟大蜂窝似的。一个战士被打死了——这个战士姓康,是最后上车的,他拿军帽喊,说别打,我们是解放军,四川人,是工程兵下来的两个战士,来这儿干杂务的,但还是被打死了。那个开救护车的司机(他是从空军下来的,空军的裤子特别肥,不像陆军的裤子那么合体)在车外还没有上车启动,机关枪就把他裤子打得都飞了。会计给公社交货款,回来紧跑慢跑,跑到车头没多远,被打得肠穿孔爆出来了。他一下子就躺下来了,被抬上车就往回拉。

院长把冬瓜排了一大排,说:“你们还闹,你看为买这点破冬瓜,死了一个伤了一个,你们看看怎么办?这样还敢去吗”?大伙儿排队献血给那会计,最后把肠子给缝合了。死的给抬到后院太平间,火化场都罢工没有人,加上路上打也去不了,就在后院子架上大木头柴,倒上汽油烧了,烧前大家还给他擦洗,换上了一身新军装。然后找了一个装菜的罐子把骨灰放在里头,在太平间里放着,一直到稳定了,给死者家里去信儿。江面都封锁了,都过不去。 

有时候夜里三点钟开炮,打了一夜,这一夜我们都不敢在屋里面待了。楼房都是石头做的,底下等于是防空洞,我们就在底下石头上坐着,那边潮呼呼的。两派打,打得满天红,有苏联的喀秋莎大炮——现在叫火焰喷射器。就没有扔炸弹,没有用原子弹,其他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你说这叫什么。山城摧毁的东西简直太多了,有的老太太洗脚丫子一泼水一梭子子弹就把腿打断了,这样的事儿天天有,哪个医院都不收,就我们医院救死扶伤,忙得不得了。医院里死了人都没有火葬场,就在我们后院架上坛子烧,一个一个贴上签,后来不打了都来认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