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年，我上 了小学，我们的班主任陈玉蓉老师很严格，她师范毕业大概不到20岁。记得有一次，我妈看到我的红领巾忘带，害怕我上学忘了，就放到邻居小芬家的箱子上了， 她想我走的时候会看到那个红领巾，但是我当时走得急，就没有注意，走到半路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带红领巾，由于很害怕老师，心想会不会被老师骂，就没去学校， 刚好那天学校大队活动去北海公园，因为少先队活动一定要带红领巾，而我又是小队长，就更应该带。
等大家排好队，一个个的往外走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着急， 等大家走了之后，我就后悔的哭了，晚上陈老师通知我到办公室，老师当时态度很好，问我为什么不去，我就说我的红领巾没有带，老师说：“哎呀，没有带红领巾 跟老师说一声不就算了嘛，至于不去嘛。”老师这时掏出2毛钱，退给我，说这里面有5分钱的门票费、还有车费一共2毛钱，这次你没去，就退给你，下次一定要 告诉老师，我那时候就特别老实，是班里守纪律讲卫生的可爱女孩，这张照片就是我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时候，哥哥给我拍的。
那时候的学生 跟 现在的学生可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心里想的，就是好好学习，将来建设祖国，更要热爱毛主席，毛主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至高无上的。提到那时候我们对毛主席的敬 仰，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那个时候在公交车上读毛主席语录就会受表扬，并且还不用买票。
我天天写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 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家家都得挂毛主席像，就连每顿饭前也要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做错了事就得面对毛主席像自我批评，反正天 天离不开毛主席。当时心里就感觉没有毛主席，生活就不能照常进行。我在学校写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心得体会，写的也比较好，还做了十几场报告。
对 于自己骨子里的那股正义劲儿，不是说克制就能克制的，我对那些不合理的存在都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小时候那些男同学经常说我长的白白的，总穿一身红灯芯绒 的衣裤，而且特老实，安静，我又是班里红十字委员。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旁边一个姓胡的男生总是捣乱影响老师讲课，老师一怒之下罚全班人抄生字，一个字写 十行，一个生字本都用完了。我就想明明有错的是他一个人，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跟着受罚，实在忍不住，我就在嘴里骂了一句，虽然声音压得很低，但还是能听见 的。
当时课堂上非常安静，我又在第一排，这一声就让老师听到了，就问：“谁在骂人？”旁边的男孩就指着我说:“是她骂的。”可老师居然不相信是我骂的，因 为我平时给她的印象太好了，老师当时就对那男生说：“你怎么能撒谎呢，是你骂的吧，人家那么老实怎么能骂人呢？”他连忙就解释说：“真的不是我骂的，真的 是她，不信你问她啊!”我当时只有沉默，低着头不说话，老师看我没有说话，就问我：“是你骂的嘛？”我点了点头，当时以为老师会当众训斥我，但是她没有， 说：“下课来办公室一趟。”让我没想到的是，她既没有当众训斥我，也没有让我请家长。那个老师对我特别的好，现在她也退休了，但还经常和我联系，请我去她 家吃饭。
我是文革之后入的红卫兵，因为文采挺好，老师喜欢我写的东西，就经常让我去各个学校作报告，我的口才也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我还 批 斗过阜外一小的女校长刘加珠。参军后有次在工体车站见到她，感到很内疚，也很惭愧。后来我还专门到她家去看她，给她做检讨，她仍住在西城区教委宿舍，她 说：“你才三年级我怎么会记恨你们呢。”那是时代的错。
在班里我当了红十字委员，也就是小医生，谁受了外伤都会来找我，或许这就是我后来走上医学这条路的一个前奏。小时候我的每一个良好的开端都对日后人生产生了成功的效果，后来我一直活跃在中国红十字、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疗工作中。
我中学是在北京三十五中念的，那是一所重点中学。始建于1923年，其前身为私立志成中学，建校董事李大钊、邓萃英等。2009年温家宝总理还亲自到三十五中听课。
我刚上初中时，我爸爸就要求我写入党申请书，他说刘胡兰13岁就能入党，我也应该向她学习。可我当时只是红卫兵，连团还没入，不过我还是照着我爸爸说的写了申请书，并做了思想汇报，当时在学校里还挺出名的，工宣队王队长常表扬我。
我 在35中是班长，是红卫兵，还有一个男的班长叫赵三。那个男生在美国波斯顿当过领事馆教育参赞，现在也回国了，前些年我们还在一起聚了次会。因为那时我出 国的时候是不能用部队的毕业文凭的，要是有军队背景的话，国外可能不给签证，审批还是非常难的。所以对方提醒我别带穿军装的照片，毕业照不能有军队照，让 我拿着35中的毕业证就行。可是实际上35中我就上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参军了，而且还是初中上的。出国是一定要用高中文凭，没有高中文凭就出不了国。当时没 办法我就穿着军装到35中。
35中的岳正录校长认识我，当时已经下班了，天都黑了，我让校长给我补个高中文凭，因为我要出国。老师就去查我在的1连5班， 文革都是连排叫法，他在发黄的卷宗里终于查到了我的名字还有班级，岳校长就给我补了成绩单，并给我补了一个高中文凭，只收了我五毛钱塑料皮费，真的很正 直。学校的学生能出国是为学校增光。
我觉得学校真好，老师也都很不错，每次校庆的时候我都会发言，都会感慨，是学校给人才创造了深造的出路，学校培养了 我，我为世界培养了一千多名爱中国的外国学生，这就是桃李满天下的含义。那个时候我是为了工作才一定要出国的，日本医院院长邀请我去工作，是因为《人民日 报》海外版刊登了我的学术报告才请我的。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个国际人才——国际医生，国际教师，为世界贡献才智的人，真另我自豪。
文革中的小资调
初 中的时候，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是割麦子，当时每年夏天会组织大家一起去顺义郊区割麦子。当时感觉割麦子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因为太阳很晒，我和刘小眉 （中宣部部长刘祖春的女儿）为了防止受伤和防紫外线就带了个白手套，，后来被学校评判我们为小资产阶级思想。
我们每个人就带个大草帽防晒，开始割麦子，早 上开始还站着割，下午就坐着割了，太累太热了。但是在农村，割麦子是很锻炼人的，虽然最后我还是没有学会如何熟练的割麦子，但对我的锻炼还是很大。后来我 们田振明主任的女儿田蕙对说我，我要是插队，真可能养活不了自己。那时每一个人全部得割到头儿，然后再堆起来，就我的手没有力量。那时要是没有体力，肯定 是不行的。现在想想我当时也是有种精神支撑的，人无完人，一个人的这方面的不行，另一个方面估计应该会弥补上。
1969年，建国20 周 年大庆，我们学校是文艺大军，随红色娘子军彩车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高喊：“革命文艺主要为工农兵服务。”可是我穿的不是农民的服装，我穿的是 解放军的服装，领章还是红塑料的。记得当时老师是不允许照相，我就把军装穿到里面的衣服里，跑到颐和园的山顶上偷偷去照了一张相，因为我们家里人谁也没有 穿过这样的服装照过相，好不容易穿上一次这样的军装，我为什么不照一张给自己留个纪念呢，但是我没想到我周围有那么多人潜伏着，我管他们叫做间谍。
真没想 到被那人发现了我在颐和园的山顶上照相，就报告给老师，学校居然给我开了批斗会，说：“你为什么穿军服照相，这是违反纪律……”把我批评得一塌糊涂，最后 我就决心要穿真正的军装，当真正的军人，气死那些批评我的人，让同学们羡慕死吧。那个年代能在北京当兵，简直是无上的荣光，在家门口当军人更是特权阶级才 有的“专利”，我都享受到了，而且是和中央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在一个医院。与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纪登奎的女儿纪方，张国华的女儿张琳，很多很多，我们都成 了最好的战友，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