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陋却庄严的法庭上，费利佩表现的像一个疯魔的野兽。
最后，朱启功写下判词，站起来向众人宣布：
“皇明在上，西人费利佩者，传教道士也。其在吕宋，不思仁厚，率兽食人，滔天莫逆。犯下煽动群小屠杀华人、煽动群小屠杀土著、煽动各族互相屠杀、绑架国民自焚、奴役百姓、抢夺财产、强迫移民、滥杀无辜、强征民夫、抵抗天兵等数十桩之滔天大罪，他要为汉人、土著、西人共计至少七万多条人命偿罪。虽一死不足以谢天下，然不杀何足以平民愤？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被多层次举证论述罪恶的费利佩主教从声嘶力竭的否认，到胡言乱语的阻挠，最后终于沉默不言。
他被抓起来，放在陈胡里奥的尸体上，由刽子手擦亮刀刃执行死刑，一刀斩下头颅。
头颅落在陈胡里奥的身上，咕噜噜的转到陈胡里奥的脸旁边。倒是脸贴脸，成全了陈胡里奥对费利佩主教的期待。
“将此二贼合葬，树罪碑，将其罪过流传后世，以为警醒。”朱启功给予了对尸体的赎罪判决。
这是一场不太完美的审判，因为辩方并没有辩护讼师，整体更像是告讼方对被告方的单方面骑脸输出。但这不妨碍此时的人们纷纷鼓掌，赞叹审判的逻辑紧密与公正。包括来旁观的各个基督教修士，都不得被承认费利佩犯下弥天大罪。
第五百四十四章 公刑为上，私刑为下
一整日的审判结束后，朱启功等人已经累的虚脱。
李洮揉捏着酸痛的肩膀，诉苦道：“天哪，上个法庭这么难。我以前上法庭审犯法小兵的时候，哪需要这么多屁事。”
军事法庭上审小兵很简单，提出他犯了什么罪，是革除还是枪毙，十分钟就能结束。
施世骠乐呵呵的卷起案宗，说：“审了一天我才懂，为什么要有法庭。德并于法，宽仁相继。如果这个狗东西只是死在牢里，那谁又知道他做过什么？只有把他狠狠的审，把他做过的罪都曝露出来，让人人都来看，才是真正的判他死刑。”
在不远处，一直旁观的朱启圣突然发出感慨：
“怎么说呢，就感觉...像是在送葬。咱们杀的不是这妖魔，而是罪本身。”
中山毋庸已经涕零：“贼子好死。不能让他便宜的死了，就得这么把他拉出来审，让万民都来看。”
也有人觉得，应该早点杀了他，千刀万剐不为过。
大家讨论着，到底是一刀杀了，还是被挂在法庭上审判一整日更好。
或者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众多文盲争论来去，莫衷一是。
其实二国都司新修订的《新编大明律》上写的很清楚：“法为仁政之本，法为后来之鉴。褒善贬恶，导民以道。有罪而必审，公刑为上；无罪而轻杀，私刑为下。”
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给社会提供秩序。撇去统治阶级这一点，法律为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运行准则，以方便大多数人的生活。作为最低的道德，法律给整个社会兜底。
费利佩是死是活不重要，但审判费利佩的过程却十分重要。
只有经过公刑的审判，才能给他犯下的罪盖上印章，踏上一万只脚。
这也是郑诛和一直努力推进法治的初衷。等到法治更加深入民间，人人都请讼师的时候，就是单独设立法院，把审判权交给专门法官的时候。
次日，当众人还沉浸在昨日的大审判的气氛中时，大法庭继续开庭。
福斯托总督被迫上台陈述，承认他未能阻止费利佩主教发疯，并必须对战争开始以后的各种事情负次要责任。
然后朱启功站出来，以郑诛和的名义特别赦免福斯托，要他带着明军的和平条件回新西班牙谈判。
鲁多维科少将也被迫上了被告人席，但仅仅是斥责了他跟随昏庸主教的战争罪行。由于他有救人情节，所以仍旧特别赦免，放他带领无罪者归乡。
在整个大审判期间，每个西班牙侨民都必须证明自己的到来时间，是否参与屠杀罪行，是否拿起武器对抗明军。
包括还幸存的混血土著在内，明军做到了连一只狗都要拉出来审一审，看它咬不咬人的尸体，判断这条狗有没有亵渎人尸，如果有就和西班牙人一起枪毙。
经过连续六天的审判，筛选出大概七百一十一个西班牙移民，由于参与屠杀、教唆、虐待、被煽动等各种犯罪事实，在马尼拉的圣奥古斯都教堂前举行统一行刑仪式。
还有他们养的四十多只狗，也被一并举行枪决。
讼师临时代替法官宣布他们的罪状，士兵朝天鸣枪三声，然后将他们和狗一起推入罪人坟，灌入水后淹死，最后填土封埋，也树立上罪人碑。
两个罪人碑相互对应，记叙着这段历史。
但这仅仅是审判的开始。
广
东巡抚朱弘祚、福建巡抚卞永誉带着广东提刑按察使、福建提刑按察使，以及他们的部门上百人漂洋过海抵达吕宋。从现在开始，明军要往前依次倒查，查询西班牙人的坟墓里埋着的那些人，有没有参与屠杀华人、屠杀土著等罪恶行为。
整个西班牙菲律宾总督府留下的如山般的文书、主教区里的各种文稿记载，全部被拿出来由翻译来改成中文，再交给提刑按察使司审查。
如何惩罚这些已死之人呢？
那些在其中犯罪的人，一旦找到坟墓，便由法官去宣布他们的罪恶，再宣示罪行与刑期，用锁链将坟墓与墓碑锁起来，悬挂上铁板刻印的审判书留给后人见证。
这种追凶追到坟墓里也要审判的精神，把各路传教士们吓了一跳。
许多华人和传教士都开始写作，有《吕宋提刑录》《悔心录》《铁案补注》《中国见闻》等书作为法律范书流传。
整个圣地亚哥堡的破城战记与法庭记录，被朱启功喊来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教士郭天爵进行全程跟踪，起名为《西班牙在大吕宋的大屠杀纪实：罪恶主教的终结》。
对于这种好事，葡萄牙传教士郭天爵自然大喜过望。
郭天爵是四年前来的中国，他先去了北京，但是在教皇1645年禁令下举步维艰，后来撤回澳门，现在能抓获敌对派系的黑料，还能讨好中国人，自然是马上开始现写现编。
这不只是因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关系不好。更是因为，郭天爵属于基督教下天主教会所属的耶稣会，是出了汤若望、南怀仁的中国化基督教会。
但是费利佩主教所属的天主教托钵修会下的奥古斯都会，却是最为激进的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修会，他们十分狂热的要求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必须保持教会规定的秩序和状态，不允许其有一丁点越界的行为。
在托钵修会的攻击下，耶稣会才倒了大霉。
1645年，在西班牙托钵修会等教派的支持和催促下，教皇下令禁止中国基督徒参加祭祖、祭孔等礼仪，这极大破坏了耶稣会努力在中国传教，适应中国文化的过程，激化了中国与基督教派的矛盾，并最终导致耶稣会势力基本被驱逐出中国。以及之后中国禁教的多次加码。
对于支持基督教中国化的耶稣会，二国都司的态度比较温和，因此郭天爵在细致了解了从开头到结尾的战争，以及和罪魁祸首‘百万白银大盗’瓦永深切交谈后，将这一切都归罪于前任总督雷东多兄弟，以及被审判的费利佩主教。
在他的直笔下，西班牙人对于大吕宋的百年血腥统治被揭露。尤其是托钵修会无视极高死亡率的迁入西班牙移民、在此驻守的士兵如同乞丐、对于华人和土著的多次屠杀，还有吕宋华人的多次反抗，都成为西班牙殖民罪恶的历史罪证。
特别是对此事完全负责的西班牙皇室与西班牙教会，被郭天爵写的罪恶滔天。
这本书被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带回欧洲，成为教皇与他所属的托钵修会在亚洲作恶多端的罪证。整本书在英、法、葡诸国迅速脱销，成为一本可以拿来羞辱西班牙王国的大乐子书。并且连法国、英国的官方都将这本书作为教皇与天主教作恶多端的恶证，拿来拒绝教皇的许多请求。
与之相对，西班牙王国与教皇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强行将费利佩主教封为圣人。
但好笑的是，第二年随着这本书的流行，费利佩主教的圣人封号又被偷偷取消了。
正是通过这本书，欧洲人了解了明国的许多东西。
他们对于法律治国的典范，他们对于审判罪人的正规流程，他们派出讼师举着一件件证据证明罪人之恶的过程，他们允许罪人为自己辩诉的法律精神，成为欧洲中国热时期，中国法制被人了解的最佳传播载体。
写下这一切的葡萄牙传教士郭天爵，还不知道他取的这个愚蠢名字，和明太祖朱元璋有点犯冲，这是朱元璋的小舅子，因为谋反被杀。
但他的确在书里写到：
“从此，我们可以无比肯定的确认，不存在什么西班牙的菲律宾，世界上只有属于中国的大吕宋。”
第五百四十五章 华夏文化覆写（带地图）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格局不大，一共也就十几个殖民据点和港口。
随着马尼拉的溃败，其余各地的西班牙驻军不是跑路去印度，就是举手投降希望能在明军这里领到救命的工资。
按照之前的设计，二国都司在菲律宾只直辖有限的大岛，其余的土邦和小岛就都交给民间人士自己想办法开发。
因此，新设置的大吕宋宣抚司，总部放在马尼拉，在北部的吕宋岛上直辖马尼拉、甲米地、八打雁、邦阿西楠、邦板牙、拉蒙、升阳堡与甘米银岛，在最南端的棉兰老岛直辖三宝颜、卡拉加、伊洛甘。
在中部，大吕宋宣慰司则只直辖班乃岛、宿务岛，控制奥通与宿务两座港口。其余地方只挂名。
在西部，直辖卡拉棉群岛上的卡拉棉城。
合计十四个城镇港口。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经营就是典型的教会控制的庄园经济，城镇很少，土地归属于教会。
这样做最好的收益，就是教会努力帮你殖民，帮你控制人们的信仰。但坏处就是，教会的土地兼并上了天，你很难征收到教会的土地税。西班牙在美洲的整个税收制度中，土地税一直都很稀缺，正是因为如此。
所谓福祸相依，吃了教会的福利就得给教会利益。而西班牙从教会得到美洲，也因为教会独霸一方而入不敷出，失去美洲，是标准的天道报应。
面对这种情况，朱启功的办法就是，放开各种管制，允许广东人和福建人进来分割田土。
在官府的控制下，每家每户五十亩、一百亩，或者一座山，给他们自己专营五年、十年的时间。先把人口与金钱吸引进来，到时候再收紧官府的控制，将其中的不良成分挤压走，留下优质资产。
但为了巩固官府的根基，朱启功一定要控制住主要贸易港口，尤其是控制住蔗糖这一经济支柱。
经过十几天的连续审判，活人的审判基本结束，后面就是不断的追查死人。
福建巡抚卞永誉，作为山东大汉，却精通于书画鉴赏，又能带兵打仗，是个允文允武的进士，他祝贺朱启功：“吕宋风土，果然不同。我在此祝贺朱宣抚使，开疆拓土之大功，光耀门楣矣。”
“岂敢岂敢，陛下尚未定意，不敢自夸求容。”朱启功急忙表示自己没那个水平。
旁边的广东巡抚朱弘祚也是个山东大汉，他声音沉稳道：“吕宋满地膻腥，夷狄之风大行，可想好怎么改名？”
“福建人都叫马尼拉为民埠。”朱启功拱手，拘谨的表示自己不会违背民众的意愿。
民众叫什么就是什么。
马尼拉这个名字是土话，所以民埠就只是福建人的音译缩写读法。是马尼拉—曼尼拉—曼埠—民埠这样一点点简略过来的。
谁知道，卞永誉却扶手扼叹：“珉埠好啊。所谓珉，白石近乎玉者。山海经曰：岐山者，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白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林多樗。周文王凤鸣岐山，遂奄有中国。中华于兹有珉，岂不谓南洋岐山，奄有大吕宋之福兆呼？我看这海湾对岸有一高大火山，可以为南岐山矣。”
朱启功愣住了。
他也就读了几年书，和卞永誉这种享誉文化界的书画鉴赏收藏家相比，简直就是文盲。
区区一个民的读音，卞永誉就立刻解出了珉字，然后从白石近乎玉者，推进到山海经，再从山海经里找到岐山的典故，接着就这样顺理成章的把马尼拉变成珉埠，把马尼拉湾对面的马里韦莱斯大火山，变成南洋岐山了。
这是在搞什么？
卞永誉是在人工制造一个建城神话，将周文王凤鸣岐山的故事挪用在马尼拉。区区一个历史典故，就将覆写掉过去马尼拉土著、西班牙殖民的历史，让马尼拉的历史从此刻，从周文王凤鸣岐山开始计算。
这是用中国的历史，彻底覆盖掉土著的历史。
非常霸道，非常不讲理，但却十分有效。
就好像鄂霍茨克改成北室韦行军司，这就是将俄罗斯出现的历史完全替换掉，把当地的鄂温克人从北室韦时代开始算，续接到了中华历史中。只不过这种手段还是有点牵强，不如卞永誉这种以文化取胜的招数有效。
此时此刻，想了好几分钟才想明白这里面的弯弯绕的朱启功大为惊叹。
谁说国人不懂殖民的？
眼前这些家伙，一个个都是老而成精的妖怪，他们张张口就能解决许多年轻人搞不定的事，只不过一般不会把功力用在这里面罢了。
这时，广东巡抚朱弘祚也加入战场：“有阴就有阳，既然有岐山，怎么能没有凤凰山？南岐山之北还有一大山（纳蒂布山），可以为凤凰山。这个大湾就可以叫凤鸣湾。甲米地那个桑格莱港，可以对应珉埠的阴多白珉，阳多赤金，就叫他赤金港。”
朱弘祚也用了典故，而且也是周文王凤鸣岐山的另一梗。
凤鸣岐山出自《国语·周语》：‘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
而《诗经·卷阿》记载：‘凤凰于飞，翙翙其羽。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所以从古人开始，就经常把凤凰鸣于岐山，以及凤凰鸣于高冈混在一起。再加上岐山北边就有凤凰山，所以岐山与凤凰山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也被混成一体。以至于成为文人们津津乐道的梗。
因此，朱弘祚就借用了歧义梗，来加入到吕宋新历史的创作中。
而且他也似乎在暗暗和卞永誉较劲，看谁的知识渊博丰富，
谁能更多的在吕宋留下自己的名字。
两个读书人之间的争斗，讲究的是一个化劲，你来我往，你有典故我也有梗。
历史记载，山东的读书人比较喜欢死读书，李白和苏轼这俩四川老乡还曾经都不约而同的吐槽过。但是死读书也有死读书的好处，朱弘祚与卞永誉这俩山东人典故一个书袋一个书袋的掉，可是把旁观的人看的目眩神迷。
这会儿，朱启功才看出来了。
广东巡抚朱弘祚和福建巡抚卞永誉一起跑到马尼拉，为的不是纯粹清查罪案，审判过去百年来对华人犯罪的西班牙人。
他们主要是来争抢吕宋群岛的归属权的。
无论是赶紧抢先命名也好，还是争夺侨民安置也好，根本就是都想把吕宋划拉到自己的辖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