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到了1942年日美开战。应该公平地说田中隆吉是反对开战的，田中隆吉是支那通，并不太知道美国的事儿，但是张鼓峰的苏军炮火他这辈子忘不了。都是白鬼子，炮火应该都差不多，这辈子他可不愿意再挨那炮火。你要是说他田中在中央机关，“英美鬼畜”炮火再猛又轰不到他身上，他这是害的哪门子怕呢？人家又没有打算当一辈子少将局长，还想在肩上再添几颗星呢。怎么看怎么觉得武藤章坐的那个位子——军务局长爽。可是想升官就得到现场去锻炼锻炼，和蒋介石玩人家田中倒是不怕，可是要和山姆大叔开练，哎哟我的妈诶，听说那比俄国人还阔，打起炮来不论个，论时间，这打到本将头上来怎么办？所以反对。
那不行，那叫“失败主义”，这么一来田中就被轰出了陆军省。和石原莞尔不一样，石原莞尔反对扩大事态有一套一套的说法，所以被轰出了军队还能到陆军大学去当教授；这位是真的怕死，说不出什么道道，把东条惹急了说他有神经病，干脆关到国府台的陆军医院去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怎么转预备役还捎带着给披了一件“疯子”的马甲？这下田中隆吉对一点不给面子的东条英机，竞争对手的武藤章，身为陆军次官装聋作哑不说还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的的木村兵太郎是恨之入骨。
但是田中隆吉是不是精神有毛病一直还真是个问题。理由是后来在1945年3月当时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起用了他做罗津要塞司令官，但成天神神叨叨，还是用不了，最后不得不解除召集，让他回家养病。不过这话得这么说：到底田中是原来就被老毛子吓成了神经病还是被东条英机给治成了神经病没人知道。
战争结束了，田中隆吉的病也好了。其实大概本来也没有什么病，就胆小一点，怕大炮。这次是想在政界混一下，想抬出宇垣一成大将组阁。但是麦克阿瑟大帅爷说宇垣一成就算不是战犯也不能担任公职，这下田中又抓了瞎。
田中思前想后，越想越恨东条英机们。1946年写了一本叫做《分析败因》的书，批判东条英机对美开战的冒傻气。这本书因为里面有很多外人所不知道的日本陆军内情，立即成了热门。
原本刘建业还没有想起这个人，田中隆吉的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引起了刘建业的高度注意。刘建业立即通过以向哲浚为首的中国检察组以国际检察局的名义发出了一个要求田中隆吉投案的命令。
出于田中的意外，这个命令不是逮捕令而仅仅是找他这个人。找他不是要逮捕他，而是找他证实他那本书的细节。所以田中隆吉没有被关在巢鸭监狱，而是被关在所谓“服部HOUOSE”，就是“服部时计”（就是那个现在做精工牌手表的）老板的私宅，被中国占领军征用的。这座房子挺有名，田中在里面住过，从巢鸭监狱里被放出来的里见甫也在里面住过，后来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也是在那座房子里面起*的。田中隆吉在里面住的不寂寞，中国占领军容许他带着小老婆和儿子田中稔三个人住在里面。除了不让出来以外，里面好吃好喝得挺舒服，还有田中最喜欢的威士忌。
刘建业为什么如此厚待田中隆吉呢？田中隆吉是个宝库，从一开始田中隆吉的记忆力就给了国际检察局极深的印象。田中的记忆力原来就是有名的，现在在国际检察局的审讯官面前，更是大放异彩。对于重大事件，能够很清楚地回忆出日期和参与人，几乎没有错误。
国际检察局的审讯官们是FBI专门搞帮会调查的那拨，本来总检察长季南就是因为砸芝加哥的黑手党而出名的。他们的审讯哲学是：日本的军部也好，芝加哥的黑手党也好，都只不过是普通的犯罪集团；既然是普通的犯罪集团，只要许以不加起诉的好处，就肯定会有人出来和警方合作。而警方需要的是一个深知内情的原高层人物，田中隆吉少将正好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而田中呢，有了占领军开出来的免死牌，当然是很欣然地答应这个司法交易。对他来说捎带着还可以报一下东条英机，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的仇，不干才傻呢。
刘建业肯不惜以不让他受到起诉为代价换取他的合作，也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田中隆吉的记忆力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宝库，只要他肯出庭作证来指证那些战犯，在法庭上的证言将是非常关键和具有杀伤力。
为了达到大的目标，必要时候和嫌疑人达成司法交易，这是英美法系常见的。刘建业现在为了能够尽快加速法庭的审讯进展，也只能暂时放下对田中隆吉战争罪行的追究。大不了就先让他多活一阵，刘建业相信只要自己的部队还在日本执行占领任务，田中隆吉就能逃得出自己的手心。
田中隆吉之所以一出场就能引起法庭的骚动，并不是大家见惯了穿军装或者是穿长袍马褂的田中，而今天田中穿着西装，也不是因为田中是前陆军省兵务局长，陆军少将。因为东京审判的被告们几乎全是大臣将军，所以出庭作证的各国将军多如牛毛，光日本就有米内光政，冈田启介这两位当过首相的海军大将加上宇垣一成陆军大将出庭，其余中国，美国，苏联，英国，蒙古哪国的将军都有。到后来连将军们的老板皇上都坐到了证人席上，就那个满清宣统废帝，“满洲国”的“康德皇上”溥仪。
也不是因为田中是作为控方证人的身份，控方证人中也有日本将军、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就排在田中的前面。大家惊讶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会吃窝窝头的人都知道田中和这场战争的关系，这号本应该坐在被告席上的人物，怎么成了证人？他会做出怎样的证词？
被告席上的各位甲级战犯们也一样地从本能反应就知道这主儿出来必没好事，所以诸位战犯们不是躲避着目光对视，就是怒目以视。
当然事情也有例外的。被告席上就一位对田中笑了笑，点了点头。
谁？桥本欣五郎退役大佐，田中隆吉的老朋友。
桥本大佐马上就要为他的乐观后悔了。两小时以后桥本就公开宣扬：“这是一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事”。
本来的惯例是证人先提出证词，然后检察官再根据这份证词提出问题，被告律师的盘问等等。大概是在询问期间对田中的记忆力有了充分的自信，首席检察官季南向卫勃大法官提出直接提问的请求。
卫勃有点意外，但随即就同意了。马上卫勃就会知道季南的理由了。
田中坐到证人席上以后，立即很轻松地就回答了季南对其身份的盘问：“1914年12月任陆军少尉，1921年11月陆军大学校毕业，1922年12月1日就职参谋本部，……1940年12月1日陆军省兵务局局长，1942年9月退职”，全部18项，没打一个顿，而且不是用的日本年号，什么“明治”“大正”“昭和”的，全部用的是西元纪年法。
这一下就把审判场给镇住了。
那场审判的主题是9.18，也就是所谓“满洲事变”——
第三部 第三百三十一章 正义(十)
秋季的夜晚，美丽的港城旅顺被清爽的寒气笼罩，港Vl闪烁的3G文学网汇入夜空的星光，在深深的寂静中微微颤悸。
一阵尖利的电话铃声撕碎了这深深的寂静，惊醒了醉梦中的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片仓大尉。他敏捷地跳下床，一把抓起电话听筒。电话里传来惊天动地的消息：“今晚10点半钟左右，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沈阳)北大营西侧破坏了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赶赴现场的独立守备第二营发生激战。”
事关重大，片仓立即通知石原、竹下、新井、中野等参谋到关东军三宅光治参谋长官邸集合。他顾不上还穿着和服，匆忙扎上一条裤裙便跑向三宅官邸。
三宅光治少将急急地看了电报，立即给本庄繁司令官挂电话，接电话的副官并不惊讶，不紧不慢地说：“本庄司令官巡视辽阳刚刚，回来，正在洗澡。”三宅参谋长请求本庄司令官速往司令部，令参谋们也速往。
参谋们走出三宅参谋长的官邸。片仓和武元在官邸前的柳树下停住脚步，并叫住了走在前面的中野和新井。
“喂!”新井首先挑起了话题：“我认为这件事有些可疑，你们怎么看?”四个参谋都是刚出茅庐的年轻人，数新井少佐的资格老一点。他一挑起话题，几个人就议论开了。
“前几天花谷喝醉了酒，曾向我夸口说：‘如果发生什么事件，可以在两天内占领南满洲让你们看看’。莫非就是指的这件事?”片仓所指的花谷，名叫花谷正，是在奉天的日本特务机关成员。
“板垣和石原很可疑。板垣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少将来满为理由，昨天急忙从辽阳返回奉天。石原呢，刚才那样紧张的时刻，我们几个都穿着和服，只有他一个人严严整整地穿着军装。”
中野和武田谈了对疑问的感触，认为“他们是想背着我们抢头功。”
“要打就打嘛，为什么事前不告诉我们?上回炸死张作霖，板垣和石原也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他们陷入了沉默，向漆黑山峦前的一栋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房走去。
事隔十五年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头发梳得干净整洁，戴着眼镜，看上去年轻精干的中国检察官倪征燠，用高亢的英G向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发问：“你可承认爆发‘九;一八’事变之前曾持有作战计划”
板垣征四郎：“所谓的作战计划，有必要向您说明一下。”中国检察官倪征燠：“我不想听说明，我只要你回答‘是’，或‘不是’作战计划由作战主任负责，是根据参谋本部的指令制定的，就是说在理解上级意图的情况下编制的。我没有直接参与。”
中国检察官：“但是你的供词中说在没有中央的承诺下编制成了这一作战计划，而现在却说是根据中央的训令制成。难道你不感到矛盾的吗?”
板垣：“我想熟读供词就会明白了。在此再说明一下，在供词中提到关东军尽管多次向中央要求增加兵力、提供新式武器，但都没有被采纳，于是关东军方面只好以现有的兵力和装备制定出自己的计划。这就是供词的正确理解。”
板垣不能自圆其说，便以蛮横的态度反驳中国检察官的质问。倪征燠怒火中烧，当场出示了当时日本内阁的币原外相于1931年9月发给日本驻满洲总领事的电报：
“最近关东军板垣大佐等，在贵地拥有相当可观的资金、操纵‘国粹会’和其他中国浪人进行种种策动，据言‘发本月中旬为期限，断然实行具体行动’云云。需部署取缔其一伙浪人的策动。”
读完电文，问其有无此事，板垣只好使出耍横拨赖的无招之招：“其电报内容实属无稽之谈。据我回忆那是在沈阳事件之后的事情，参谋长三宅少将给我看过了，按他的话来说不值得一提，只是去总领事处开开玩笑而已……”身材矮小的板垣站在被告席上不断地搓手，托眼镜，青白的脸微微胀红，显得烦躁不安。
事情正如片仓参谋们在那天晚上猜测的那样，法庭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板垣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28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阴谋炸死了东北奉军大帅张作霖，企图先唆使东北奉军宣布独立，然后再借机吞并东北，但心怀杀父之仇的张少帅却在稳固了个人地位以后挂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旗，使日本的图谋受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便开始了新的阴谋。1929年7月至l931年7月，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伙同另一个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先后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和锦州等地侦察地形．刺探军事情报，暗中研究制定侵占东北的作战方案。板垣估计，当时张少帅约有25万东北军，其中约有2万精锐在沈阳附近，并拥有飞机、战车和军工厂。而关东军仅有1万零9百人在沈阳附近。板垣与石原等人于是密谋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先占领沈阳，进而占领“满蒙”。为此板垣在东北和日本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和宣传煽动的活动，悄悄布置兵力，占据了东北军营区对面的所有战略要地。根据侦察到的情况，板垣认为攻击沈阳必须用大炮，便与陆军中央机构商议，从日本国内调运来两门口径24cm的榴弹炮。大炮用客船从神户起运，到大连上岸时，为掩人耳目，参加搬运的关东军士兵都装扮成当地的码头工人，说装炮身的木箱是一个什么大官的棺材。为了安装和隐藏大炮，事先挖了一个直径约5米的深坑，说是挖游泳池；还制作了一间l0米见方、高7米的马口铁棚屋，工程于午夜12点至凌晨3点秘密进行，限三天完工，由于繁重和酷暑，不少人得了夜盲症。
1931年6月中旬，日军参谋本部秘密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原则。板垣和石原在7月组织的最后一次“参谋旅行”中，与日本驻沈阳的特务机关密商了具体方案，决定于9月28日在柳条湖附近炸毁一段“南满”铁路，诬称为中国军队所炸，以此为借口突袭张少帅的部队。正当准备就绪即将行动时，消息走漏传到东京，日本军部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要板垣等人“再隐忍一年”，并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前往沈阳制止关东军擅自行动。板垣得知后，决定提前动手。
17日，板垣随本庄司令官到辽阳巡视。l8日下午，本庄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板垣于早晨到沈阳。他再一次周密检查了炸柳条湖铁路的准备工作，然后前往本溪湖迎接建川。在一同回沈阳的途中，建川有足够的时间与板垣交谈，但他并没有制止肇事的意思，实际上他在暗中怂恿板垣行动，对事件能够成功深信不疑。
到沈阳后，板垣把建川领到日本人开的“菊文”酒馆，找来艺妓陪他饮酒取乐。板垣和建川默契配合，把沈阳和东京这两个齿轮的啮合错开，让沈阳转快一个齿。板垣没有参加酒宴，他连忙赶往策划阴谋的沈阳特务机关坐镇指挥。
当晚l0时18分左右，关东军岛本大队工兵中尉河本末守等人，用一枚骑兵用的小型炸弹在距东北军兵营约800米处炸毁了一段铁轨，又在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几乎与此同时，24cm榴弹炮巨大的轰击声震撼了沈阳全城。日本领事馆代理总领事森岛守人赶到特务机关，板垣对他说：中国正规军的军人炸毁了南满铁路，严重侵犯了日本权利，日本应采取坚决措施，动用军队，为此已向军队下了命令。森岛试图说服板垣不要匆忙行事。
板垣平素莆白色的脸此莉变得像一块生铁。他握着军刀的刀把，大声地申斥道：“不要干涉统帅权!”
特务花谷有恃无恐，刷地拔出军刀，把刀尖顶着森岛的衣领狂吼：“谁敢干涉就杀了他!”
板垣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早已在暗中做好准备的关东军向东北军猛攻，迅速占领了东北军的北大营。同时猛烈炮击兵工厂、空军司令部、飞机场及大学等处。次日晨日军攻占了整个沈阳市。
“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由于张少帅在众位东北军老将的劝说下，出于保存实力的私心，下令东北驻军对日军的进攻不许抵抗，留守东北的东北军部队忍辱含悲撤往关内。“军官流涕，士兵痛哭，悲号之声，闻于遐迩”，东北大地飘摇下沉，红高粱的黑土地燃烧着散发出浓甜灼烫的血腥气息。不出四个月，东三省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