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瞒几位说，邻居是一对老夫妻，有两个儿子都应征入伍了。刚刚来了两个警察，通知他们，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在菲律宾战死了，一个在中国关内战死了。两个老人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老板娘带着一些同情地说。
“战争给日本带来的不仅是财富，荣耀，还有苦难。只是从明治维新以后的很长时间以来，日本人都只看到侵略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没有想到战争同样会给他们带来苦难。我们不时有一句老话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刘建业说道。
向哲浚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梅汝璈说：“不管怎么样，和我们中国人所遭受到的苦难相比，日本人的这些也实在不算多。”
刘建业说：“我现在真的很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苦难才能完全结束。”
沉思了一段时间以后，梅汝璈说：“时间也许不会很长，也许还很遥远。”
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夏天，法庭审理进入了中国满洲阶段。“皇姑屯爆炸案”是法庭对被告重点调查的第一个阴谋侵略事件。
到底是谁炸死了张作霖？皇姑屯事件的性质是一般刑事案件还是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第一枪？法庭进入了白热化的争辩……
1946年7月5日，就皇姑屯事件，法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广濑一郎陈述道：“检方律师武断地指控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开始事件，既违背了事实，也显然混淆了局部冲突和正式战争的区别。”
“当时国际社会唯一承认的，并且建立了外交关系的中国政府就是北京政府，而张作霖先生是北京政府的首脑。我想请问辩方，一个国家利用阴谋炸死另一个国家的首脑，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行为又是什么呢？”季南问。
广濑一郎反问：“检方律师有何证据证明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军队所为？”
季南拿出一份证词：“这是田中内阁时期的海相冈田启介的证词——日本满铁守备军一直在间接援助张作霖将军，但张将军一边接受我军的援助，其实已经在北京向英美示好……田中内阁一直想通过谈判来争取张将军，但关东军本庄繁将军手下阴谋集团因对田中内阁政策不满，这伙人卡断通讯，将本庄将军完全隔离起来，策划了炸死张将军的事件……”
“请问检方律师，一个海相作证陆军的事情，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那么谁作证才能证明此事真实存在呢？”
“当然是陆军的官员。”
季南微笑了一下，看向法官席：“下面，请法庭传原日本陆军中将，原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到庭作证。”
广濑一郎有些疑惑地看向战俘席。
卫勃说：“允许！”
法庭执行官叫道：“带证人田中隆吉！”
东条英机的眉头皱了起来。
微微的喧哗声中，一扇门打开，田中隆吉站在门口。法庭上人们在交头接耳。
东条英机紧紧地盯着田中隆吉，板垣、土肥原及其他战犯都惊讶地看着田中隆吉。身穿西服，长得肉头肉脑，看上去有点像山西当铺老板的田中隆吉环视了下法庭，直直地走到证人席。
梅汝璈看向下面，向哲浚也看着他，用手指悄悄地指了一下坐在贵宾席上的刘建业，冲着梅汝璈微微一笑。梅汝璈也笑了一下。
田中隆吉坐到证人席上。
季南问：“证人，请问你的姓名。”
“田中隆吉。”
“国籍？”
“日本。”
“职业？”
“原日本军人，现在退役。”
“你退役前的军衔及职务？”
“陆军少将，退役前担任陆军省兵务局局长。”
法庭上又是一阵骚动。
田中隆吉是1893年生人，1913年陆军士官学校26期毕业生，同期的有那位死在硫磺岛的栗林忠道中将（死后晋升大将）。陆大34期（1921年）的毕业生，从1922年开始在参谋本部任职，1923年在支那班任职。
日本的昭和历史书上经常会出来一个名词“支那通”，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那时日本人管中国叫“支那”，所以这“支那通”就是“中国通”的意思。“支那通”是一个专有名词，那是专指参谋本部支那班出身的那些参谋，像铃木贞一，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根本博，长勇，佐佐木到一等人的，不能随便乱用。那个“支那班”后来升级成了“支那课”，但是“支那通”仅仅用来指那些“支那班”出来的人。这位田中隆吉就是这么一位“支那通”。
陆大34期支那通不少，最后一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最后的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和石原莞尔一起搞“9.18”的花谷正，还有和知鹰二都是那一届的。
田中隆吉的朋友不少，在支那课混的时候通过桥本欣五郎的介绍，和大川周明交上了朋友。这个朋友可交的好，后来田中去满洲以后就知道好处了。1927年开始田中隆吉开始在中国活动，一开始在张家口任特务机关特派员，同时还有一个身份是参谋本部研究员，就是说同时代表参谋本部。因此1928年的“济南惨案”发生以后他在现场，还交了一位了不起的朋友，就是那位后来大名鼎鼎的“鸦片王”里见甫。
就这样，田中隆吉和其他参谋有点不同的是他一直在情报行当混，几乎没有干过作战参谋。所有的阴谋事件几乎都能找到他。
30年开始担任陆军驻上海武官，32年1月田中少佐和“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在板垣征四郎的指示下策划“第一次上海事变”，也就是“1.28事变”，目的在于转移国际视线。川岛房子雇了杀手在上海袭击了日本和尚，造成一死两伤从而挑起了这次事变。板垣的目的是在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挑起武装冲突就不会有人去注意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了。“1.28事变”一直闹到5月5日才签订停战协定，而板垣征四郎们则乘机在3月1日偷偷摸摸成立了那个“满洲国”。
这个“1.28事变”还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地方，那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用军用飞机轰炸民用目标。从航空母舰“加贺”和“凤翔”号上起飞的海军飞机轰炸了上海。
而田中也因为在“上海事变”中的功劳而升为中佐，在1935年去了满洲当关东军总参谋部情报参谋。后任德化特务机关长。在德化干什么呢？想学石原莞尔，鼓捣一个“蒙古国”出来。谁知他运气不佳，石原莞尔的对手是3流倜傥却优柔寡断的张少帅，可田中隆吉的对手是杀伐果断的傅宜生将军。11月5日，德王发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地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少帅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田中只好偃旗息鼓了。
失败是失败了，但是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这就升上了大佐。7．7事变的时候他在朝鲜军第19师团当第25山炮联队长，没赶上。急得和辻政信一起赶到天津去给那位牟田口大佐打气，生怕牟田口一不当心给主张不扩大事态的石原莞尔给忽悠了去。
卢沟桥事变总算按照这拨的意图弄大了，这边朝鲜军1938年8月又弄了一个“张鼓峰事件”。别看他田中隆吉穿了那么多年军装，还没打过正经仗，可算等到了这一天了。说着话拉着他那几门木头轱辘的山炮就去和俄国人干了。
人老毛子这次就让田中大佐彻底开了眼，一出手就是200多门大炮，里面居然还有不少150毫米口径的。再加上遍地的坦克飞机，一下子就把隶属日本朝鲜军的第19师团给打残了。这顿打不白挨，田中算长了学问，知道了白鬼子打仗是玩钢铁，大大地吓人吓人。以后没事还是不要去惹白鬼子。
人跟人不一样。辻政信输了诺门坎老是想报仇，这田中隆吉呢，算被钢铁给吓破了胆。以后田中这一辈子的所作所为都和这次在张鼓峰痛挨了扁有关。
痛定思痛，吸取教训。田中大佐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不是在第一线干的人，还是该去干特务情报老本行。正好可能上峰也觉得让这位去放炮有点屈才，屈才不说，这不一炮没放出去还差点让老毛子给放没了，就让田中去陆军省干兵务局兵务课长。
兵务局是陆军省最年轻的一个局。干什么的呢？主管“军容风纪”。1936年“2.26事件”以后，军部觉得要抓一下“军内思想工作”，这才在8月成立了这个兵务局。其实就是主管宪兵，宪兵在当时的日本不仅仅是军事警察，同时还是秘密政治警察，那时候的东条英机就是关东军宪兵司令。
干宪兵了不到一年，成绩斐然，官升少将。去了第一军当参谋长。第一军司令部在山西太原，怎么会要这么位不会打仗的将军去当参谋长呢？主要是当时日军想招降山西土皇帝阎百川，所以就派了这位“支那通”去了山西。他手下的作战参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那位后来在香港喊“毛ZD万岁”，在天津做对虾贩子的辻政信的秘书朝枝繁春少佐。
忙了半天，没忙出名堂。不管你能指出别人多少不是出来，阎老西在大是大非上还是分得很清楚：当汉奸，没门。大半年后田中又回了陆军省，还升了官，这次是兵务局长。
会不会有人觉得奇怪，这位田中上哪儿都干不成事怎么还能官运亨通呢？因为那时候东条正顺着。东条是宪兵出身，靠宪兵吃饭、觉得让田中管宪兵他放心。田中和东条英机在满洲就是旧交，37年他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东条兵团”（也叫东京兵团）的参谋。
现在中国人知道的昭和军阀在中国大陆的大屠杀一般就是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东条兵团”在晋察，内蒙进行的大屠杀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性质上都远远超过了南京大屠杀。那个“东条兵团”的编成也是日军历史上几乎没有过的：参谋任主将，所以有这么个匪号。
其实单单就中日战争来说，东条倒不一定是甲级战犯，但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乙级战犯。遗憾的是无论是国府还是ZG都没有加以追究，“阳高惨案”，“宁武惨案”等大量大屠杀行为根本就没有在历史上的东京审判上提起，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上也根本就没有“东条兵团”这个名词。还是秦郁彦教授在1987年才向世界揭露了这件事。说句闲话，这位秦郁彦教授也是被中国愤青们封为“右翼文人”的。
田中隆吉当了陆军省兵务局长，后来还兼了一个时期的陆军中野学校校长。这个中野学校是专门培养间谍的学校，特别变态，创办者是那位后来开战前夕和美国秘密谈判的岩畔豪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