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统帅端起茶杯很响地漱了一口，转向商上将说：“你再讲讲史迪威的个人情况。这个美国人，以后我们要集中精力对付他。”
第二部 第二百五十五章 暗流涌动
“据我所知，史迪威是个很难对付的人物。”外事局长从公文包里取出材料，边翻阅边说：“你们都知道，他有过三次来华任职的经历，对中国比较熟悉。他同美国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私交甚密，并且很受美国总统的信任。但是在史迪威的军事生活中，他最多只有带领一团人打仗的经历，那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我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位美国中将非常渴望有机会率领大兵团作战，做个麦克·阿瑟将军或者蒙哥马利元帅那样的统帅。”
“还有情报表明，史迪威与陈纳德有较大的矛盾，并且有激化的趋势。陈纳德是个自命不凡的退役军人，作战勇敢，独断专行，喜欢受人崇拜。他不喜欢别人干涉他的事务，尤其干涉他亲手创建的航空志愿队。但是，史迪威将军是总统任命的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他毫无疑问要指挥陈纳德，并且把陈纳德的独立王国接管过来。我还要补充一点，史迪威此次来华手握物资分配大权，他将会提出对将来反攻缅甸的军队拥有绝对指挥权，这一点几乎是明摆着的。”
最高统帅沉吟不G。高参林中将建议同美国人摊牌，明确协议用多少师换取多少装备。何总长狡黠一笑，说：“依辞修之见，让美国人自以为是总司令不是更好些吗？比如这次缅甸作战，杜光亭的第五军就让史迪威知道，别人的军队到底是养不家的嘛。”
最高统帅眉梢一动，若有所悟，他抬起头问：“杜光亭到印度了吗？”
何总长摇了摇头。
最高统帅突然大发感慨，赞叹不已：“杜光亭誓死效忠党国，精神可嘉。身为长官，与士兵生死与共，这样的优秀军人，在我们党国已经不多见了。”
白总长插言：“请领袖明示，罗尤青已经到了印度。委座要他回国还是留在那里？”
最高统帅略一思忖，断然说：“叫他去听史迪威指挥，反正装备也丢光了，回来两手空空。还有那个孙仲伦，我不放心。”
陈上将连忙接着说：“黄威和刘建业也带着部下不愿意听从美国人的命令，拼死回国的。刘建业为掩护部队渡过怒江还受了重伤。”
最高统帅闻言，马上表示说：“他们两人也是忠于党国的优秀军人，是黄埔的精英。以后都是可以有大用的。”
远征军里何部长派系和土木系的人马几乎一家一半，要是追究起来，大家都不好受。前面既然表扬了何部长的人，现在再安抚一下陈辞修，保持一下两大派系的平衡，这也是最高统帅驾驭部下的一种手段。
一架古色古香的镶花木座闹钟清脆地敲了十一下。侍从室钱主任报告美国客人已经到了山脚下。最高统帅让大家都到门外去等候，只把商局长留下来。
“启予，今后主要由你同这些美国人打交道。”最高统帅低声嘱咐道：“你要记住，我们中国人是最讲究谋略的。中国有句名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打败敌人固然可贵，但是兵不血刃就取胜更加不易，这才是军事家的最高境界。但是这不是军事，是政治。我们的中央军既不能送给美国人，更不能送给倭国人，它们是我将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本钱，你明白吗？”
外事局长频频点头。虽然，史迪威是他的多年老友，但是史迪威在缅甸的一些做法的确让外事局长也对他产生了些许的不满，认为他在缅甸作战过程里，片面地照顾英国人的利益，站错了队伍，让中国人为英国人的利益作牺牲。
史迪威脸色蜡黄，白眼球也变得十分昏暗。这天上午，一位名叫门德尔松的医生为他做了检查，确诊他患了黄疽症，病因大概是来华之前注射了变质的黄热病血清。那些变质的血清大量吞噬了他体内的红细胞，导致持续发热和全身不适。尽管如此，史迪威仍振作起精神，支撑着虚弱的病体，前往黄山官邸。
商上将出去后，“老*房”经过片刻宁静，山道上有了汽车开进的沙沙声。最高统帅从窗户里看到，两辆黑色的“福特”轿车一前一后驶进，在石阶下面停住。车门打开，美国大使高斯和史迪威钻出车来。
几乎与此同时，走廊里响起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叩击声。最高统帅夫人宋女士仿佛踩着钟点节拍一样分秒不差地出现在客厅门口。这对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权力的伟人夫妻相视一笑，男的伸出胳膊，女的亲热地挽住他，然后一同款款地迎出门去。
这一天，黄山别墅的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但是在此后进行的会谈中，最高统帅遇到了一连串棘手的难题，中美谈判几乎破裂。
史迪威在会谈里以其个人的观点和角度向最高统帅汇报了缅甸作战的“全部情况”。
他认为，最高统究帅长期高高在上，很少去视察部队，他手下那些唯唯诺诺、昏庸无能的将领们只给他说好听的，因而使他陷入了“无知和昏庸的自鸣得意之中”。只有让他了解前线作战的真实情况，认清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才能促使他采取断然有力的改进措施。他在写给史汀生的一份报告中说，一旦最高统帅了解了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的真实情况，或许会“吓得他决心对中国军队实行真正的整顿”。
最高统帅和宋女士微笑地注视着史迪威，似乎很急切地想知道他对缅甸战役的看法和对将来的打算。
“英国人只关心保卫对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印度，从一开始就没有决心坚守缅甸。”史迪威从对英国人的抨击引出了话题。“他们不屑于同中国军队合作，以致延误了许多重要的战机。”随即，他把话锋一转，开始对中国军队特别是对一些高级指挥官提出了严厉批评。
他说：“中国军队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都是很好的。他们作战勇敢，不怕艰苦，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营、团级军官虽然表现各异，但大多数是很不错的。师和军的指挥官是个大问题，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人是称职的。”在被认为“称职”的高级军官中，他赞扬了第200师师长戴海鸥和新38师师长孙仲伦，接着他便指名道姓地斥责了杜光亭、甘日如、暂编55师陈师长和96师余师长等人，当然，他也不会忘记指责曾经和他当面顶撞，实在不给他面子的刘建业不遵从他和英国盟军共同制定的反攻计划，在曼德勒会战计划展开之时，拖延后续部队的前进，致使曼德勒方向兵力不足，无力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向日军发动反击。
最高统帅虽然对史迪威把“缅战失败之原因……完全归罪于我方高级将领”心存不悦，但仍然强作笑颜，热情地问这问那。
史迪威十分坦率同时也尽量委婉地把批评的锋芒对准了最高统帅。他知道坐在他面前的这位中国的最高统帅是容不得别人对他进行批评的。但他认为，“以前没有任何人敢对他说真话，因此，只能由我把真相告诉他”。他说：“在缅甸战役期间，来自各种不同渠道的信件和指示，下达给各个指挥官，结果使他们无所适从。大元帅本人也给各个指挥官写了很多意见和建议。这些指挥很敬重大元帅的经验和能力，他们竟然都把那些意见和建议都当成命令，机械地遵照执行，以致造成了指挥的混乱。”
最高统帅听完宋女士的翻译，仍然在笑着，但那笑里已经显露出尴尬和做作。最高统帅喜欢越级指挥，这早就是国军高级军官们非常明了的。尽管最高统帅也知道下面不少人都对他这么做有所不满，但是大家都不敢说出口罢了，所以他也就一直没有改掉这个毛病。现在这个美国老头，居然对此当面表示了不满，这不能不让最高统帅感到颜面上有一些挂不住。
史迪威看了一下最高统帅的表情，继续提出了他自认为经过深思熟虑的三点建议：第一，必须对军队进行整编。中国军队过于庞大，以致现有的装备难以满足需要，因此，应该合并一些步兵师，使各部队达到满员，然后把现有的全部装备发给那些能够作战的部队；第二，必须撤换一批无能的高级军官，如果不清除这些人，无论再提供多少物资援助，军队还得照样打败仗，被撤换的军官，可以送到训练班去培训，对他们进行野战训练，同时提拔一批有能力的军官；第三，必须建立有效的指挥系统，在以后的作战中，应当挑选可以信赖的人担任前线总司令，给他以总的指示，然后让他全权掌握部队和指挥作战，其他任何人，不论是谁，都不要横加干涉。
史迪威认为，武器装备不足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只要采取了上述措施，即可以用现有装备组织起一支精干有力的作战部队，“顶住日军的进攻，直到同盟国聚集起强大的进攻力量，赢得战争的胜利。”
说完，史迪威把一份用英文打印好的谈话纪要递给了宋女士。宋女士**地浏览了一遍，用惊奇的G气说道：“哎呀！这不就是德国顾问向他建议的那些东西吗？”
宋女士提到的德国顾问，就是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西克特上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曾经领导了德国国防军的重建工作。30年代，他作为退役军官两次应邀来华，担任中国最高统帅的高级军事顾问。当时，他也认为中国军队过于臃肿庞大，曾建议最高统帅在大量裁减冗兵的基础上，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就是在他的建议之下，国军首先从中央军开始仿效德国陆军制定了整编计划。遗憾的是整编计划刚刚开始没有多长时间，全面抗战的枪声就打响了。这个整编计划也就被迫夭折了。史迪威并不认识西克特，但是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将军，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却形成了对中国军队共同的看法。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中国军事制度的弊端十分明显地摆在世人面前，只要不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对此视而不见或拒绝承认，任何一个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得出这一结论。
最高统帅夫妇收下他的谈话纪要，热情地邀请他去黄山别墅度周末，但对他的建议却未置可否。史迪威清楚地意识到，要最高统帅立即接受他的计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劝告对他们来说是太激进了，实行起来是很痛苦的。”但他仍然希望这些积极的建议“能发挥些作用”。
回到住地，史迪威被折磨人的黄疽症沉重地击倒在病床上，他未能赴最高统帅之邀，出席黄山别墅的周末聚会。门德尔松医生一再劝他离开此地，去休养一段时间，但是一种大概是美国人天生的强烈使命感促使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必须推动最高统帅尽快采取行动。
史迪威浑身疲乏无力，一连十几天躺在病床上，但他的大脑一刻也没有休息，反复思考着中国军队的整编计划和夺回缅甸的作战方案。现在，中国军队有380多万人，编成了300多个师，分散在全国的12个战区。5年的连续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本来就十分落后的经济，使得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装备不足，供应困难，战斗力极为低下。尽管当时在华日军只有37个师团，70多万人，但国民党军队仍然连遭败绩。因此，适当减少军队编制，把有限的武器、弹药、装备、给养和美援物资集中起来使用，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要实行这一计划确实是十分艰难的。史迪威亲眼目睹过1929年“编遣会议”之后，中国各派军阀势力围绕着裁撤军队问题爆发的大规模战乱。现在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但那种“兵为将有”的军阀制度依然盘根错节。每个将领都把自己的部队当成升官发财的资本，最高统帅也把军队视为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工具。因此，要让他们裁减军队，就如同拿刀子捅他们的心窝。不过，史迪威觉得，以美国的租借物资为交换条件，或许能迫使他们采纳整编军队的计划。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最高统帅对于史迪威提出的整编计划毫无反应和表示。
第二部 第二百五十六章 暗流涌动（二）
6月15日，病中的史迪威第二次会见了最高统帅。这次，他从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谈起，重新提出了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当时最高统帅虽然已经同意让杜光亭率第5军军部和新22师撤往印度，但仍准备让他们在利多稍作休整，便经酉藏撤回云南。史迪威根据两个月前即已呈交最高统帅的“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计划书”，建议把已经和即将到达印度的中国部队留在该地，并利用美军飞机向中国空运物资的回程，继续向印度运送部队，以便在那里组建2个军6个师共10万部队，就近取得美式装备。最高统帅对把中国军队置于他的控制地区以外甚不放心，但是在印度堆积的数万吨美国租借物资，确实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他不得不同意了史迪威的这一建议。同时，他又十分急迫地催促史迪威，加快向中国空运物资的速度。
史迪威对最高统帅的态度感到厌烦，认为他丝毫也不重视中国军队的整编问题，却不顾“驼峰空运”的实际困难，只把眼睛盯着美国的物资援助。“他们还是老一套的心理，似乎有了飞机、坦克、大炮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史迪威有些激动地对最高统帅说：“中国军队的软弱固然有缺少武器装备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此。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彻底地重新整顿陆军部队。”
在所有场合从不离最高统帅左右的宋女士，看出了史迪威的不满。她走过去，坐到史迪威身边，似乎很真诚地说：“你的计划是很好的，但是很多中国军队还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军尚且会酿成3潮，在目前战争条件下，采取这种断然措施，大元帅不能不考虑政治上的某些影响。”史迪威固执的回答说：“这些问题，以我在华多年的观察，当然心里有数。但是，现在有美国站在大元帅一边，支持他，我们不应因为一些小小的顾虑，而轻易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最高统帅和宋女士窘迫地笑一笑，表示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尽管史迪威对可能遇到的阻力早有预料，但是最高统帅的拒绝态度仍使他大为失望。他认为如果不对庞大臃肿的中国部队进行整编，他的全部对日作战计划都将无从下手。他认为：“中国政府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他用恩威并施的手段维持其统治基础。这个政府与某些家族和财团紧紧地连在一起，一旦脱离这种联系，它就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面对危急的情况，它除了硬撑下去之外，拿不出其他办法来。”
在以后的几天里，史迪威的身体逐渐好转，但心情却愈加困惑和苦闷。他不由得想到：“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袖手旁观，还是辞职而去？”
最高统帅对史迪威深感恼火。这个深谙中国内情又锋芒毕露的美国佬，实在让他难以招架。当初提请美国人出任中国战区参谋年时，他就叮嘱正在华盛顿的外交部宋部长，此人“不必熟悉东方旧情”。他担心，一个洞察中国内幕的外国人，很可能会对他的统治方式提出某些异议。果然不出所料，史迪威关于整编军队的建议如同一支锋利的投枪，直指他的痛处。这一建议固然万难接受，但如果坚辞拒绝，又唯恐影响美国的对华援助，他确实感到十分棘手。这时，他想到了另一位美国在华军官和他的空中作战计划。
这个人就是美国志愿航空队指挥官克莱尔·陈纳德。陈纳德曾在美国空军中积累了近20年的飞行经验，驾驶技术十分精湛。以他为核心组成的一个“三剑客”特技飞行队，曾赢得了“空中飞人”的美誉。当时美国空军中流行的观点是“轰炸机制胜论”，而他却狂热地迷恋于战斗机的空中搏斗。1934年，他曾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驱逐机在防御中的运用》，突出强调战斗机在空战中的决定作用。为了宣传他的战术思想，身为空军上尉的陈纳德，上下活动，甚至公开抨击一些更重视轰炸机的高级军官。但是，这不仅未能说服人们接受他的观点，相反，却使空军的高层领导对他狂妄的表现欲和不守本分的权势欲深感厌烦。
1936年，46岁的陈纳德抱着怀才不遇的遗憾，以临时少校军衔从美国空军提前退休。第二年，他应中国航空委员会的高薪聘请，来华担任该委员会的顾问。曾任最高统帅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送给他一句忠告：“在中国，只有最高统帅夫妇说了算，其他人都是听命于他们的。只要抓住最高统帅和夫人，你就可以做你愿意做的任何事情。”陈纳德牢牢记住了这句忠告，他积极地向最高统帅和宋女士献计献策，并博得了他们的赏识。尤其是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女士，对他更是格外青睐。中国“第一夫人”的娇美容貌、绰约3姿和高雅气质，也使极富浪漫色彩的陈纳德为之倾倒。他把宋女士的第一次召见称作“终生难忘的会面”，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我的心目中，她将永远是一位公主。”
1940年11月，陈纳德奉最高统帅之命，带着一份购买500架飞机的订单和招聘美国退役飞行员来华参战的计划返回华盛顿。不久，美国决定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并从原定提供给英国的作战飞机中拨出100架给中国。陈纳德根据中国提出的条件，以每月750美元的高薪和每击落一架日机奖励500美元的优厚待遇招聘了一批飞行员和地勤人员。1941年8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在缅甸境内成立，同年12月开始参加对日空战，并很快就取得了辉煌战绩，这给陈纳德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志愿航空队纳入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建制，编为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陈纳德也在最高统帅和宋女士的积极争取下，被美军授予准将军衔。从4年前郁郁不得志的临时少校，到今天肩上那一颗闪亮的银星，他深深体验到了追随最高统帅夫妇给他带来的巨大利益。
这时，他又踌躇满志地向最高统帅提出了一项宏伟的空中作战计划。他认为，如果美国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和100架运输机，并授予他对中国战区的空军指挥全权，他就能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打败倭国空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他根本不考虑什么实际的可能性，而只想以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胆方案引起最高统帅和美国方面对他的重视。实际上稍微有一些军事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的操作性。只有空中结合地面的大规模进攻，才可能击败一度不可一世的倭国军队，单纯依靠空军，是完全做不到的。
陈纳德的计划确实对最高统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好像是给他指出了一条既不用实行任何改革，也不用消耗多少实力，轻而易举就可以取得战争胜利的捷径。于是，最高统帅暗自在心里打好了一个如意算盘，他准备以诱使美国提供一支强有力的空军力量为条件，与史迪威达成某种妥协。
6月24日，最高统帅再次约见史迪威。尽管一开始的谈话仍然有些不愉快，但气氛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最高统帅表示，可以接受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甚至还答应再向印度空运5万中国部队。关于这支部队的指挥权问题，他接受了史迪威提出的撤换杜光亭的要求，同意由史迪威担任驻印部队的总指挥并负责训练工作，另由罗上将主管行政和军纪。同时，他提出了由美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和保证每月空运5000吨物资的要求，并对史迪威叮嘱说：“关于飞机数目和空运吨位的事情，实在是维持中国战场现状的基本条件，希望参谋长给予特别的注意。”
史迪威并非不重视对华援助问题，他曾经一再打电报、写信向史汀生和马歇尔提出援华的具体项目和数量，以至马歇尔都感到有些不耐烦。有一次，他甚至来电批评史迪威过于急躁。宋部长也曾打电报给他，劝他不要火急火燎地催促美国陆军部，因为美国对华运输实在是大艰难了。租借物资从美国东海岸装船后，首先要穿过大西洋和印度洋，经过近2万公里的海运，然后从卡拉奇上岸，经过2500公里的铁路，运抵加尔各答；再经过孟加拉至阿萨姆的窄轨铁路，运到空运司令部的各机场，最后才能飞越“驼峰航线”到达昆明。尤其是最后一段的“驼峰空运”，更是十分危险。在1942年至1945年的3年间，空运司令部共损失468架运输机，平均每个月摔下来13架。牺牲和失踪的美国飞行员与机务人员共达1579人。因此，如果不改善运输条件，最高统帅提出的援助数额是很难实现的。小说整理发布于ωар．ㄧб Κ．Сｎ
尽管如此，最高统帅就中国驻印部队作出的有限许诺仍然激起了史迪威的一点希望。有了第一步，他就可以促使最高统帅走出第二步、第三步，或许能够逐渐达到整编所有中国军队的目的。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刚刚出现好转的形势骤然恶化，并由此导致了史迪威与最高统帅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
事件缘起于中东战局的突然危机。6月21日，隆美尔率领的德意联军攻占利比亚东部的托布鲁克，英国守军3万余人缴枪投降，埃及和整个中东面临着落入德意之手的巨大危险。为了挽救中东的危局，美军参谋部于6月25日命令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将该部的重型轰炸机和空运司令部的运输机全部调往埃及，空袭德军的后方运输线。同时还命令把一批正在运往中国途中的A－29型轰炸机，留在苏丹的喀土穆，以支援英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