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参谋部在通知史迪威的同时，并没有通知中国政府就已直接把命令发给了第10航空队。尽管史迪威对此十分恼火，但也无力改变这一决定。他完全可以想象到，最高统帅得知这消息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在日记中发出了叹息：“现在我能对大元帅说什么呢？我们所有的诺言都没有兑现，却还要喋喋不休地对他说：坚持干吧，老兄。”
第二天上午，史迪威急忙赶到最高统帅处，把上述情况告诉了他。最高统帅闻听此事，立即大发雷霆。他怒气冲冲地对史迪威说：“既然罗斯福总统把第10航空队交给中国战区使用，就该归我指挥。为什么如此重大的调动，竟然不经我同意？”史迪威解释说：“抽调中国战区的力量，我也极不赞成。但是，中东局势确实十分危险，这不仅关系到同盟国的战略全局，而且也关系到中美之间的海空航线。”最高统帅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埃及的局势严重，难道中国的局势就不严重吗？浙赣地区的形势也十分危险，为什么中国战场就不受重视？”
最高统帅的抱怨是直接对着美国的。4且18日，美国海军航空兵的16架B－25型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倭国的东京、大版、横滨、名古屋等城市。随后，飞机降落在浙江衢州一带的中国机场。日军为防止美国飞机再次空袭倭国本土，遂于5月中旬调集8个师团约14万人，发动了浙赣战役。至6月下旬，日军先后攻占金华、衡州、上饶、鹰潭等浙赣线要地，摧毁了衢州、玉山、丽水等地的空军机场，给中国军队造成重大损失。美国轰炸东京的行动，事先以保密为由并未征得最高统帅同意，事后对中国遭受的报复性进攻，也没采取积极的救援措施，现在又要剜中国战区的肉，去补中东战场英国的疮，最高统帅自然感到愤愤不平。
他把心中的不满，全都发泄到了史迪威的头上，疾言厉色地说：“罗斯福总统答应的援华物资数量，现在执行的还不到110。我绝不怀疑总统的诚意，但事实如此，是不是你工作不力的缘故？你作为我的参谋长，美国援华物资能否如期保量运来，应该是你的责任。”
最高统帅的指责，彻底打消了史迪威原来抱有的一点好感。在他看来，美国纵使有一万个错，也轮不到中国的最高统帅来指手划脚；他本人既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同时又是美国的驻华代表，他绝不能容忍最高统帅对美国的这种蛮横态度。“我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史迪威严肃地指出了他就援华物资向美国提出的要求，盟国军火分配部确定的物资分配计划和月前运输上的困难。
“我不要听。”最高统帅又一次打断了史迪威的话。他听惯了国军将军们的阿谀奉迎和唯唯诺诺，对史迪威的反驳感到怒不可遏。“倘若英美认为中国战场仍有保持的必要，就绝不该一再无视中国的利益。我要你马上派人回去报告，我想知道英美是否还把中国战区当作同盟国一个战区，否则我自有办法。”说完，最高统帅竟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宋女士在后面又重复一遍，“请记住，最高统帅要同盟国就中国战区有无存在和支持的必要，作出‘是’或”‘不是”的明确回答。”
过了两天，最高统帅夫妇又一次约见史迪威。正式要他向美国政府转交带有时间期限的三项“最低要求”。第一，美国必须在8月至9月之间向印度派出3个步兵师，以重新打通中国至缅甸的交通线；弟二，8月底以前，中国必须得到500架作战飞机，并保待这个水平；第三，从8月开始，空运司令部必须保证每月向中国运送5000吨物资。宋女士还特别声明，这些条件是维持中国战区的“最低要求”，如果同盟国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他们就取消“中国战区”，作出“其他安排”。
史迪威对这种要求十分反感，但是他仍然如实地向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报告了最高统帅夫妇对第10航空队调动问题作出的反应，以及他们提出的所谓“最低要求”，并准备派他的高级助手格鲁伯准将回国，直接向华盛顿汇报中国战区的目前状况。不过，当宋女士要他在报告上附署个人的赞同意见时，他断然拒绝了。作为一名美国军官，他不能去支持一份对本国政府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文件。宋女士又转而对他私下里说：“我们会帮助你成为一名四星上将。”这套许诺和收买的伎俩对陈纳德或许有用，但是史迪威这个纯粹的军人却根本不屑一顾。他在日记中写道：“见他们的鬼去吧！”
面对最高统帅夫妇的种种压力，性情固执的史迪威丝毫也不为之所动。他认为，要让美国在8月底以前满足最高统帅提出的三项要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们却如此愚蠢地以为我们会答应。……他们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同时，他认为最高统帅根本没把他看作美国总统的代表，而把他当成一个必须对他们“唯命是从的傀儡”和可以随意摆弄的“小丑”，似乎他的任务就是为他们的每一个要求去向美国政府游说。因此，他必须严肃地向他们重申美国政府赋予他的来华使命。
7月2日，史迪威向最高统帅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明确指出：“第一，本人作为美国代表出席在中国举行的所有军事会议。在这种场合之内，我必须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本人的其他地位一概无效。第二，本人负责指挥中国、缅甸和印度的美国军队，因此其职权超出了中国战区之外。第三，本人代表美国总统负责监督和管理租借物资，并决定移交这些物资的时间和地点。此项物资移交之前，美国总统随时可以根据法律予以收回，移交之后，由大元帅负责支配，本人有权确保这些物资只能用于有效的对日作战。第四，本人是大元帅之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负责有关计划、组织、训练和作战方面的事宜，没有采购物资的任务。第五，本人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这是我的基本立场。第六，在上述职责范围内，我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有效地进行对日作战。
史迪威的这份备忘录，大大触怒了最高统帅。他马上致电宋部长，要他转告美国政府，由于史迪威既在中国战区任职又代表美国利益的双重身分，使他无法下达命令，亦无法协调关系，因此，宋部长向美方交涉，将史迪威“自动召回”。同时，他拒绝再见史迪威，对史迪威递交的任何文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置之不理，把他冷冷地晾在了一边。
最高统帅的政治手腕和故意冷落，使史迪威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写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这是我一生中所从事的最枯燥无味的工作。我试图劝导和说服的人，是一个顽固、无知、满脑子偏见和自负的专制暴君。他只能从我这里得到真实情况，但又认为这些都难以置信。”疾病又一次向他袭来，腹部压痛，连续的呕吐。经过化验，发现体内有寄生虫。他在36小时之内，接连服用了8种药物，终于好起来了。这时家里又传来不幸的消息，年近80岁的老母因病去世。史迪威作为长子，既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也未能参加老人的葬礼。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动摇史迪威的工作热情，父亲从小向他灌输的道德观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不工作就是罪过。”他继续向最高统帅呈交各种备忘录、形势分析、整编方案、训练计划，用一份又一份文件来“轰炸最高统帅”。
7月7日，为纪念中国抗战5周年，史迪威应邀发表了1分钟的广播讲话，他满腔热情地称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士兵的战斗精神。他说：“在中国人民坚持了5年抗战后的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在这里向那些肩负着重任，经受了战火考验的中国士兵表达我的敬意。我认为，中国士兵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吃苦耐劳、诚实正直、坚忍不拔的伟大品格。他们备受艰辛，而从无怨言；他们听从调遣，而毫不犹豫。在他们质朴而坦诚的头脑里，从未想到过自己正在创造着一项英雄伟业。中国士兵所求甚微，却随时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史迪威的这些赞美之词并不是言不由衷的客套，他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士兵抱有美好的朴素的感情。正是出于这一点，他才更加痛恨他所看到的中国统治者和军队高级指挥官的自私、专横、贪婪和昏庸。
7月19日，史迪威通过军委办公厅主任商上将，向最高统帅转交了他精心拟定的关于夺回缅甸的作战计划。其主要设想是；以英军3个师、华军2个师、美军1个师为第1路，从印度阿萨姆邦向曼德勒出击；以华军20个师为第2路，从中国云南进攻腊戍；两路会合之后，挥师南下，攻取仰光；以英国海空军为第3路，进攻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并在仰光登陆。为实现这一计划，他还要求最高统帅立即向云南集中30个师的中国部队，以便进行整编、更换装备和组织训练。
美国政府得知史迪威与最高统帅发生冲突的情况之后，采取了支持史迪威的立场。罗斯福总统授权马歇尔起*了给最高统帅的回电，电报由当时在美的宋部长负责转交。回电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召回史迪威，即使换人，任何继任者都将具有和史迪威相同的权力。根据美中双方换文达成的协议，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因此，“要史迪威将军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切实际的”。
宋部长被罗斯福回电中的强硬态度惊呆了，他不敢把这封电报如实地转交最高统帅，竟擅自对电文的内容、措辞和G言作了修改，而马歇尔却把原件的副本直接发给了史迪威。这样，史迪威从总统回电的原件中，看到的是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支持；而最高统帅却从宋子文删改的回电里，误以为罗斯福对他作出了让步，两个人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了。
在华盛顿的总统办公室里，罗斯福面对着史迪威和最高统帅分别发来的充满火药味的电报，心里感到忧虑和不安。史迪威作为美国代表的地位和职权必须坚持，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他从许多不同的渠道得到报告，指责最高统帅把大量的租借物资中饱私囊或囤积起来，用以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和其他政治对手。只有严密地监督美国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才能保证这些对华援助全部用于对日作战。但是，他也不同意史迪威提出的以租借物资为手段，向最高统帅施加压力的办法，担心这会彻底地激怒最高统帅，使他真的脱离同盟国阵营，与倭国单独媾和，这当然也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为了协调史迪威和最高统帅的关系，罗斯福决定派他的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博士到中国去。
7月20日晚，柯里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到达重庆。他分别向史迪威和最高统帅了解了情况，并同双方进行了多次谈话。
问题的症结十分明显，造成双方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最高统帅，他拒绝承认史迪威作为美国代表的地位和职权。最高统帅声称，他根本不知道宋部长和史汀生就史迪威赴华使命达成的换文；柯里还发现了宋部长在罗斯福回电上做的手脚。他就此向最高统帅作了详细的说明，指出：“史迪威来华的双重身份和任务，以及管理美国租借物资的权力，是由史汀生和宋子文共同商定的，并且有正式换文可据。宋部长不将换文的内容向最高统帅报明，又不将罗斯福总统支持史迪威立场的电函如实转交，使得最高统帅不了解美方对史迪威职权的基本态度，这些并不是史迪威的责任。”最高统帅听后，不得不表示他“不反对”史迪威的双重地位和任务。
关于撤换史迪威的问题，柯里对最高统帅说：“史迪威将军在美军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是马歇尔参谋长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如果最高统帅认为史迪威没有在华的必要，马歇尔可以把他调往别处，担任其他的指挥任务。不过，这必然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援助。同时，任何继任者都将享有和史迪威相同的职权。”最高统帅表示，是否调回史迪威，全由罗斯福总统定夺，他本人没有任何意见。
接着，柯里要求最高统帅对史迪威夺回缅甸的作战计划表明态度。他认为，只有收复缅甸，重新打开滇缅路，美国的租借物资才能大量地运往中国；同时，只有中国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才能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并且有更充足的理由要求美国扩大对华援助。柯里保证，如果中国能参加收复缅甸的作战，他将说服罗斯福总统满足关于提供500架飞机和每月空运5000吨物资的要求。8月1日，中国军委会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正式通知史迪威，“中国政府完全同意收复缅甸的计划”，并答应在滇西和滇南部署20个师的中国军队。
最后，柯里建议最高统帅重新召见史迪威，言归于好，并同意让史迪威和他一道去印度，以便安排中国驻印度部队的训练事宜，同时，与英军商讨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蒋介石欣然表示同意。8月3日，史迪威和最高统帅在僵持了整整一个月之后，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柯里调解的成功，暂时缓和了史迪威和最高统帅的矛盾，但却也使这位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产生了一种错觉。在他看来，最高统帅并不是那么顽固和不可理喻，只要耐心地说服和劝导，他还是可以做出妥协的。这种错觉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两人冲突的看法。他更多地把这场冲突的责任归咎于史迪威刚烈的性格、暴躁的脾气、孤傲的态度和尖刻的G言。柯里是常在罗斯福左右，并且深得信任的人物，他的这种看法不能不对美国总统产生重要影响，这无疑给史迪威埋下了一个潜在的危险。
8月4日，最高统帅夫妇在黄山别墅举行宴会，为柯里和史迪威离华赴印饯行。孔院长夫妇和被称为民国国母的孙夫人出席作陪。
宋氏三姐妹非常难得地聚在一起，史迪威在日记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对这三位著名女性的印象。“孙夫人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愉快的，可能也是最深沉的。她非常敏锐，亲切和蔼，文雅嫡静，沉着自信，细心周到，穿着十分得体。”“蒋夫人聪明伶俐，行动果敢，总想把事情赶快做完，希望自己是个男人。思想不深刻，但理解问题很快。非常直率、开放，但是……易于冲动，急躁鲁莽。”“孔夫人灵活圆滑，但缺乏个性。对目前发生的情况不置可否，这正是最糟糕的地方。只想让别人为所有的事情操心。”
史迪威并不是一个粗心的武夫，他对交往对象的观察十分细致而深刻，并且总能比较迅速地作出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他对宋氏三姐妹的描述是很贴切的。同样，最高统帅暂时作出的缓和姿态，也无法改变他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形象：“他可以超越逻辑和理性，凭着自己的‘直觉’随心所欲；他无视通常的规则和程序，却大谈什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他被表面现象和过时的经验所迷惑，突然地变来变去；他顽固至极，拒绝和别人讨论问题。……他不肯前进一步，也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提高中国的地位，这样，他自己的地位也无法得到加强。”很明显，最高统帅在史迪威心里的印象是越来越差了。
两天之后，史迪威和柯里一同离开重庆飞往印度。柯里为他“成功”的调解洋洋得意，而史迪威却无法相信最高统帅的那些口头允诺。他担心说不定哪一天最高统帅又会突然变卦，但他完全没有料到，接踵而来的危险并不是来自最高统帅，而是来自他的本国同胞。
史迪威离开重庆来到印度，送走劳克林·柯里，便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新德里有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由赛伯特准将负责这里的日常事务。在中缅印战区任职期间，史迪威经常来往于新德里至重庆之间，有时还要视察卡拉奇的后勤港口、阿萨姆邦的第10航空队和陈纳德在昆明的空军司令部。这个战区虽然没有多少美军部队，但从东到西竟分布在长达4500多公里的战线上。
8月15日，史迪威处理完新德里司令部积压的各种文件之后，立即赶往为中国军队建立的兰姆加尔训练中心。
兰姆加尔位于加尔各答以西约300多公里处，是印度比哈尔邦兰契市郊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座旧兵营，原来曾用作关押从非洲战场捕获的意大利战俘的战俘营。整个营地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营房可供大约2万人居住，还建有各种训练场、两个轻武器射击场和1个炮兵射击场。
经过同英方的反复交涉，韦威尔终于答应把这里用作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双方还达成协议，由英国人负责这个营地的食品供应，并提供印度卢比作为受训官兵的军饷；美国人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组织训练。
当时，从缅甸撤打退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已经先后集中入营，番号也改成了“中国驻印军”。经过最高统帅同意，史迪威担任这支部队的总指挥，罗尤青为副总指挥。赴印之前，史迪威听说这支部队共有1.2万人，但实地点验却只有9000多人。孙仲伦的新38师有7000人，廖建楚的新22师只有2000多人。这9000多中国官兵成为兰姆加尔训练中心的第一批受训部队。
到达兰姆加尔之后，史迪威视察了营区部队和训练场地，第二天便召集美军负责各门课程的主任教官召开会议，健全了训练机构，制定了训练计划。这些对具有丰富的军事教育经验、被称作“训练天才”的史迪威来说，完全是轻车熟路。他任命博特纳上校担任驻印军参谋长，麦凯布上校担任训练中心主任，并抽调一批优秀军官担任步兵、炮兵、装甲兵、战术、后勤等课程的教官，其他美军人员派到驻印军营以上单位担任联络工作，中国军官负责部队的行政管理。
8月23日，训练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开训典礼。会场上悬挂着中美两国国旗，能讲一口流利汉G的史迪威用汉G向中国官兵发表了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讲话。他讲到了中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兵败吴国之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最终报仇雪恨的典故；还讲到了宋朝大将岳飞“精忠报国”，奋勇抗击金兵入侵的故事。他号召中国官兵学习历史上的这些英雄，效忠自己的国家，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建功立业。他以自己的军人荣誉向中国官兵保证，一定要为他们提供与日军同样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史迪威的讲话通俗、生动，给驻印军官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纯粹的军人和军人之间的对话，比起政治化了的军人之间的对话要容易得多，收到效果也要明显的多。
兰姆加尔的训练课程，主要针对三方面人进行。第一类是士兵，主要进行武器操作技术训练，要学会使用步枪、机枪、迫击炮、火箭筒、反坦克炮和用于特种作战的其他装备。此外还要进行丛林作战训练，如爬山、爬杆、武装泅渡、野外生存等等，这些基本上和塞文堡的训练差不多。第二类是普通军官。除进行技术训练外，还要学习战术课程，掌握野战战术和协同战术，这些和美军军种学院的教育接近。第三类是上校以上的指挥官和高级参谋人员。他们要仿照美国利文沃思指挥和参谋学院的战时训练方式，学习战略、战役、指挥、后勤和参谋作业等课程。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为将来在云南再训练和装备30个中国步兵师培养骨干。
训练方法是按照讲解、示范、实习、考核四个步骤进行的。由于缺少翻译人员，示范和实习实际成了主要的训练方式。中国士兵虽然总体上文化水平不高，但非常善于模仿，许多复杂的武器、装备操作技术，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过去，中国军队因为弹药供应奇缺，很少有实弹训练的机会。兰姆加尔训练中心提供了足够的弹药，中国士兵不仅能进行轻武器实弹射击，甚至迫击炮、反坦克炮、榴弹炮也能进行充分的实弹训练，这使他们的射击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在这里差不多一个星期在实弹训练上消耗的弹药数量比国内同等部队一年的消耗的弹药还要多。
中国官兵们还惊奇地发现，史迪威作为一名年近60岁的中将军官，也经常出现在训练场上。他身材瘦削，精神矍铄，常穿开领短上衣和短裤，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宽檐战斗帽，在操练的士兵中间走来走去。时而，他还伏在卧倒的中国士兵身边，帮他们校正瞄准点，或给他们做示范。他对中国官兵取得的训练成绩感到非常高兴。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中国军队学习的很快，我想这将证实我的观点；只要得到适当的训练，他们就能像其他的部队一样棒。英国佬正抱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我们。”
第二部 第二百五十六章 暗流涌动（三）
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大多数接触过中国军队的美国军官都对中国的士兵和基层指挥官有着很好的印象，但是对于那些高级军官的印象嘛，就实在不能算好了。
过了不久，兰姆加尔的中国部队从军装、皮靴、钢盔、背囊，到步枪、冲锋枪、机枪、火炮和车辆，全都换上了美式装备。训练中心的医院，为受训官兵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服务，接种了预防霍乱、伤寒、天花等传染病的疫苗，伤病情况明显减少。英国人提供的伙食虽算不上太好，也并不合乎中国人的胃口，但米饭、面包和牛肉罐头却能保证每天饱食三餐。一段时间下来，长期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平均体重增加了近20斤。整个部队士气高昂，战斗力明显提高，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史迪威的目标，是要在1943年1月发起反攻缅甸战役之前，在印度建立起两个齐装满员的陆军师和其他特种保障部队，目前的9000人是无法达到这一要求的。最高统帅虽然已经答应向印度空运5万部队，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在当时并未立即付诸行动。为了打动最高统帅，史迪威把中国驻印军训练、装备、演习情况的大量照片和一段纪录片送给最高统帅，果然使他十分满意，他立即批准了向印度空运补充兵员。到1942年底，中国驻印军已达到了3·2万人。新38师和新22师，每师1.25万人，各辖有3个步兵团，3个炮兵营，1个工兵营，l个辎重营，1个通讯营及其他配属分队。此外，还组建了3个炮兵团，每团36门105毫米榴弹炮；2个迫击炮团，每团48门150毫米重迫击炮；1个汽车团，有400辆载重汽车。中国驻印军已成为一支火力凶猛，机动性较强的战役突击部队。
当然，在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和整编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3顺的。作为有长期在中国任职经历的史迪威将军非常了解国民政府军队中军官们常用的虚报冒领、克扣军饷“吃空额”等腐败现象。作为一名纯粹的职业军人，他对这种丑陋的现象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为杜绝这些情况发生，保护基层官兵的利益，他建立了“补给到连，供应到人”的后勤保障体制，特别是坚持以集体点名的方式，直接把津贴费发放到士兵手中。这一做法，受到广大基层官兵的拥护和欢迎，而一些高级军官却对此耿耿于怀。罗尤青到印度就任副总指挥之后，要求由他来“总领”驻印军官兵45万卢比的军饷，遭到史迪威的严词拒绝。这成为史迪威和罗尤青之间爆发一系列冲突的重要原因。不久，在史迪威的坚决要求下，最高统帅不得不调走了罗尤青。
在罗尤青看来，自己总领了军饷以后，再按照国内的军饷标准发放给官兵们，这是十分正常的。只要军饷能够按时足额发放了，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军饷并不是按照国内的军饷标准发放的，而是依据美军的军饷标准的七成发放的。由于美军的军饷标准在当时的世界各国军队军饷标准里是相当高的，即使是打了七折发放，也远远比国内实行的军饷标准要高得多，甚至连发放双饷的第74军也远不能与此相比。所以，如果由罗尤青总领以后，他就可以从中获取相当大的差额。这些差额，如果被送回国内，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笔巨款。
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和装备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在翌年初便发起夺回缅甸的反攻战役，以重新打通滇缅路，扩大对华援助，增强中国战场的对日作战力量。但是，他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他苦心说服最高统帅接受他的建议的时候，罗斯福的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却在华盛顿从背后捅了他一刀。
柯里在访华期间虽然支持了史迪威的基本立场，但两个人对中国政府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却存在着明显分歧。
史迪威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十分尖刻地认为：“国民政府可能把美国当成傻瓜来捉弄；这个政权敷衍塞责，言而无信；它虽然期望同盟国胜利，但却不尽自己的本分去努力争取胜利，而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主张以美国的租借物资为交换条件，迫使重庆国民政府进行军事改革和积极对日作战，“否则最高统帅就会把大量的美国援助囤积起来，最终用来对付GCD和国内的其他敌手。”他提出，美国政府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
柯里却抱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回国后于8月24日写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认为：“我们有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施加影响。据我看来，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最高统帅，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支持附加任何条件或规定任何限制。……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们完全能够信赖他按照我们的愿望推行一项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和民主的强大国家。”他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史迪威和最高统帅之间的个人纷争，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变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方式和个人表现得到解决。因此，他竭力要求罗斯福撤回史迪威，代之以一位懂得“外交”、能够安抚最高统帅的人，同时，他还要求召回和史迪威抱有同样看法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过了不久，柯里就暴露出了他的真实目的。他向罗斯福吹嘘，只有他本人才是美国驻华大使的最合适人选。
美国陆军部支持史迪威的观点。史汀生交给罗斯福一份书面建议，要求在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时附加交换条件，以促使中国整编军队和参加反攻缅甸的战役。但是，罗斯福却明显地接受了柯里的观点，他否定了陆军部的建议，并在给柯里的复信中说：“我不免感到，整个形势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性格，而不是什么战略计划。”他同意“在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后”，考虑撤换史迪威。根据罗斯福的授意，柯里去试探了马歇尔和史汀生对撤换史迪威的态度，结果自然是在陆军部里碰了一鼻子灰。
那天，柯里敲开了马歇尔办公室的门，神气十足地说：“总统请你考虑撤换史迪威。”马歇尔膘了柯里一眼问道：“是总统让你来告诉我的吗？总统确实想撤换史迪威吗？”“是的。”柯里点点头。马歇尔又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在中国呆了多久？”柯里一脸尴尬，他知道，马歇尔并不是想问他在中国逗留了多长时间，实际是在说：“你能比史迪威更了解中国吗？”他硬着头皮答道：“三个星期，先生。”马歇尔阴沉着脸，不再说一句话。柯里悻悻然，只好起身离去。
10月初，罗斯福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他亲自写信给马歇尔说：“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况究竟怎样？很显然，他和最高统帅的关系非常紧张，引起了很大麻烦。因此，我认为史迪威到其他战区去或许更能发挥他的作用。”马歇尔和史汀生一同复函罗斯福，他们认为，史迪威与中国打交道已经近20年，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而且目前正在准备反攻缅甸，美国的驻华代表必须是一个能够指挥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谈判者，或是一个物资供应者。”由于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坚决反对，罗斯福总统只好暂时打消了撤换史迪威的念头。
一场3波过去了，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马歇尔和史汀生只是指出了保留史迪威的现实军事需要，而没有触及美国人对中国政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上的分歧，必然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对华政策。于是，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对史迪威十分不利的事情。
10月2日，美国共和党领袖温德尔·威尔基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来华访问。虽然他与罗斯福总统在国内政策上互相攻汗，但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却十分接近。这次，为了显示美国在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他受竞选对手罗斯福之托，进行了49天的环球访问。在中国的6天逗留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
最高统帅夫妇对威尔基的访华极为重视，他们认为，这是向美国施加影响以争取更多美国援助的重要机会，特别是威尔基或许有可能成为下届美国总统。为了使威尔基对中国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们确实费尽了心机。重庆市的军警拆除了破烂不堪的贫民窟，把成群的乞丐赶出城市，沿街的一些小杂货店禁止开门营业，学生和儿童组织成欢迎队伍，街道上佳满了彩旗和标G。在威尔基的访问日程里，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阅兵式，丰盛的宴会、酒会、午餐会，参观经过精心布置的工厂、学校、军事演习，最高统帅夫妇还多次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促膝交谈”。史迪威看透了最高统帅对威尔基玩弄的狡猾手段，他认为：“中国人的目的是要让他酒足饭饱，筋疲力尽，使他的所有视听器官麻木迟钝，以便趁机给他的头脑里塞进各种正面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