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军已经抢在第8军，第54军和第71军的前面抢占了怒江以西的要点，第8军，第54军和第71军近十万将士面临着被隔绝在怒江以西的绝境。
“弟兄们，我们只有拼死向前，才能打通回国的道路。我们宁死也决不向倭国人低头。有胆子就跟着我冲！”刘建业带着先头部队向占领惠通桥西侧的制高点松山的日军发起了决死的进攻。
归国心切的官兵们无所畏惧，即使面对敌人的疯狂扫射，也直着腰杆不断的向前冲击，冲击的路上，不断有人倒下，但是没有人后退。幸好，日军还没有时间在松山上构筑起后来的松山要塞那样的坚固工事，而且，占领松山的日军也只有一个大队。面对近万中国士兵的反复潮水般的突击，日军虽然竭力死战，仍然未能完全阻挡住中国军队的突击。半天过后，日军一个大队的士兵全部玉碎。
在历经了艰难时日以后，第二期入缅作战的近十万将士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阻挡，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可是，在经历了半个月左右的血战以及热带病以后，近十万将士也折损了超过两万官兵。
刘建业则在为大部队殿后掩护的时候，被一颗子弹击中，敌弹由左胸左下方而入，从背后脊骨左边而出，热血当即由前后伤口像喷泉一样流出。刘建业当即以左掌紧压前面伤口，后面伤口无法控制，只好任凭热血不停外流；肺内也因伤大量出血，涌至喉管，不能呼吸，窒息难受，非将气管内积血咳出，才较为舒畅，咳嗽又牵动伤口剧痛。咳出之血，刘建业不敢吐在地上，惟恐影响身边官兵的军心斗志，就把嘴里的血吐在手绢上。
一直坚持到大部队全部过江，刘建业才被几名卫士用担架抬着放上木筏，冒着敌人的拦截炮弹，漂过怒江。自从被卫士拼死抬着过了怒江以后，刘建业很快就被作为国军战伤的高级军官，被紧急送往昆明的陆军医院救治。在医院里，刘建业享受到了作为高级军官的待遇，每天慰问不断，鲜花环绕。但是，刘建业只是勉强的应付一下，大多数的时间，他只是靠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繁花似锦的春城，默默的一个人沉思。
对于失败，刘建业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可接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常胜将军。即使是强大如拿破仑那样的真正的战争天才，最后还不是受到了莱比锡和滑铁卢这样的失败，更不用说在远征俄国时候，50余万法军只剩下一万多人死里逃生。刘建业自认为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资质也比较平庸，唯一的一点优势就是自己知道这个时代的世界大势的发展方向。自己此前一直顺3顺水，靠的就是这一点优势，再加上自己一支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好运气伴随，所以，在自己的面前，似乎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但是，这一次的入缅作战，让刘建业彻底明白，自己毕竟只是一个小人物，没有那种可以改变天地的力量。在国家力量面前，自己的力量实在是过于渺小了，以至于连此次作战的最低目标都无法实现。整个远征军还是像历史上那样遭到了惨败。
挫折和失败感像幽灵一样，笼罩着因伤住院的刘建业。灰心，失落，让刘建业的情绪极度低落。这种情绪也影响了他伤势的恢复，伤口时好时坏。
放下在昆明医院里养伤的刘建业暂时不谈。让我们暂时把目光转到另外一边。
5月28日，史业迪威乘坐美军的B－25轰炸机离开新德里，经过5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这是他第一次乘坐这种时速可达400公里的新式飞机，感觉“虽然不怎么舒服，但速度快得很，远远超过了运输机”。第二天，飞机继续向昆明飞行。
现在，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犹如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打进了一个巨大的楔子。从印度东部的美军空运司令部飞往中国昆明，只有向北绕行，飞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当时这被叫做“驼峰航线”。
这是一条极其艰难和危险的航线。喜马拉雅山东段的海拔高度在4500米左右，飞机必须在5000米以上的高空飞行，这相当于通常飞行高度的两倍。在这样的高空飞行，气候极为寒冷，空气十分稀薄，而且常常遇到强烈的涡旋气流。这种危险的气流，会使飞机失去控制，甚至能把飞机的机翼折断。
史迪威蜷缩在厚厚的皮飞行服里，身上盖了一条毯子和一件大衣，但仍觉得冰冷刺骨，而且伴随着胸闷、气促，他只好戴上了氧气面罩。第一次飞越驼峰使他感到，在这样的航线上向中国空运物资，实在是大艰难了。
自3月上旬仰光陷落，滇缅路已被截断。最初，腊戍、畹町、保山等地尚有一些积存物资，可以运往昆明和重庆。不久，日军占领缅北，并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怒江西岸，腊戍、畹町等地未及抢运的物资，或被撤退的中国军队付之一炬，或被日军夺走。
为了维持对华援助，设在印度阿萨姆邦的美军空运司令部于5月开始飞越“驼峰航线”，但是当月的对华运输量仅为80吨，与原滇缅路每月运输5000吨相比大为减少。此前，罗斯福曾向蒋介石许诺，为中国战区提供100架DC－3型运输机，可现在只有5架。由于运输困难，美国的对华租借物资在途中大批积压起来。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堆积了4.5万吨，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港，还有14.9万吨无法装船。
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美国事实上很难立即向中国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从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的实际表现来看，如果不对这支军队进行重大改革，即使提供再多的美式装备，也很”难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因此，史迪威决心说服蒋介石，首先对中国军队进行整编，而后根据可能的条件向这些部队提供美式装备，这样才能使美国的物资援助发挥实际效用，实现同盟国共同的战略目标。
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史迪威原打算马上飞往重庆，但由于天气恶劣，飞机无法起飞。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天气仍无好转，史迪威心急如焚。
重庆，曾家岩德安里的最高统帅官邸，最高统帅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步。接踵而至的坏消息像一颗颗重磅炸弹，把他不久前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和兴奋炸得粉碎。一脸沮丧的神情比那阴沉的天气还要灰暗。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曾经着实激动了一阵子。他认为，倭国对美、英发动战争，无异于“饮鸩止渴”；而美、英参加对日作战，费不了多大力气，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轻易取胜，他也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他认为，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盟，已成为世界“四强之一”，各国均不能不重视中国在亚洲的重要作用，国际地位的提高，自然会大大巩固他在国内的“领袖”地位。他认为，美英“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而要战胜倭国，则不能不倚重于中国。这样，美国的援助物资也就会源源不断地落入他的手中。
然而，开战近6个月来的事实，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日军的凶猛攻势接连不断，步步获胜，美英等国损兵折将，节节败退。香港的1．5万英军挂起了白旗，新加坡的8万英军放下了武器，爪哇的英美荷联军和菲律宾的美菲联军也先后缴枪投降。美英等国居然让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在《联合国家宣言》上领衔签字，却又不让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同盟国的重大作战行动和租借物资的分配，中国无法直接参与意见。美英等国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都给了英国和苏联，分配给中国的份额仅为1.5％，而由于缅甸作战失败，运输更加困难，这1.5％也几近断绝。
最高统帅愤愤不平，满腹怨气。他原以为可以借用美英的力量对付倭国，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没承想，美英却把中国推到前面，要让他担负牵制倭国的主要责任。在多年的国内政治斗争中，他从未做过赔本的生意；在目前同盟国的复杂关系中，他也绝不愿给别人当枪使。
他坐到桌前，提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拐弯抹角地向美国总统施加压力。他说，由于同盟国的失败和对华援助的减少，中国军队的士气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落过，他本人也第一次对形势感到了悲观。除非美国提供大量的对华援助，否则，中国人对同盟国的信心将彻底动摇，中国的对日抗战也将会“全面崩溃”。他甚至警告说，中国的亲日派分子正准备推翻他的统治，以便单独与倭国媾和。
对于史迪威，最高统帅心中的不满正与日剧增。他之所以请美国人来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并不是想让他们来指挥中国军队，而是要获取美国的援助。他让史迪威去指挥远征军，无非是想让他去和英国人周旋，同时也取悦于美国。没想到，史迪威竟把他的假戏真做，一门心思地去和倭国人打仗，对于争取美国援助远没有他所希望的那么热心。
最高统帅和史迪威，一个在重庆，一个在昆明，两地相隔约700公里，但两个人各自的想法和打算，似乎比这地理上的距离更加遥远。这预示着两个人的重新会面，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严重分歧。
6月2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宋部长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订全称为《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适用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法案所认为及规定之互相援助以执行抵抗侵略战争之原则之协定》，亦称《中美租借协定》。
协定重申“中华民国之防御及抵抗侵略对于美国之防御关系至为重要”，两国政府商定：“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的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工情报提供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根据上述原则，协定签订的同月，中、美政府代表即在华盛顿签署数额为8.7亿美元的《中美租借物资协定》。
6月3日下午，乌云散去，天空放晴，史迪威在昆明滞留了5天之后，终于飞抵重庆。
次日下午，盛夏六月，素有“江南火炉”之称的陪都重庆，骄阳似火，溽暑难当。树叶低垂着头，热辣辣的阳光穿透树枝，将跳跃的光斑撒在山坡、石阶和*坪上。
这是前线噩耗频传的一九四二年。最高统帅站在一间名为“老*屋”的会客厅窗前。
最高统帅威严地沉默着。
客厅里还坐着几位国民政府军政要人。有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上将，军令部长兼副总长白上将，还有从云南回到陪都的参谋团团长林中将、军政部次长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上将、最高统帅的“文胆”陈先生、军委会后方勤务部俞部长、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商上将等。他们或悄悄啜茶，或轻轻摇扇，偶而压低声音交谈几句，唯恐惊扰了最高统帅的沉思。
再过一小时，最高统帅将在黄山别墅宴请刚刚从印度飞来的史迪威将军。
对最高统帅来说，缅甸之战无疑是替英国人干了一件得不偿失的蠢事。他的初衷并非取悦于邱吉尔而是要让罗斯福重新认识和估价中国，以提高中国同美国人讨价还价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最高统帅一种压抑已久的大国冲动，它表明中国人不仅渴望获得更多的援助，而且更渴望恢复昔日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领袖人物并非没有冲动，只是他们的冲动更加隐秘，更带有个人野心和残酷的色彩。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最高统帅偏偏为此丢尽脸面。先期的三个精锐军伤亡过半，武器装备丧失殆尽，二期的三个军也损失很大，仰光不仅没有保住，反而险些让倭国人打进昆明。以二十万大军的征战换来一场令人汗颜的惨败，这真是中国最高统帅始料不及的。
但是，最高统帅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他的天才不在于打仗而在于玩权术游戏。中国远征军的失败无疑更坚定了他对中国抗战抱有的一贯信念：即以一个半壁沦陷的贫弱之国去试图打败一个强大的倭国帝国，那是白痴才会有的可笑念头。
中国不是倭国人的对手，英国人也不行，只有美国人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抗战对于中国来说是场无法选择的赌博，你已经坐在牌桌上，就必须赌下去。因此唯有谨慎下注和聚敛本钱才不至于输得精光。
身后传来窃窃私G，最高统帅听出是何总长的声音。这位总参谋长好像在同商上将讨论倭国东京的歌伎和料理什么的。
最高统帅朝何总长微微颔首，说：“敬之，你把美国人那份东西给他们念一念。”
被最高统帅称之为“东西”的是一份来自大洋彼岸的外交信件。白宫那位权力很大的总统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先生致函最高统帅，除了重申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抗战的态度外，还通知最高统帅，总统准备紧急调遣一百架运输机前往中国运送物资，以弥补滇缅公路被切断的损失。信件最后说，有关援助的具体事宜已经授权史迪威将军来华处理。
白宫的态度十分明确，美国政府不希望看到中国政府因失败而丧失信心，因此决定用增加飞机运输的昂贵代价来鼓舞抗战士气。问题出在白宫将大权授予一个过分自信的美国将军，这就使得最高统帅的心情变得郁郁不乐。因为史迪威恰恰是他最不喜欢的外国人之一。“启予，你把子文的电报念给他们听听。”最高统帅又指着靠门边的商上将说。
“宋外长二日从华盛顿来电称：缅甸失利影响甚大，白宫和五角大楼俱感震惊。美国公众对我抗战的不信任情绪正在增长。考虑到美国国会不久将通过对华援助修正案和对华贷款计划，我国政府对此应予足够重视。另据悉史迪威已拟就反攻缅甸计划，具体情况不详。”
“都说说，嗯，有什么看法？”最高统帅一一扫视众人问。
“莫非史迪威还要组织一次远征军不成？”军政部次长陈上将问。远征军组建之初，总司令一职本来是要选择由陈上将兼任，幸好后来因故未到任，才改派罗上将、杜光亭，为此陈上将至今仍暗自庆幸。
“仗总得要打嘛，不然人家美国人为啥那么大方地给你运装备来？”何总长看了他的死对头一眼，操着浓重的贵州口音说：“再说中国有的是人，只要美国人肯出钱，出枪炮，多装备几个军，到时候怎么打，大打小打，真打假打，就由不得他史迪威了。”
“何部长信不信，史迪威会拿飞机大炮同委员长做一笔交易？”人称“小诸葛”的桂系将领白总长冷笑着插言。
这句话正好触动了最高统帅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但是他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
“白部长，你认为史迪威会提出对正面战场的要求吗？”最高统帅轻描淡写地问。
白总长略一迟疑，立即恭敬地回答：“依我看，史迪威未必有那么大胃口。”
陈上将接口道：“怎么不敢有那么大胃口？不信你把中央军都交给他试试，美国人巴不得把中国都接过去哩。你端人家的碗，就受人家管嘛。”
最末一句话刺激了最高统帅，他不满地瞪了陈上将一眼，厉声说：“辞修怎么说这种话？嗯！前些年抗战，没有美国人的枪炮，我们不是也打过来了吗？我们现在不光是为中国打仗，也是为美国打仗嘛，他们就不该多出一些枪炮吗？”
何总长又不失时机地踢了对手一脚:“领袖之言极是。依我看，我们有美国饭吃当然好，但是受不受制于人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古时候还有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许庶嘛。你如果不想受制于人，自然有办法对付，哪能就被别人牵了鼻子走？比如这次在缅甸，罗尤青一败涂地，就该好好追究他的责任才对。”
罗尤青谁都知道是陈上将派系的人，而且是派系里的二号人物，而杜光亭却是何总长的干将。陈上将好像被马蜂螫了，脸红筋胀，要与何总长论个明白，却被最高统帅制止了。
“我说过，嗯，要精诚团结嘛！国难当头，你们还这样吵来吵去，传出去成何体统，岂不叫国人失望吗？！”最高统帅再次声色俱历地训斥道。其实他对手下的派系活动了如指掌，但是他并不打算消除派系。中国是个派系林立的国家，无宗派即不中国。越是高明的政治家，就越要制造各种派系，并且控制和利用这些派系矛盾为自己服务。
“我还要讲，你们都要牢牢记住。第一，中国有句古话，叫‘以夷制夷’，这是我们老祖宗总结的御悔之道。以美国人之夷治倭国人之夷，日夷岂有不治之理？第二，我早就说过，‘攘外必先安内’这才是最最要紧的东西。你们不要忘了，将来同我们争夺天下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倭国人，是！”